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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达斡尔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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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盛彬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达斡尔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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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达斡尔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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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达斡尔族概况

第一节 达斡尔族历史源流

达斡尔族具有悠久历史,族称“达斡尔”(dahur)是本民族古老的称谓。关于达斡尔族的成文历史,如果按照国内文献所记载,可以上推到清朝初期。最早见于康熙六年(1667)《清实录》中出现的“打虎儿”名称,在清代文献中“达呼尔”是最通用的译写形式,散见于钦定《辽史》《清史稿》《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源流考》《黑水先民传》等历史典籍中。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民族识别,确认达斡尔族为单一民族,并根据达斡尔人的要求按照布特哈方言的语音,确定“达斡尔”为族称。俄国方面的文献记载比中国要早,1639年,当沙俄东进势力的先遣部队出现在上卫特木河的时候,他们从当地的爱文奇人处听到“达乌尔”的名字(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但在《蒙古源流》(卷六)中曾记载,大约在明代万历时期,蒙古扎萨克图土们汗东向攻打过珠尔齐特、额里克特、达奇鄂尔三个部落。日本学者和田清经过研究认为其中的达奇鄂尔就是达斡尔,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应该就是我们所知道见于记载的“达斡尔”名称的最早形式。

清朝以前的达斡尔族历史,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还比较模糊,考证研究大都从对音、相似性方面着眼立论,其中也不乏根据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主观建构的倾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各执己见、众说纷纭的局面。困扰族源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没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字,二是作为确实依据的材料太少,民族的起源以及发展轨迹仅在口口相承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有零星的反映,缺乏系统的记述。再加上达斡尔族生活地域的不断变迁,使探索族源问题步履维艰,很难深入下去。时至今日,确定族源已成为达斡尔族研究工作中十分棘手的问题,直接影响着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历史是通过文字记载,以书籍文献的形式世代流传的,所以现代人可以知道几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用文字书写的史书又是语言经过提炼所陈述的内容,是人类思想、行为的外化形式,归根结底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语言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在其语言中都可以找到特殊的反映。正如苏联历史语言学家阿巴耶夫所说:“民族不是属于生物学范畴,而是属于文化历史范畴。显然,不应把民族的起源了解为人的生物繁殖,而应了解为历史上形成的统一和继承。如果那样,民族的起源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和语言的起源联系起来。民族起源和语言起源是不可分割的。解决民族起源问题而不考虑到语言,就等于在森林里闭着眼睛寻找道路。”笔者在以下的探讨中,将以上述理论为指导,以语言的变迁作为主要线索,以语言为具体的研究手段,通过语言的演变来了解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探寻达斡尔族先民走过的历史发展之路。

一 “达斡尔”词源词义考辨

族称作为确定族群边界的象征符号,具有深刻文化内涵,是民族存在认同意识的重要标识。一个民族的族称必经民族全体人员的认可,才能作为民族的象征被世代延续下来,成为该民族语言中最稳定的成分。因此,对族称的释读应是探讨族源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研究者们在探索中也意识到,探讨族源问题必然要对“达斡尔”一词进行释读。因此,学者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字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精密的考证和研究。目前,因探索达斡尔族族源问题而涉及词源词义的文章就达十多篇,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达斡尔”是自称还是他称;二是“达斡尔”是合成词还是单纯词;三是“达斡尔”一词是达斡尔语还是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以前曾认为“达斡尔”是他称,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趋于“达斡尔”是本民族的自称。对于第二个问题,以往大都认为“达斡尔”是单纯词,现在研究者则大多倾向于是合成词。第三个问题更为复杂,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五种观点,认为“达斡尔”是(1)达斡尔语;(2)索伦语;(3)蒙古语;(4)契丹语;(5)汉语。围绕着这些问题,中外学者对“达斡尔”族称的来源、含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各自观点和见解。下面笔者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经过辨析,认为“达斡尔”一词最有可能来源于氏族、部族名称。

