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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9世纪末:大野泽向梁山泊转变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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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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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9世纪末:大野泽向梁山泊转变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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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9世纪末:大野泽向梁山泊转变之趋势

第一节 5世纪初前大野泽湖体的扩大

一 “瓠子河决”对大野泽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大野泽一直都是作为黄河支津的济水河道的一部分——济水在流经荥泽之后,又流入大野泽,然后再从大野泽东侧流出,汇入大海。进入秦汉时代以后,这种情形渐渐发生了改变。第一个重要事件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的“瓠子河决”。该事件的直接结果,便是黄河干流开始对大野泽发生直接影响。汉代典籍对这次重大的黄河决口事件予以了关注,《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都记载说:“元光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汉书·孝武本纪》也有“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的记载。

“瓠子”在今河南濮阳的西南,黄河在此地点决口,大溜东南,直奔大野泽,居然冲出了一条新的河道,即汉代的瓠子河。对于决河之后朝廷的处理措施,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只是说:“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河渠书》则记载得非常详细:

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在被汉武帝派去堵塞决口的两位官员中,汲黯就是东郡濮阳(西汉的濮阳县治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人,所以对黄河决口附近的地理环境比较了解。郑当时是陈郡(今河南淮阳县)人,时任大农令,是西汉知名的水利专家,曾向武帝建议“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被武帝接受。渭渠修成后,不仅解决了首都的漕运难题,还使沿渠百姓甚得灌溉的便利。尽管武帝用人得宜,但因这次黄河决口太大,据《孝武本纪》载,冲出来的瓠子河“广百步,深五丈”,所以一时很难彻底堵塞。当时,武帝的舅舅、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他的俸邑“鄃”(西汉故城在今山东省平原、夏津二县之间)位于黄河北岸;黄河向东南决口以后,“鄃”反而可以免受水患的威胁。在个人私利的驱使下,田蚡以“天事”之说向武帝进言,认为不可“以人力为强塞”。武帝采纳田蚡等人的意见,不再对决口处进行堵塞,于是泛滥的河水顺着新冲出来的瓠子河河道向东南流,汇入大野泽,长达24年之久。

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终于下决心处理黄河决口的问题,“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武帝亲临决河处,“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这次堵塞决口的工作异常艰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连司马迁本人也参与了挑柴(“负薪”)的行动,终于得以“塞瓠子”,并“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作为治河工程的亲历者,司马迁不由感叹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由此可知,他正是因为从瓠子河决中感受到水的“利害”,才产生了写作《河渠书》的动机。

关于这条曾经存在了二十多年的“瓠河故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详细的记述:

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县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又东迳咸城南……瓠子故渎又东迳桃城南……瓠渎又东南迳清丘北……东至济阴句阳县为新沟……瓠河故渎又东迳句阳县之小成阳城北……瓠渎又东迳垂亭北……瓠河又右迳雷泽北……瓠河与濮水俱东流……瓠河又迳阳晋城南……瓠河又东,迳黎县故城南……瓠河又东迳秅县故城南……瓠河又东迳郓城南……瓠河自运城东北,迳范县与济、濮枝渠合……又北与将渠合,又东南迳范县故城南……瓠河故渎又东北,左合将渠枝渎……

熊会贞的《水经注疏》根据《汉志》的记载,断定“羊里水即瓠子河之别称”。按郦道元的说法,瓠子河从今河南省濮阳市的西南由黄河分出,东南流经濮县、鄄城,至郓城南分为两股:一股东南流,入大野泽;一股折向北,经梁山西、阳谷东南,至阿城镇东,再折向东北,经茌平南,东流注入济水的第四段(即从大野泽中流出,汇入大海的那段济水)。从公元前132年决口,到前109年堵塞之前,黄河的河水一直经瓠子河道流入大野泽;同时,在济、濮之间泛滥不定的洪水也不断汇入大野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野泽水面的扩大。对此,史料中留有清楚的证据。

上文提及,司马迁乃是“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他所说的“《瓠子》之诗”在后世文献中又名“瓠子歌”“瓠歌”,指的是元封二年汉武帝御驾亲临濮阳的治河现场,“悼功之不成”所作的两首诗。由于《瓠子》诗是汉武帝的御作,同时又涉及许多当时的史实,所以向来被当作重要的史料。《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和《水经·瓠子河注》都对两首诗进行了完整的收录,文字相同。

