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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奠基、探索、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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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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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奠基、探索、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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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奠基、探索、起步

进入近代后,中国社会陷入了急遽的历史衰变之中,政治和文化双重变革的任务历史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彻底完成政治变革和文化重建,救亡图存依然是历史的主题。经过艰辛的比较选择和激烈的思想交锋,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序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早期革命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历程的重要历史节点,伴随着实践的开拓,思想上的探索初步展开。大革命失败后,逐步觉醒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尝试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起步之旅也随之渐次展开。

一 前期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

发生在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的前期新文化运动,虽然没有直接同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但是,它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主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思想,开启了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和群众思想条件;掀起了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打破了文言文对社会大众思想的控制,形成了新的文体,为社会大众接触文化创造了基础条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培育了一代具有开拓思想、敢于追求真理的青年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极其重要的理论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前期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皇帝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封建专制并没有真正结束,封建军阀统治取代了封建皇帝,但是民主并没有实现。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双重任务都没有实现。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在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在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同帝制复辟的政治实践相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思潮沉渣泛起,尊孔思想甚嚣尘上,保护“国粹”的论调不绝于耳,“定孔教为国教”的呼声响彻中国文化天空,竭力阻止新制度的建构和新思想的传播,文化保守主义冲击着刚刚开始解放的人们头脑,成为中国发展的文化障碍和思想藩篱。必须打破这种反动的文化倒退,掀起思想启蒙运动,才能推动中国思想的进步和政治的变革。

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抵抗这种文化反动思潮的同时,也开始陷入了深刻的理论反思:民主究竟是什么?民主政治是否适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而又反复不定的局面?反思的结论是: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虽然建立了,但是国民的民主共和意识却极度缺乏,新型的民主政治建构必须要有新型的民主理念跟上;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没落,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造;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苟延残喘的思想工具,必须彻底颠覆。他们认为,为民主共和进行理论补课,对广大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彻底清除阻碍民主共和发展的封建主义文化,成为先进思想界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民主主义政治思潮在中国思想界迅速扩展。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就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对此,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文化环境。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一方面,他们对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主义道德文化进行了猛烈攻击,指出这些文化教条是“奴隶之道德”。

这种新文化运动,引进了民主、科学等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潮,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激起了人们争取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情,推动了人们追求科学真理的愿望,掀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破除了长期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主义文化道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扫除了思想障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和群众思想条件。

2.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

新文化运动掀起了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

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认为语言和文字一致的国家,人民“通文者多”,主张改变旧文体,要使文字能够“适用于今,通用于俗”,倡导“我手写我诗”的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自己的文本中创造了通俗流畅的“新文体”论说文。1898年,裘廷梁在上海《苏报》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提出使用白话文的主张。他认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明确提出要“崇白话废文言”。1899年,陈荣衮也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中提出“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的主张。此后,白话报刊、小说等渐次流行,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先导。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以“文学改革”为口号的白话文运动开始了。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提出进行文体改良。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改革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后,以白话文运动为方向的文字和文体改革运动广泛展开,实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字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早期白话文学的杰出代表。

白话文运动虽然表面上只是一场文字改革运动,但是包含着极大的革命性因素,把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推到了语言、文字、文学领域,为先进思想的传播疏通了语言渠道,打破了思想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文字的通俗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新思想、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新的文字和文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会极大地受到文字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大众难以掌握艰涩的文言文,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文化当中,也只能在少数文化人中传播,而不能进入社会大众的思想当中。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字改革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重要的语言条件。

3.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锻造了青年理论主体

新文化运动锻造和培育了一批敢于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主体条件。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成为当时杰出的理论家,他们敢于破除旧的思想藩篱,接受新的文化道德,引导着当时的思想界不断走向思想解放,大量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西方新思想。

尽管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后来发生了分裂,在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中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对开启中国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的文化环境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所开辟和倡导的精神,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理论品格。例如,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不仅热心阅读《新青年》,参加新文化运动,而且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成为当时《新青年》作者群中为数不多的学生作者之一。1917年9月22日,在同蔡和森、张昆弟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已经对陈独秀做出了高度评价:“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这个评价同他两年后在《湘江评论》中的评价大体是一样的,在那时他更明确地提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还像陈独秀那样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摧毁,“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由此,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是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青年》周围迅速地聚集起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青年,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青年理论家队伍,他们在思想理论界开始崭露头角,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他们很快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骨干,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主体条件。

