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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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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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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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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较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坎坷与磨难,真假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批判与抗争的交织,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现象。在中国共产党没有独立之前,共产国际总是以看护人的身份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用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干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探索,中国共产党内那些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唯共产国际是从的教条主义者,总是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而占据领导地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因为所坚持的思想、所探索的道路同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不符合而总是遭到批判。中央苏区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和交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这种思想交锋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觉醒和成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和交锋中逐步形成和展开的。

一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并获得统治地位

1929年上半年开始,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发生了资本主义危机,国内新军阀之间发生混战,形势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机遇。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和中央领导对敌我力量的错误判断,形成了“左”倾冒险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全国形势做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胜利。决议基于这种判断提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政权,成为党目前的总方针,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路线。这个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这种冒险主义是错误判断形势下做出的错误决策,很快就在实践中受挫,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能够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清理“左”倾错误,但基本上结束了“立三路线”的统治。之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常。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意,新的更大的曲折很快就开始了。“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没有清算和纠正先前存在的“左”倾错误,反而滋长了新的错误,最后“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这种新的“左”倾路线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本来,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指导召开的,1930年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的信中还加以肯定,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李立三“完全确当的了解自己的错误”,不存在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路线的对立,“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当的倾向,的确这种倾向是具有很严重的性质的”。[]但是,1930年10月底,共产国际执委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改变了先前的判断,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同共产国际路线相对立的路线错误,并批评了瞿秋白和周恩来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又对六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要求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四全会改变中央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

事先得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的王明等人进行小组织活动,力图改变党的领导机关,他们的活动受到了中央批评并给予了处分。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反而更加激烈地向中央领导发难,王明起草了《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个比立三路线更为系统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体系,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系统化形成的标志。

在王明看来,从1930年6月11日政治决议案后,中央政治局内形成了一条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同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每个中共党员都应该努力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认识立三路线的真面目,坚决无情地反对立三路线及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彻底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文章从对革命意义的估计、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动力、革命政权、革命形势的估计等多个方面对李立三进行了批判。认为李立三在估计革命意义这一问题上表现出夸大狂的精神,但讲到革命力量问题时却露出悲观失望的态度,躲藏在“左”倾的词句之下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首先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是从右的方面来取消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李立三把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混为一谈,在直接革命形势这一“左”的词句之下,否认和取消世界的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高潮,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一齐胜利”的“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断送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在批判李立三的同时,王明还对六届三中全会特别是瞿秋白提出了严厉批评。

透过王明充满火药味的口气和满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看这篇小册子的实质:一是站在一个更加“左”的立场批评立三路线,系统阐发了一个更“左”的理论体系;二是完全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斯大林的言论,是一个完整的教条主义代表作,几乎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地认识中国具体国情的内容。王明自己后来说道:

我在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如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阶级等问题的意见,主要地是抄袭1928年党六次大会的决议;对富农问题、职工问题及改组派等等问题的意见,直接是抄袭1929年共产国际关于这些问题的文件;对当时中国形势估计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则是主要的抄袭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及11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央信(指十月来信)。……总而言之,用的是“从决议来,到决议中去”底方法;是“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底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底方法。[]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对这本小册子做出了评价:

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安排下,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为了保证王明能够上台,米夫对会议代表进行了特殊安排。参会中央委员14人,候补中央委员8人;王明、博古、夏曦、王稼祥、顾作霖等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并拥有与中央委员一样的发言权和表决权。王明在会议上极力宣扬《两条路线》的观点,提出必须在全党开展政治斗争,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要用反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斗争干部”、“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米夫在会议上对瞿秋白、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进行严厉的批判,而对王明等人大加称赞,说他们把在莫斯科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改造党的领导,让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干部进入领导机构。会议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王明、沈泽民、夏曦等9人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王明等5人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被王明等人所控制,成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开始。

六届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操控中共中央的典型事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提出了“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对六届四中全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

但是,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相反却使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使“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长达4年的统治,中国革命实践几乎陷入绝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遭遇了严重曲折。

二 赣南会议上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直接交锋

从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开始,毛泽东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也遭遇了多方面的干扰,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湖南省委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指导,都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不同程度的抵制难以完全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总的来说没有受到颠覆性的影响。经过了三次反“围剿”战争,到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已经成熟,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的风格特点等,都已经基本形成了。这一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已经开始结出成果。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央苏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了新的磨难。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后,迅速向各革命根据地扩展,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苏区是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受到的影响也最大。

此前,1930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代理书记。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等人对项英不信任,决定由毛泽东任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4月中旬,中央向中央苏区派来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此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开始在中央苏区逐步贯彻,并日益占领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立探索,不断受到干扰和压制乃至于中断,其个人遭遇也更加坎坷。