原诗其一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其二曰: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陨竹林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这两首诗在描写水患的严重程度时,记录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地理要素。第一首诗中“吾山平兮钜野溢”一句,三国时期仕魏的学者如淳注曰“瓠子决,灌钜野泽使溢也”,反映了大野泽的湖体因瓠子河决而得到扩展的事实。另一句“功无已时兮吾山平”,记录了关于大野泽水面范围的关键信息,值得我们进行一番考证。对“吾山”一词,杨守敬在对这句诗的《疏》中说“吾山亦曰鱼山”。郦道元在《注》中也说:“马颊水又东北流,迳鱼山南,山即吾山也,汉武帝《瓠子歌》所谓‘吾山平’者也。山上有柳舒城,魏东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终焉之志。及其终也,葬山西,西去东阿城四十里。”南朝史学家裴骃作《史记集解》时,引用了东晋徐广(352~345)《史记音义》中的说法,曰“东郡东阿有鱼山,或者是乎?”王国维在《兮甲盘跋》一文中则进一步说明了“古鱼、吾同音,衙从吾声,亦读为吾”。对于整句诗,陈桥驿的解读为:“治河永无尽时呀,连吾山也掘平!吾山掘平呵,钜野洪水溢。”如果进行慎重的分析,就会发现“为治河从吾山取土”的说法很值得商榷。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治河工地与鱼山之间的距离。该次治河工程的核心内容并非修渠或引流等,而是不计一切代价将决口堵塞。也就是说,武帝亲临瓠子,汲仁、郭昌指挥数万人,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塞瓠子决”,堵住了位于今濮阳市西南的“瓠子河口”,治河工程也就宣告完成。而鱼山坐落于东阿县城东南20公里处,紧邻黄河北岸,属泰山西来余脉的一部分,今日的海拔只有82米。其山名自汉魏以来未曾变动,而位于其西麓的曹植墓,更是准确定位古“吾山”之所在的地标。从瓠子所在到鱼山,直线距离足足有150多公里(请参见图2-1);换句话说,即便需要开山取土来堵塞瓠子决口,考虑到当时的交通和运输条件,决策者怎么会下令兴师动众,跑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取土呢?

其次需要注意当时治河所用的工程材料。司马迁所记的“负薪塞宣房”和“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只强调了“薪”字。《汉书·沟洫志》则更清楚地记载,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黄河在馆陶决口之后,河堤使者(汉廷为黄河特设之专官)王延世主持堵口,采用的技术手段是“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由此可知,汉代治河堵决时所采用的工程材料,主要是竹、木、草和碎石等,不存在从鱼山大量取土的可能。濮阳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王培勤长年关注濮阳史地问题,据其两次实地考察,今濮阳县西南10公里、后寨西北1公里的四大龙王庙西侧一带,便是武帝时堵塞瓠子河口的现场。当地群众在此打井至地下12米深时,发现有大量竹竿、木桩和柴草,庙东高岗下亦挖出数量惊人的木料。王培勤的发现,正与《汉书》中的记载高度吻合。也就是说,治河之时大量需要的不是“土”,而是“薪”——对此,司马迁还记载说,当时濮阳所在的东郡百姓日常取暖、炊煮所用的主要燃料是干草,自然环境中存在的薪柴很少,所以卫地名园“淇园”的竹子都被砍掉了,以充作填河的材料。他笔下的“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正与武帝第二首《瓠子》诗中的“陨竹林兮楗石菑”一句相呼应。《水经注·淇水》引用了《诗经·淇奥》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一句,并解释说:“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可见,古卫地淇水有大量的竹子,对于填河来说是容易砍伐、数量又很丰富的材料;汉魏以后气候发生变化,竹子的分布区逐渐南移,到郦道元时,淇水一带的竹林已经消失。“淇园”在今天的淇县,离瓠子河决处最多不过四五十公里,从距离上而言,相比鱼山而言要方便得多。这一点尤其证明陈桥驿的“鱼山取土”之说缺乏说服力。

