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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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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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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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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也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向何处去,需要人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同时做出抉择。经过了短时间的矛盾和彷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人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大解放,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理论创新的思想氛围,奠定了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形成了新的理论创新主体;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初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明确了理论创新的发展主题;纠正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批判了错误和反动的文化思潮,廓清了误导方向的思想迷雾,系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了理论创新的政治准则;全面否定了“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系统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度过了精神裂变的危机,避免了神化领袖或割断历史的错误,保证了理论创新的过程连续性、发展继承性和体系开放性。经过这些努力,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新的创造性结合的序幕已经快速拉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始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一 推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奠定了第二次飞跃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离不开具有解放思想意识和能力的理论创新主体,否则两个客体就处于互不联结的他在状态。理论创新主体的生成,必须要实现思想的解放,打破教条主义的禁锢,破除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真马克思主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教条主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乃至窒息了人们的理论创造性,既有的理论创新主体无法发挥理论创新的功能,而新的理论创新主体也难以真正生成。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冲破教条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是实现理论创新主体自我解放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创新主体重新形成的过程。

1.“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其遭遇的抵制

粉碎“四人帮”后,在特殊的政治生态中,中国政治上层出现了一个矛盾和尴尬的现象。一方面在深揭狠批“四人帮”,也就是说要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四人帮”;另一方面却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说在思想上维持“四人帮”产生的社会和理论基础。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明确提出: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

这种矛盾状态引起干部群众的思想困惑,特别是引起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抵制。

消除这种尴尬局面和弥合思想裂隙的办法,要么是放弃错误的指导性理论,回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在政治和理论上同时进入一个新的状态;要么是在推翻一个政治集团的阴谋后进入到新一轮政治延续,以政治的高压保证错误思想继续推行,进一步强化错误理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当时特定政治生态下的高层领导选择了后者。“两个凡是”理论由此推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天的《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刊出这篇社论,社论内文所用的字体也比一般社论字体要大;同日的全国各大报纸也以同样规格转载。可见这不是一般的社论,而是重大思想理论的推出。

“两个凡是”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反映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思想导向,这种导向贯穿在重大决策当中。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讲道: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下去;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这样做。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又提出了“四个坚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坚持反右、反对反“左”,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大会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把粉碎“四人帮”作为“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成果,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两个凡是”、“四个坚持”,把中国人的思想重新禁锢起来。

这种思想导向及其在决策中的贯彻,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禁锢尚未解除。这种思想状况对于中国的发展必然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冤假错案还不能平反,昔日的阴霾还将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共和国还难以迈开现代化发展的步伐。显然,不打破“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不推翻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党没有希望,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希望。因此,“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引起了邓小平等人的深度忧虑和极力抵制。

1977年2月,《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发表后,邓小平就同王震谈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前后,他又明确讲道:“‘两个凡是’不行。”[]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武器来反驳“两个凡是”,在理论逻辑上占了优势,把“两个凡是”归于“不准确的”、“不完整的”的范畴。这是一种理论斗争的技巧。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讲道:

“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而且邓小平反复用毛泽东关于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当时,人们的领袖崇拜心理、对毛泽东的神化问题依然很突出,邓小平直接以领袖为论据来反驳“两个凡是”,增强了理论反击的力量,同时也让教条主义思维难以有效反驳。邓小平关于“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论断,成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掀起思想解放的先导。

2.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思想交锋

长期的政治斗争、动荡的社会环境、禁闭的思想空间,迫使人们谋求新的变革。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已经预示着变革的来临。然而,随着“四人帮”的破灭而来的,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状态,“两个凡是”给人们带来的并不是思想解放,而是又一种思想压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犹豫和彷徨中走上了觉醒之路。来自政治上层抵制“两个凡是”的声音悄然响起,给人们正在觉醒的思想指出了另一个方向,这种思想方向很快就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涉及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究竟什么东西是判断人类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本来这个问题早已得到解决,马克思在1845年就已经提出了实践标准,毛泽东专门写过《实践论》来批判教条主义者拿外国经验或某种权威指示作标准。但是,“两个凡是”却违背了马克思、毛泽东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把领袖的言论作为标准,这当然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一些学者开始撰写学术论文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例如,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短文阐述实践标准,同时中央党校也有学者撰写相关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毕竟,政治上层的思想导向并不是一篇学术短文可以扭转的,必须要靠政治上的推动和群众性的争鸣。

在这种背景下,经过长时间的理论创作和政治准备,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各地报纸也很快陆续转载此文。这篇文章全文分为四个部分:(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突出地强调:“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绝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而要“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颇具针对性地指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