(一)达斡尔族并非黑龙江流域世居民族

达斡尔族很早就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而且居住在建筑精良、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里。这一点从俄国人进入黑龙江流域时的记载就能得到印证。17世纪40年代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目睹了当时达斡尔人的社会发展状况:“结雅河沿岸住着‘耕地的人’——达斡尔人。……他们定居在自己的乌卢斯(村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村落四周是种满大麦、燕麦、糜子、荞麦、豌豆的田地。他们的菜园作物有大豆、蒜、罂粟、香瓜、西瓜、黄瓜;果类有苹果、梨、胡桃。他们会用大麻榨油。他们饲养的家畜数量很多:有大批的马、牛、羊、猪;他们用牛耕田,就像俄罗斯人用马一样。从中国传到他们这里的还有家禽——鸡。到处都可感到中国的文化影响。”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达斡尔族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大多来自中原地区,并非是原产于黑龙江流域的物种,这说明达斡尔人的祖先曾经居住在接近中原的地区,由于受到汉族农业生产技术的影响,已经发展为定居的农耕民族。如果是世居于此的民族,处在寒温带地区的黑龙江流域似无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因为当地物产资源丰富,狩猎畜牧足以维持生计,对农业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由此从当地达斡尔族从事的农耕种植可以推断为是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另外,黑龙江流域很多地域名称并非源自达斡尔语,如历史书籍上经常提到的雅克萨城,该城名“雅克萨”一词就是来自满语(女真语),意思是“涮塌了的河湾子”。此外达斡尔族中有精奇里氏族,是由黑龙江支流精奇里江而来,清初达斡尔族中著名的部落首领巴尔达奇就属精奇里氏族。而精奇里江来源于满—通古斯语名称,为黄江之意。以上地名应为达斡尔族迁入该地区之前就已存在,是达斡尔族迁入该地区后直接沿用了原有的地域名称。由以上分析可以推论,达斡尔族并非是黑龙江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因为外部的政治压力或其他原因,被迫从原来生活的地域迁徙到黑龙江流域的民族。俄国学者也认为:“真正的达斡尔人,在俄国人入侵以前就已经迁移到阿穆尔河(黑龙江)中游。他们精于射箭,种植大麦、燕麦、谷子,有成群的牲畜,他们骑牛骑马。”以上论证都支持达斡尔族外来说,因此“达斡尔”这一族称就不能认为是迁到黑龙江流域以后才有的名称,而是沿袭传统的民族称谓,由此“达斡尔”一词来源于索伦语之说就需要重新讨论了。

(二)对来源于契丹“大贺氏”之说的质疑

关于“达斡尔”一词的语源词义,在众多的说法中,来源于契丹大贺氏的说法历史最长,影响也最大。早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撰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时,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载有达呼尔姓氏,就认为“达斡尔”是由辽朝先世部族名称“大贺”氏转变而来,所以易“大贺”为“达呼尔”。按《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达呼尔意义失考,其音近之字有达呼,满语端罩也;又达呼布,满语令复也。达呼尔究不知何解。”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段话里包含有以下三方面的信息:其一,“达斡尔”并非是由满语而来;其二,当时只是考虑到两者的对音现象,并没有就此展开来说明论证;其三,达呼尔曾作为姓氏而存在过。因为是官修史书,所以,在清代以后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沿袭了这个说法。如黄维翰的《黑水先民传》中称:契丹贵族,与索伦部杂居于精奇里江。魏源的《圣武记》称:黑龙江为辽金旧国,金起混同江,而索伦则辽裔也。但以上著作都没有就词源词义问题展开讨论。

清末民初之时,社会动荡不安,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文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证。郭克兴于1926年出版的《黑龙江乡土录》中不仅认为“达呼尔乃大贺语转,系出契丹皇族”,而且论述了达斡尔非索伦、满洲、蒙古的问题。上面的说法虽然符合语音变化规律,但都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作为支撑。契丹人最初的部落联盟是在唐朝初年形成的,因联盟长是大贺氏,一般把这个联盟时代称为大贺氏时代,它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后来就衰弱下来,到辽时已不见于记载。关于大贺氏的去向,在《辽史·营卫志》中有一段记载:“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早在建立契丹国之前,为了笼络和迁就世为契丹人部落贵族的大贺、遥辇,壮大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将大贺、遥辇与皇族耶律定为同姓。于是这三大家族的后人便全都以耶律为姓,被冠以国姓耶律,从而被纳入耶律家族,成为契丹贵族的核心,史称三耶律。北方民族政权更迭频繁,各个部落经过不断分化与整合,大多不再保留原有的部落氏族名称。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许多古老氏族、部族,时至今日已无从查找其下落。大贺氏一脉作为已经进入国家统治阶层的氏族,经过有辽一代近300年时间的演变融合,还在继续使用原来氏族的名称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三)“达斡尔”源自姓氏(部族名称)

