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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的创造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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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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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的创造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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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的创造性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新型政权建设、国家治理实践和社会制度变革的深度全面展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做出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探索性实践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分析和把握急剧变化的中国具体实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为它补充新的思想成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客体的发展;与此同时,不断更新自己既有的理论认识而实现主体自身的发展,不断在新的实践推动下展开内部和外部的思想交锋并逐步形成思想共识,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启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新的创造性结合,在制度、道路、思想的艰辛开拓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制度保证、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经验教训。

一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借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吸收国外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并努力发扬基层民主、保障广大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为创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积累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总体框架、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的理论创新。

1.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创立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明确提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将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等概念。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讲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各国必须依据自身的情况、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过程而采取具有自身特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为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领导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

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把握程度和对本国具体国情的认识程度。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创建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人民民主专政,形成了在社会主义国体探索方面的独特创新。

在创立之初,人民民主专政就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内涵:第一,制度方向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提出,在中国人民取得胜利之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方向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在这个大方向下合理安排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第二,核心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第三,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我们建立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由谁领导”和“依靠谁”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民主专政被写进《共同纲领》之中;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的国体制度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从那时以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的根本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

2.把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同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结合,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长期革命斗争,就是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高度重视民主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形式。延安时期,毛泽东同黄炎培先生进行过一次著名的“窑洞对”,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通过民主的新途径,跳出历史上存在的“执政周期律”。

黄炎培先生讲道: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对此,毛泽东回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说,实行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来的、跳出执政周期律的崭新途径。

那么,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相对落后的国家,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人民当家做主,怎样才能用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对此必须进行认真思考和回答。新中国成立前夕,围绕着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着力建立一种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政治制度。当时,可供选择的民主制度有苏联的苏维埃模式、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等。那么,中国该选择什么制度模式呢?七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新中国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当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

1949年9月22日,周恩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再次指出: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

这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也有所不同,是完全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创立的独特的政治制度,是实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形式,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成为社会的主人。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成为党中央高度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早在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时,毛泽东就参加会议并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各地都迅速召开这样的会议。在他看来,这是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组织形式,必须认真做好。他指出:

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要求各地迅速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组织召开,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过一年多准备,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从那时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确立下来。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都高度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突出地强调其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重要地位。例如胡锦涛就指出:

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3.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中凝练出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是从特定斗争形式和政治主张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探索建立各阶层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的政权形式。抗战结束前,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纷纷要求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民主政治。1948年“五一”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斗争形式和政治主张,上升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建立起新政权,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治协商制度是否还要继续下去,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和任务如何定位和确定,统一战线工作如何进一步展开,这些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54年12月,毛泽东专门就政治协商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做了深刻阐述: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政协的任务主要包括: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列主义等。对于那些怀疑政协作用的意见,毛泽东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这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协商,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然长久地延续下来,成为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以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政治组织形式。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这种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我国特点的政党制度,“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

4.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的民族特点创造性结合,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制度安排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多民族之间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个特征决定了我国的民族政策既不能实行完全的民族自决,也不能实行完全的民族一律。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是筹建新中国之时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列宁、孙中山等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倡导过民族自决。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否还沿用民族自决的政策,就成为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于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华民族的具体特点,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团结政策,废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探索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少数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民主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了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形成了各民族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民族关系。

在起草《共同纲领》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搞统一的共和国而不是实行联邦制,选择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民族自决。对此,周恩来说过:“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以这个制度选择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民族团结的方向,妥善处理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5.高度重视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问题,为创立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制度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发扬基层民主,保障广大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探索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希望能够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纷纷向政府机构和领导人去信反映情况。人民来信就是人民的声音,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和表达自己诉求的重要方式。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1950年11月,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1951年5月,毛泽东再次指出: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但是,由于历史的、政治的、思想认识的等各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国家的基层民主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有的时候过度强调集中统一,极大地限制了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适当地采用大民主的形式,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现象,不仅没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反倒极大地摧残了社会主义民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的制度才真正得到了确立和发展,并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二 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创立过渡时期理论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工作。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确定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思想。随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迅速展开。经过三年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到1952年底,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较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的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的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的产量为2607万担。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长60%~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在搞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带领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党的建设、社会民主建设等工作。在领导开展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重点论和两点论结合起来,抓住主要矛盾同时解决次要矛盾,围绕中心任务同时解决其他任务,既不把中心任务冲淡又能够合理安排工作,使其他工作得到解决并推动主要工作的完成。

1.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基本共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起来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展开并取得成效后,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开始思考过渡时期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道路的理论探索,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客观实际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开始的,经过了慎重、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反复的理论探讨,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地征询意见,最后才得以完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当年,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毛泽东说得很明确,中国革命的方向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中国近代以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思想已经在党内形成了思想共识。

然而,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详细论述如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和转化的问题:是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首先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不需要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直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当这个过渡时期完成后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新中国成立前面临重大的历史转变,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了一个明确答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党内主要理论家形成了一个基本认同: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张闻天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明确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并阐述了这个社会阶段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前景问题。他指出: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矛盾上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上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普通资本主义社会。[]

刘少奇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主要矛盾,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问题。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其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他讲道:

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占有相当比重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些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也必然要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发生竞争。这种竞争,愈到后来就愈加激烈,并将继续很长的时期。这就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

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刘少奇的观点表示赞同,也讲到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过渡和过渡的时间问题。他在会议总结中说: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提出要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阐述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

1950年6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继续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在很远的将来:

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基本上沿用了先前的思路,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先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待各种条件具备、人民也同意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2.毛泽东率先开始发生重大的思想转变

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农业合作社和少数集体农庄逐步发展起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正在兴起。另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这种经济建设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建设,朝向什么样的目标,怎么来发展,就不能不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思路。这就是要探索中国下一步的社会制度建构的问题,即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什么时候开始过渡,怎么样过渡等。这些实践上的变化和紧迫的任务,促使毛泽东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开始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展开新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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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1. 1.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创立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
    2. 2.把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同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结合,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
    3. 3.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
    4. 4.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的民族特点创造性结合,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制度安排
    5. 5.高度重视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问题,为创立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制度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 二 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创立过渡时期理论
    1. 1.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基本共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起来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2. 2.毛泽东率先开始发生重大的思想转变
    3. 3.在探索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4. 4.过渡时期理论取代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共识
  • 三 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1. 1.以农业合作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2. 2.探索中国特色的私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
  • 四 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发展上的创造性探索
    1. 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
    2. 2.马克思主义成为全社会共识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3. 3.在同错误思潮的交锋中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4. 4.确立意识形态标准,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
  • 五 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又一次创造性结合
    1. 1.明确提出要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新的创造性结合
    2. 2.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正确分析中国具体实际,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重要前提
    3. 3.在新的创造性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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