既然如此,《瓠子》诗的“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一句究竟该作何解?裴骃《集解》中有一段话:“‘吾山平’,如淳曰‘恐水渐山使平也’。‘柏冬日’,徐广曰‘柏犹迫也。冬日行天边若与水相连矣’。骃按《汉书音义》曰‘钜野满溢则众鱼沸郁而滋长也,迫冬日乃止’。”事实上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这句诗的完整解释应当为:“钜野泽承受洪水之后水面大涨,连东阿的吾山之下都成了水乡泽国。泽中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鱼,一眼望过去,水面无边无际,仿佛已与天空中冬日的太阳连成一线了。”

汉武帝诗中“钜野溢”的“溢”字,清楚地表明了大野泽在承纳长达24年的瓠子河灌注之后,水面显著扩大的情形。湖水所及的“吾山”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参考坐标,在今天的东平湖北岸再往正北6公里的位置,与梁山县的梁山主峰直线距离为43.4公里,与巨野县北部县境之间的距离大约为80公里。公元前109年,大野泽居然向北漫溢到了如此远的距离。

此外,“齧桑浮兮淮、泗满”一句诗,也隐含了丰富的地理信息。“浮”字当作何解?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的一次黄河溃决,云“河决郓州王陵埽,浮钜野,入淮泗”。后世文献中有不少沿用了这一描述,如清人钱仪吉也说“宋时,咸平间决郓州,浮钜野”。在本书的“绪论”部分已经讨论过,“浮钜野”,乃是钜野泽被泛滥的黄河河水大量灌注之义。“浮”字后接地名的句式在《禹贡》中见得极多,顾颉刚认为“浮”的意思是“可以行船”,比如“浮于……达于……”就是指“从这条水转入另一条水”。按照此说,“齧桑浮”可以被理解为“(在洪水的灌注下)齧桑变成了一片泽国”。

那么,作为汉武帝《瓠子》诗中提到的另一处重要地点,“齧桑”能与“吾山”一样,被看作大野泽湖面四至的参考坐标吗?对此,需要进行谨慎的考证。杨守敬在《水经注疏》里引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齧桑亭在沛县西南”。1971年,江苏省沛县栖山镇政府开山采石,发动民工掘山皮卷土,结果在栖山北坡偏西处、地面以下约6至7米的位置发现一座八角形的建筑物,砖砌的墙在周围环合,四角有孔洞(门窗所在),后经考古鉴定,为汉初所建的齧桑亭。在现代地图上看,齧桑亭遗址东距南四湖的西岸24公里,北距鱼山178公里。如果在“齧桑”与“吾山”之间画一条线,则今梁山、巨野、郓城、嘉祥、汶上、金乡等县区全都被包括在了大野泽的湖体之内;也就是说,如果把“齧桑”作为公元前109年大野泽南部边界的坐标,那么其湖面面积将达到五六千平方公里(见图2-1)。但笔者认为这并不符合实际。理由有三:

图2-1 以《瓠子》诗中“齧桑”与“吾山”为坐标得到的公元前109年大野泽一度达到的范围

第一,《汉书·地理志》“山阳郡·巨野”条云:“大野泽在北,兖州薮。”如果元光三年(前132)河决之后,大野泽面积真的如此巨大,班固必然不会只将“大野泽”记在“巨野”县的条目之下,并称之为“兖州薮”。

第二,武帝《瓠子》诗中,“吾山平”与“钜野溢”是在同一句里出现的,因此“吾山”作为“钜野”四至的坐标没有什么问题。而“齧桑浮”与“淮、泗满”在同一句里,很可能只是描述从公元前132年到前109年间,决堤之后的黄河河水在济、濮、淮、泗之间决溢摆荡,令大批州县罹患洪灾的情形。

第三,与图1-4中史前时期大野泽的最大边界相比,以“吾山”与“齧桑”作为参照坐标画出的大野泽过于巨大,显得很不可靠。需要注意的是,图1-4是从大汶口时期到商周的两千多年里,大野泽可能达到过的最大边界。而战国中期以后,人类开始大规模筑堤,对黄河的控制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作为黄河(以及黄河的分流古济水)滞洪湖的大野泽应当比人类未筑河堤之前面积要小。即便考虑到汉武帝时大野泽长期受到黄河直接灌注,这一点也依然是成立的。