立论要建立在可靠的材料和正确的推理得来的合理解释之上。《契丹国志·族姓原始》中载:“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之地名呼之。”生活在黑龙江流域时期的达斡尔族多依江河城屯地名而得姓氏,当地的人们也习惯于以地域名称来称呼某一氏族。如居住在黑龙江支流精奇里江流域的氏族群体,称为“精奇里”哈拉,以区别于其他的氏族。“精奇里”哈拉如今已经演化为单音节,取汉语的谐音采用了汉字“金”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样的哈拉在达斡尔族中大概有二十几个,随着人口繁衍从哈拉中又分化出莫昆这样的社会组织,如同树枝的生长分叉、细胞的裂变,一个哈拉可以分化出几个莫昆,每个莫昆又都根据自己所居住的地域或特征来命名莫昆的名称,但几个莫昆的成员都知道自己同属于一个哈拉,有共同的血缘祖先。如莫日登·哈拉就分化出几个分支,称为“多罗莫日登”,即七个莫日登之意,全都供奉一个祖先神“莫日登·额特姑”,各个莫昆根据分居地域的不同而有各自的名称。从黑龙江流域迁居嫩江流域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七个莫日登又分化、裂变出不少新的屯落,可见这样的分化、重组节奏相当迅速,人口繁衍、社会组织结构迅速变化的前提条件应是社会的稳定发展。

根据历史文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黑龙江乡土录》《黑龙江志稿》等的记载,达斡尔族中确曾存在过“达呼尔”这样的哈拉,而哈拉怎么会变成一个民族的名称呢?可以这样认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部分生活地域相近称为“达斡尔”的氏族部落由蒙古草原向东北方向迁入黑龙江流域,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古代民族的发展壮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自身的人口增长;二是迁移兼并融合其他部落。达斡尔族的发展也不外乎这两种途径,一是自身的人口增长,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分化、裂变出不同的哈拉、莫昆,但是在古代那样的生活条件下,让人口在短期内迅猛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在抗击外来侵略,共同抵御外辱的战斗岁月中,以达斡尔部族为主力的黑龙江流域不同民族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应该是达斡尔族形成壮大的决定性因素,最后形成的时间大概在17世纪沙皇俄国向东武力扩张时期。到了清初,“达呼尔”作为姓氏(部族名称)还存在于历史记忆之中,最后则被完全融化于新的民族共同体里,经过不断交融、发展,最终演变成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共同称谓。

