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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历史转变中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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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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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历史转变中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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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历史转变中的理论创新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时间并不长,从五大书记在西柏坡会齐算,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即使从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算起,也不过两年时间。西柏坡时期历时虽短,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发展史和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党的历史方位从一个主要领导革命的党转向主要领导建设的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转向建设,中国革命性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在重大实践转变的基础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主体,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四大历史性转变,敏锐地抓住历史发展中凸显出来的新的理论生长点,科学回答了“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怎么样从革命转向建设”、“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等历史性课题,推动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初步形成执政党建设理论和新政权建设理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开创新中国建设的政策体系,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高潮。西柏坡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过去,人们比较多地关注这一历史时期在革命实践进程中的地位,而对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地位论述不多,为此,我们在此辟专章加以讨论。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从根本上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的不同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根据矛盾变化趋势和时代特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实现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西柏坡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前委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领导下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工委在刘少奇、朱德领导下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委在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下,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等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5月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后,根据中央前委指示,重点做好三件大事: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将土地会议开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1947年底,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把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东转移到河北,前委、后委和工委合并。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率中央机关人员、中央后委人员同时抵达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和后委又汇合到了一起,不久毛泽东也到达西柏坡。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入北平。3月23日,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道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会议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老解放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广大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1948年4月30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主要讨论了邀请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等问题。1948年9月8日至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制定了全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根据这个总体要求对战争第三年的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在军事上,继续发展外线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战役;在政治上,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经济上,一方面应尽可能从国统区内取得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生产,开源节流,反对浪费。会议还提出要注重和加强城市工作和工业管理工作,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准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两年,全党同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绝不容半途而废。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提出了促进和组织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和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绘制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为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抓住这个实践飞跃的机遇,全面推动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

1.党的历史方位的历史性转变:从主要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党向主要领导建设在全国执政的党转变

列宁说过:“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意义来讲,还是从现实的政治实践来说,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南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讳言自己要夺取全国政权,并通过自己的执政地位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意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多次局部执政的实践。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领导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开始在白色包围之中进行局部执政的初步尝试。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执掌“国中之国”的“国家政权”,虽然当时的条件有限,但是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制还是基本完善的,并且以一个国家政权的形态领导十几个区域进行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根据地政权建设,长期进行局部执政,不断开拓执政范围,深化执政内容,积累执政经验。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党实践,党始终处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长期奋斗的“在野”的革命党地位,党的中心任务始终围绕着取得革命胜利、夺取全国政权这个主题展开。

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历史即将发生根本性转变,革命斗争即将在全国获得最后的彻底胜利,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长期奋斗的党转变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讲道: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这个宣告,既表达了胜利者对革命胜利的喜悦,同时也提出了即将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必须要做好的思想准备。

2.党的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土地革命前期,针对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还是农村,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甚至演变成为残酷的斗争。毛泽东在后来曾深有感触地讲道:“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

大革命时期,党中央没有真正看到农民、农村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这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革命早期,党中央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结果走不通,最后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主张,走上了先农村后城市的道路。随着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真正成为全党共识,党的工作重心也才真正放到了农村,也正是找到了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毫无疑问,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对于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最终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死板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机械地看待工作重心问题。随着历史条件变化,党的工作重心也要发生重大转变。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抗日战争结束后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因为城市毕竟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工人阶级的集中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当然,这个思考还只是一种前瞻性的设想,要把这种设想变成现实必须具备前提条件。

西柏坡时期,这样的客观条件终于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了一部分重要城市,并将很快占领中国的所有城市。当此之时,城市的重要性愈益显示出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3.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变: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艰辛曲折的救亡图存的革命史。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先后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革命运动,革命成为贯穿在中国近代史的宏大主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接过革命的接力棒,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历经磨难和曲折,但总的来说走的是一条上坡路,在曲折前进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尽管在不同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也领导人民进行了局部的建设实践,但是党的中心任务始终围绕着革命这个主题来展开,因为动荡的战争环境不可能使党有和平建设的条件,更不可能把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来进行。

西柏坡时期,历史开始发生重大转机。中国的革命已经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获得彻底的胜利,国内大规模的战争就要结束,国内和平的实现已经曙光初现。当此之时,和平建设即将成为历史实践的主题,由此,党的中心任务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实现重大的历史性转换,从革命转向建设。

4.中国革命性质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等杰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虽然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在实践上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分开来,并采取了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但直到1939年12月,毛泽东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科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中国革命将要继续向前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目的。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当然,毛泽东清醒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相当地长,不可能一朝一夕便完成。事实正是这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直到1949年初,才基本上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此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问题,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二 在回答重大历史性课题中掀起理论创新高潮

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客观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及时抓住这些理论生长点,全面分析新的矛盾特点,积极回应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认真研究和回答重大历史性课题,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和政策体系,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高潮。

1.积极回应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科学回答“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执政党建设理论和新政权建设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即将发生历史性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一是,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的性质怎么样,国体和政体怎么样,怎样建立这样的新政权,这就是“执什么政”的问题。二是,既然要在革命之后成为一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建设的执政党,那么这个政党要实现什么样的转变,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素质和精神状态,这就是“怎么样执政”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首先自己要弄清楚并要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说清楚,必须做出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回答,以此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形成广泛的全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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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转变
    1. 1.党的历史方位的历史性转变:从主要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党向主要领导建设在全国执政的党转变
    2. 2.党的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
    3. 3.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变: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
    4. 4.中国革命性质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 二 在回答重大历史性课题中掀起理论创新高潮
    1. 1.积极回应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科学回答“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执政党建设理论和新政权建设理论
    2. 2.积极回应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科学回答“为什么要转向城市和怎么样转向城市”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
    3. 3.积极回应党的中心任务转变,科学回答“怎样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新中国建设的政策体系
    4. 4.积极回应中国革命性质转变,初步回答“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历史性课题,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 三 推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育普及
    1. 1.出版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提高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2. 2.编审刊印“干部必读”丛书,推动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3. 3.在国统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
    4. 4.以整党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
    5. 5.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
    6. 6.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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