二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奠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来看,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转化和创新,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时代任务的科学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离不开从事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政党及其理论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离不开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觉和成熟,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虽然五四运动并没有真正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它从理论前提、时代任务、理论创新空间、理论创新主体、阶级基础等几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日后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重大历史性飞跃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1.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传播,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无从谈起,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五四运动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成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在思想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从而不断促进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并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

第一,传播和宣传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基本思想,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曾经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十月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十月革命之后不久,李大钊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

1918年7月,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世界历史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章强调要迎接十月革命带来的革命曙光:“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同年11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文中写道:“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个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带动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初,他又在《新纪元》一文中,把十月革命同中国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十月革命这束人类进步发展的曙光给中国带来了光明:

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青年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盛赞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热情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掀起了人民解放的大革命,“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十月革命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这个大潮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普及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的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捷连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作同样的断定。[]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清晰地看到了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思考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他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方向,在热烈欢迎十月革命的同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他指出,“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中国大地上“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奠定了文献基础。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及在此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在此文中,他阐述了唯物史观创立的重大意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科学的一大理论贡献,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为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等等。

在五四运动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杨匏庵也是非常突出的。五四时期,杨匏庵已经逐渐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在广州的《广东中华新报》连续发表了《世界学说》系列文章(1919年7月12日至12月15日,共41篇,4万多字)。《世界学说》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个流派的哲学思想,如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实证论、机械论、观念论、实用主义等;二是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如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摩莱里、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三是重点推介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三文是代表。《马克斯主义》(11月11日至12月4日)重点介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此文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大致成文于同一时期,因此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北李南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留下了不朽的丰碑。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李大钊把他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摘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内容。之后,《新青年》杂志陆续译载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据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该杂志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文等共137篇。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先后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倍倍尔的《傅里叶》一书的部分内容等。此外,北京《晨报》副刊也刊登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部分内容;1919年5月到6月连载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1920年8月,郑次川翻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后半部分,译名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新青年社做出了巨大贡献,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0月,李季翻译、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1921年1月,恽代英翻译、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都是由新青年社出版的。

需要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介绍都是自觉的、主动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形式和重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基础,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没有可供阅读的文本,所谓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第三,创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组织主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组织,如1918年底李大钊、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创立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等创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8年毛泽东等创办的“新民学会”及1920年开办的“文化书社”,1917年10月由恽代英等在武汉创办的“互助社”及1920年初开办的“利群书社”,1919年9月由周恩来等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及《觉悟》杂志,1921年1月由方志敏等在江西创办的“改造社”及《新江西》杂志,1919年王尽美等在济南创办的“励新学会”及“齐鲁书社”等。

这些社团组织和刊物,成为各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和基地,随着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些组织逐步从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宣传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组织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

第四,在思想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初步显示了在思想交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

任何先进的理论和学说都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五四运动前后,诸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一道迅速进入中国,而长期追求救国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时之间迎来了各路神仙,究竟哪一种理论更适合中国,哪一种思想更能够促进中国革命和发展,需要中国人去争论、去鉴别,于是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迅速展开。在论战的过程中,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激烈交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从一种一般性的社会思想上升为中国思想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主流思潮。

经过激烈的交锋,马克思主义日益显示出其科学的光辉,以真理的力量战胜了其他各种不适合中国的思潮。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准确的科学理论。例如,毛泽东就是在这种争论之后,明确提出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是不适合中国的,而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最宜采用。

2.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时代主题和理论生长点

五四运动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时代特征。毛泽东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转变是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民面临着新的时代格局和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历史时代产生了新的时代主题,那么如何来把握这个时代主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任务,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进程也就是不断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征、不断破解时代主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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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前期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
    1. 1.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
    2. 2.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语言条件
    3. 3.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锻造了青年理论主体
  • 二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奠基
    1. 1.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2. 2.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时代主题和理论生长点
    3. 3.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多层次的创新主体
    4. 4.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 三 中共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理论探索
    1.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主体逐步成熟和壮大
    3. 3.马克思主义理论日益走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4. 4.在思想交锋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更加明确
  • 四 八七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蹒跚起步
    1. 1.抓住了土地革命这个核心问题,发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
    2. 2.制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和新政策,引领武装斗争的理论自觉逐步向实践跃升
    3. 3.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开启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历程
    4. 4.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初步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风格
    5.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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