据《辽史》记载,辽代时期的契丹人不仅在现今的科尔沁、喀喇沁的肥沃河谷地带种植作物,而且还在气候严寒的北方海勒水(海拉尔河)、谐里河(石勒喀河)、胪朐河(克鲁伦河)、乌那河(鄂嫩河)、鄂尔浑河等河的河谷盆地进行大面积的种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版图,囊括了今天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及远东阿穆尔州大部分地区,在北方气候寒冷的海拉尔河、克鲁伦河、鄂嫩河流域都有契丹人、汉人筑城屯垦种植作物,进行农业生产。居住在海拉尔河、克鲁伦河、石勒喀河、鄂嫩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契丹人在辽亡后的去向,史无记载。很有可能这部分契丹人为了躲避草原上的战乱向东北方向移动进入黑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并在该地区延续了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筑城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据《辽史》等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契丹人主要以马匹和貂皮同中原进行贸易活动。在适于农耕的地区,除了黍类、豌豆、大麦、小麦以外,还种植大麻、蔬菜和瓜类。……在契丹人那里,一些瓜类作物都有当地的名称。契丹人的经济并不是单一性的,在他们定居的地区,农业在其经济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记载与俄国人进入黑龙江流域时见到的达斡尔人生产生活方式非常接近,俄国人初次进入黑龙江流域之时所见的达斡尔族社会生活状况,据《苏联通史》记载:“沿阿穆尔河(黑龙江)住着达乌尔人及其同族的部落。十七世纪时,达乌尔人已有很高的文化。他们定居在村落中,从事农业,种植五谷,栽培各种菜蔬与果树;他们有很多牲畜,又从中原运来鸡。除耕种或畜牧以外,猎取细毛兽,尤其是当地盛产的貂对于达乌尔人也相当重要……达乌尔人有设防很好的城市。”“契丹人的特点首先是,大部分当地居民都有定居和筑城的习惯,这种习惯后来为女真人和蒙古人所接受。在蒙古境内,发现了许多契丹人的古城。分布在草原地区的古城,其形制是长方形的(呈东西南北向)。城墙是用黏土夯筑,已经被水冲失的很严重,城门设在每城墙的正中。”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区也发现了大量辽代的边防城遗址,在《古代呼伦贝尔》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古城址的分布情况:“辽朝在上京道的蒙古草原地带建立了静州、镇州、维州、防州、河董城、静边城、皮被河城、招州、塔懒王城等九个边防城市。这是有明确记载的九边防城。在九边防城中,静州即今兴安盟科左前旗公主岭一号城址,静边城在今满洲里市东北,皮被河城即今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甘珠花城址,其余五座边防城皆在今蒙古国境内。……在九边防城之外,见于《辽史》‘耶律世良传’、‘圣宗纪’、‘地理志’中记载的,在今呼伦贝尔境内的城郭还有巨母古城(当即今新巴尔虎右旗扎和庙城址)、辖麦里部民城(即今扎赉诺尔城址)、通化州(当即陈巴尔虎旗浩特陶海城址)等……此外,近些年考古调查中,在今呼伦贝尔市境内又发现了多处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辽代古城址和遗址,如新巴尔虎右旗境内的金马桩城址、黄旗庙城址、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义和乌拉城址、赫拉木图城址、巴彦诺尔城址,鄂温克自治旗境内的辉河水坝城址、辉道城址、辉苏木城址,额尔古纳市境内的珠山城址,扎兰屯市境内的高台子城址、九村城址、王家屯城址、西平台遗址。”这些辽代古城遗址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辽代已有大批契丹人移居呼伦贝尔草原地带从事驻防屯垦,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契丹人熟悉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并且与周边各个民族关系密切,因此辽亡后是最有条件向北迁徙的契丹人。考古工作者在俄罗斯境内也发现了许多达斡尔人在阿穆尔省所建的“带有用黏土夯筑的角楼”的古城遗址,“达斡尔型的城址是八百至一千二百平方米的四方形场地,四周环以土墙和壕沟(常常是两层,有时甚至有三层),有构造奥妙的入口,大多在南面,很少在东面。广场四角耸立着旧的小塔楼的座基,其中西北角的塔楼通常要比其他的大,并且总是向前突出。”另据元代许谦所撰的《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记载:“公四世祖库烈儿,闵宗国沦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远徙穷朔,以复仇为志。”这部分北迁的契丹人集中在今呼伦贝尔北部地区,继续从事反抗金国的活动,现在呼伦贝尔北部的根河地区还有以库烈儿命名的山峰。另外,达斡尔族中世代供奉着“霍列日·巴日肯”(霍列日神),该神可能就来自率部北迁的首领库烈儿。E.帕克《鞑靼千年史》中也说:“当满族人征服中国和蒙古的时候,他们认为阿穆尔河地区的索伦人是契丹人(十至十二世纪,大辽王朝的建立者)的后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达斡尔人自己也声称是契丹人的后代。”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些北迁的契丹人可能就是当今达斡尔族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达斡尔部族,吸收了一部分乌古迪烈人、汉人,以及当地的室韦人、女真人、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等,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在抗击外来侵略中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四)“达斡尔”词义解析

将历史上蒙古文、满文、汉文文献中所记载的达斡尔族称进行相互比对,发现“达斡尔”称谓中基本不变的是“Da”“R”这两个音节,而其中的“Hu”音则有不同版本的音变形式,主要有“U”“O”“Wu”音的变化,经过对不同地区达斡尔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上述差异是由地区方言与连读、快读所导致的语音脱落等原因造成的。经过上述分析比较,笔者认为“达斡尔”这一民族称谓是由三个词汇组成的合成词,它们分别是“Da”“Hu”“R”,这三个词汇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下面对它们分别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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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达斡尔族历史源流
    1. 一 “达斡尔”词源词义考辨
    2. 二 契丹语、汉语合璧诗考释
    3. 三 语言接触与达斡尔族社会文化发展
  • 第二节 达斡尔族分布状况及自然环境
    1. 一 布特哈群体
    2. 二 齐齐哈尔群体
    3. 三 海拉尔群体
    4. 四 新疆群体
    5. 五 瑷珲群体
  • 第三节 达斡尔族萨满教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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