因此,“吾山”作为汉武帝时大野泽面积的坐标是可行的;而关于“齧桑”,我们只能认为是在瓠子河决被成功堵塞住之前,或许大野泽的湖面与溃溢不定的洪水连在一起,曾经一度扫荡到了今江苏沛县西南的位置。

综上所述,从公元前132年黄河在今濮阳市西南决口,到公元前109年河堤被修复,黄河以瓠子河道直输与平地溃流的方式,为大野泽补充了大量的水源,湖面扩大后的大野泽北岸一度达到了今东阿县南境的位置,鱼山所在也成了湖体的一部分。这是有史以来关于大野泽四至的第一份文献记载,其中涉及的地理坐标正是由亲临治河现场的汉武帝本人提供的。

但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黄河长达24年的泛流与直接灌注在增加大野泽面积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在大野泽的湖盆里沿着瓠子河入湖的方向不断淤淀。因此,古代学者在论述大野泽的湮没时,都把“元光河决”视为可考的黄河泥沙淤积大野泽湖盆之始,以胡渭《禹贡锥指》为代表:

汉元光三年,河决濮阳瓠子,注钜野,通淮、泗。后二十余年始塞。自是之后,五代晋开运初,宋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宁十年,金明昌五年,河皆决入钜野,溢于淮泗,或由北清河入海。自汉以来,冲决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旧。逮元至正四年,河又决入此地,巨野、嘉祥、汶上、任城等县皆罹水患。及河南徙,泽遂涸为平陆,而畔岸不可复识矣。

民国时期,顾颉刚在为《禹贡》中的“大野”写注释时,也沿用了胡渭的说法:

自从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濮阳瓠子注巨野,下迄五代,晋开运、宋咸平、天禧、熙宁、金明昌、元至正,决入者凡六次,大野泽遂涸为平地,今已不能见其遗迹了。

在“元光河决”未被堵口的24年间,大野泽的湖盆究竟淤积了多少?汉代文献中虽然没有记载,但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信息。继1971年齧桑在江苏省沛县栖山镇栖山北坡被发现后,1976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栖山北坡陆续发现了9座汉代墓葬。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汉墓与先前发掘出的汉初齧桑亭位于同一高度。按照考古规律,同一时期、同一平面的亭台建筑应比墓葬稍高,即应有地下地上之别。对此,唯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在瓠子河决的24年之中,由于黄河曾多次决灌至江苏沛县的位置,洪水所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在栖山的山坡上淤积;后来的汉代墓葬乃是在被垫高后的坡地上开挖、修建的,所以竟与原先建在地面以上的齧桑亭到了同一高度。

同理可知,“瓠子河决”期间,黄河在济、濮之间泛流,也必定使二水的河床严重淤淀——这一点不仅与后来济水的断流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也间接导致了5世纪后大野泽湖体的逐渐缩小。彼时济水淤淀的情形,虽然在汉代史料中缺乏相关记载,但后世的文献中却保留有大量的相似证据:在元丰四年(1081)的河患中,黄河与御河(永济河)、胡卢河、滹沱河合流,之后仅仅一年,黄河所携带的泥沙就导致御河完全淤填,“全无漕运之用”。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济、濮二水在承受黄河24年的反复决灌之后被淤填到了何种程度。

至于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冲出的新河道“瓠子河”,郦道元记载说:“……自宣防已下,将渠已上,无复有水。”熊会贞解释说:“上文云,永平十二年,王景筑隄,自荥阳东至千乘,一千余里。瓠子之水,绝而不通。则宣防下、将渠上,在东汉明帝时已断流。”他所提到的王景治河发生在永平十二年(69)夏天到次年(70)夏天之间,之后瓠子河因为失去水源而完全干涸。黄河顺着瓠子水道直接注入大野泽的时期也随之暂告结束,济水再次成为大野泽的主要入湖径流。