正是因为这种直接针对性及其所涉及的敏感话题,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引发了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论战,并演变成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方面,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对此文提出责难,认为文章有问题,矛头对着毛主席,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并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限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5月12日晚,《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打电话给值班总编辑,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就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对发表此文。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指出,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要求中宣部和有关新闻单位追查此事。18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被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找去谈话后讲道:这篇文章,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他说自己现在也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6月15日,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对该文进行批评,并点名批评胡耀邦。华国锋也感到事态严重,认为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了情况后再作结论,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的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

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反对“两个凡是”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对此文倾力支持。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提出要着重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支持和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当时,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明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6月24日,罗瑞卿指示《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此文被称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和支持下,9月10日的《理论动态》发表《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解放军报》不久公开发表此文。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公开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

政治上层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这种思想交锋,带动着全社会思想的剧烈变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很快就发展起来。

3.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展开

社会性的思想转变,既要依靠来自民众的自发性思考,更需要有思想家的方向引领。在邓小平、罗瑞卿、胡耀邦等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引领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越来越向更大的范围内深入开展,迅速形成了全社会的解放思想的共识。

伴随着政治高层的思想交锋,思想理论界和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6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学术上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和思想疑虑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起到了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相得益彰、相互呼应的效果。7月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着力澄清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上的混乱,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观点。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集160多位理论工作者和有关干部,围绕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代表一致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的检验,就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1978年9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全面展开。在此情况下,思想家的引领力度进一步加大,思想解放的方向也更加明确。此时,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归国后,视察东北三省、河北唐山和天津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被党史学界称为“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他在继续赞扬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同时,越来越把扩大思想解放作为核心问题。他大力号召要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解放思想,来一个革命,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他提出,“两个凡是”违反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

在思想解放的导向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一步扩展开来。新闻出版界很快以积极姿态加入讨论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有650篇之多。这就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一些原来坚守“两个凡是”的报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红旗》杂志的转变就是一例,这个转变在谭震林文章是否发表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来。当时,《红旗》杂志继续坚持“两个凡是”主张,对讨论采取抵制态度。该年5月,杂志提前约请谭震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撰写文章,谭震林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于10月下旬送到编辑部,文章写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杂志总编辑看后主张删掉这部分内容,但谭震林明确表示:文章的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最后,文章送政治局常委定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表态要刊登这篇文章。这样,《红旗》杂志在该年第12期刊发了谭震林的文章,介入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当中。

从1978年8月开始,全国各地领导也开始先后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表态。到1978年12月8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地方和机构还进行补课。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讨论,人们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中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做了思想准备。邓小平在当时及后来多次谈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在解放思想运动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79年7月,他讲道:

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0年2月,他再次讲道: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

4.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扩大,邓小平逐步把问题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引导党和国家致力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思想基础。

在“北方谈话”中,他围绕着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核心思想展开,集中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现在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关键问题,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

这样,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在邓小平的思想深处酝酿成熟,并获得了中央和地方大多数领导的赞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家的这个思想认知进一步转化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共识,并以思想共识推动实践创新。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成为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标志性文献。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

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会议在顺利完成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全会彻底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制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此后不久,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这就是说,经过“文革”结束后几年的矛盾彷徨、思想交锋和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条思想路线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理论家和广大民众,进一步发挥实践创造性,重新恢复并不断激发理论创新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时代正在到来。

二 初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第二次飞跃的发展主题

理论主题的确立是思想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理论飞跃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主题内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形成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但是,这个主题的确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初始阶段经过了激烈交锋和艰辛探索,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个转折同遵义会议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重大转折之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后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正是因为找到了这条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始起步。

1.“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选择

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明确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探索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艰辛探索,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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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推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奠定了第二次飞跃的思想基础
    1. 1.“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其遭遇的抵制
    2. 2.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思想交锋
    3. 3.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展开
    4. 4.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
  • 二 初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第二次飞跃的发展主题
    1. 1.“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选择
    2. 2.“抓纲治国”方略的内在矛盾和实践困难
    3. 3.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酝酿和日益明确
    4. 4.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 三 系统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了第二次飞跃的政治准则
    1. 1.历史转折过程中复杂的思想政治倾向
    2. 2.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思想论争
    3. 3.系统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科学内涵
    4. 4.正确把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解放思想的辩证关系
  • 四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厘清了第二次飞跃的理论前提
    1. 1.厘清和辨析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是一场艰苦的思想考验
    2. 2.确定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
    3. 3.集中党和人民智慧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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