1.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全面否定,完全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和苏联经验下达不切实际的指令

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发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对中央苏区和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指示信从巩固根据地和红军、党与政权关系以及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以及教育工作等方面,全面批判和否定了毛泽东、朱德所开创和领导的中央苏区工作。

指示信讲道:“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中央苏区对于工人对雇主的斗争,农民对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贫农雇农对富农的斗争,整个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斗争,还缺乏更宽广度的发动,而每能使之达到极高度的尖锐化”,等等。

对于中央苏区发展问题,指示信一方面根本就不了解中央苏区的发展和红军奋斗的情况,只是在洋房子里面主观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批评毛泽东和中央苏区;另一方面则是固执地按照“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反对毛泽东等坚持的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要求红军必须攻占大城市。指示信批评道:“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至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便是‘疲于奔命’”,从而造成了红军长期的内线作战而很难向外发展。为此,“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

对于分配土地问题,指示信完全不考虑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不考虑中国土地革命的具体特点,而是教条主义地按照“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要求,对毛泽东等探索出来的“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等正确做法指责批判,并提出不切实际的指导:“你们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的态度。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提出“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必须谨严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必须下决心的消灭地主残余,绝对不能使他们仍保有租借权而亲密土地关系,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做苦工。必须加紧雇农、贫农与富农的对抗,而抓紧对中农的联盟,……必须变富农的土地所有,给他坏田耕种,富农的剩余工具要没收”。

对于红军发展问题,指示信完全不考虑当时红军的具体情况,而是完全按照苏联红军规则和共产国际指示批评道:“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和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并按照“城市中心论”的要求提出:“红军的编制要开始适应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红军的战斗力亦应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进,特别要有堡垒战、街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必须依据国际改造红军的主张,逐步应利于大规模作战的编制,而有作战能力,而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

2.中央决议和四号指示电,主观主义地错误估计形势,大力提倡“城市中心论”,要求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致命打击”

1931年9月20日,中央发出了王明起草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不顾客观事实地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是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的正确,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乐观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决议再次按照“城市中心论”模式,要求中央苏区争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或大城市,把苏区扩大到中心城市,红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决议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所探索的正确思想路线和革命道路,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认为这是党内最大的危险,必须给予“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要给予“致命的打击”。

此后不久,1931年10月下旬,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第四号指示电,再次对中央苏区的“错误”进行批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进行主观主义的错误批判:苏区最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党还未能尽一切可能动员广大群众巩固根据地和红军,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苏维埃代表大会久未准备,临时政权组织又取消,忽视工人运动反帝斗争,党内更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这都使阶级斗争的进行遇到困难;等等。

这些指示信、决议、指示电等清楚地表明,远离苏区的中央对中央苏区的情况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完全脱离中国具体国情,只是教条主义地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模式进行主观主义的指挥,一味批评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决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成果全面否定。这充分说明,不按照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地完全照搬照抄国际指示和国外经验,根本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赣南会议上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直接交锋,“左”倾教条主义全面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正确方针

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举步维艰。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在此之前的9月底,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等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中央常委,博古负总责。此后临时中央继续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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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并获得统治地位
  • 二 赣南会议上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直接交锋
    1. 1.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全面否定,完全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和苏联经验下达不切实际的指令
    2. 2.中央决议和四号指示电,主观主义地错误估计形势,大力提倡“城市中心论”,要求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致命打击”
    3. 3.赣南会议上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直接交锋,“左”倾教条主义全面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正确方针
  • 三 宁都会议上开展“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1. 1.赣州战役前后两种马克思主义观在战争指导方针上的交锋,两个战役的不同结果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2. 2.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央的教条主义错误指示断然加以否定,教条主义者表示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最残酷的斗争
    3. 3.第四次反“围剿”决战之际,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前线领导人同坚持教条主义的后方领导人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教条主义阵营开始分化
    4. 4.宁都会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受到更加猛烈的批判,一部分教条主义者开始走上觉醒的道路
  • 四 以反“罗明路线”名义打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
    1. 1.罗明从实际出发向上级提出了来自斗争实践的报告,直接对“左”倾教条主义提出严厉的批评
    2. 2.以反“罗明路线”为旗号,打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者,“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上严重蔓延
    3. 3.批判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打击坚决执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邓、毛、谢、古,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
  • 五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艰难发展并逐步获得认同
    1. 1.在逆境中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战争思想,对反“围剿”战争提出独创性建议,开始初步整理游击战争理论
    2. 2.在领导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初步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探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3. 3.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集体觉醒,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获得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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