二 补水充足时期的大野泽

汉武帝时期的治水工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是暂时性地堵住了黄河南犯淮、泗的水道。武帝太始年间(前96~前93),“自宣房既塞,河复北决于馆陶”。不久后,黄河又进入了一个泛滥决溢的高峰期:元帝永光五年(前39),“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成帝建始三年(前30)秋,“大水,河决东郡金堤”;成帝河平二年(前27),“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鸿嘉四年,前27)渤海、清河、信都河水盆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成帝永始二年(前15),“梁国、平原君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历哀帝、平帝、王莽与光武数朝,尽管河患日益严重,但政府几乎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河防工程上始终没有足够的作为。其后果之一就是,不仅黄河的干流频繁决口,连作为黄河分流的济水、汴渠等也泛滥成灾。东汉建武十年(34),阳武令(县治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东南)张汜终于上奏说:“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就在光武帝征调河工,着手治河时,浚仪(县治在今河南开封市)令乐俊又进言说:

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益须平静,更议其事。

乐俊前半段话的逻辑似有问题:汉武帝时的人口比现在多,遭受河患之苦的百姓数量也比现在要多;既然武帝都放任决口存在了二十多年,我们现在又着什么急呢?但无论如何,光武帝最终采纳了乐俊的意见,在位期间未再治河。黄河久而不修,导致水灾越来越严重。到了汉明帝在位(57~75)的后期,“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终于,明帝在永平十二年(69)决心整修汴渠,并召见了王景。王景向明帝陈述利害,获得明帝的信任,“发卒数十万”进行治河,工程耗费“以百万亿计”,于次年夏天取得成功。(见图2-2)

图2-2 东汉王景治河(69~70年)前后的大野泽地区水道情况

班固在《明帝纪》中也记载了王景治河的伟大功业。在描述受灾地区的状况时,用的也是“兖、豫之人,多被水患”的说法。他在描述治河的成果时,则说“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年的一百多年里,作为“兖州薮”的大野泽一直位于黄河泛滥决灌的中心区域,频繁承纳洪水,所以湖面依然非常宽广。

此外,由地表径流注入湖中的水源充足,是大野泽能维持广大湖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王景治河之后,瓠子河彻底断流,大野泽又回复到“为济、濮二水所汇”的状态。济水的情况前面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濮水又称“濮渠水”,河道状况比较复杂,上下游各有两支,形状大体呈一个横过来的“乂”字,在不同时期,或此通彼塞,或此塞彼通,因此《汉书·地理志》、《左传》杜预注、《水经注》等文献对其的记载有很大差异。濮水上游的两条河道中,一支是黄河的分流,《水经注·河水五》说河水“东至酸枣县西,濮水东出焉”;《水经注·济水》也说濮水“受河于酸枣县。故杜预云:濮水出酸枣县,首受河”。其中的“受”字很关键,熊会贞考证云:“《左传·哀二十七年》杜《注》作傍河。《释例》水名内,亦作傍河,然隐四年孔《疏》引杜说作受河,与此同。‘受’字是也。”酸枣县故城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15里。濮水上游的另一支则是在河南封丘县西,由北济分出。在濮水水源充沛的时期,上游的两支曾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合流,东流经长垣县北至河南滑县南,此后又分为两支,一支经今山东省东明县东北、菏泽市牡丹区西北,到牡丹区东北又流入北济;另一支则大致经东明县南,又东经牡丹区北注入大野泽。总体上来说,上游的两支并行畅流的时间较长,但下游的两支却近似于此存彼亡的关系,正如谭其骧曾指出的,“春秋时期,濮水由河南封丘,经长垣,鄄城南,郓城南,折向北;而东汉时期,濮水于郓城南入钜野泽”。郦道元所记载的,正是濮水在东汉时期的故道,即《济水注》所说的“(濮水)又东,入乘氏县,左会贞濮水,与济同入钜野”;《说文》中的“濮水出东郡濮阳南入钜野”亦是同理。根据方志学者的研究,清初濮州境内的崔家楼、临濮集和富春集一带的东无名河,以及濮州南时家寨、孙村集和鱼骨集一带的西无名河,就是濮水下游两支的故道;两条无名河在清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时淤平,现已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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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5世纪初前大野泽湖体的扩大
    1. 一 “瓠子河决”对大野泽的影响
    2. 二 补水充足时期的大野泽
  • 第二节 5世纪末至7世纪初大野泽湖体的缩小
    1. 一 济水的断流过程及其对大野泽的影响
      1. (一)《水经注》关于6世纪初济水已彻底断流的记载
      2. (二)济水作为大野泽主要水源彻底断流的原因与时间
      3. (三)《水经注》对6世纪初大野泽湖体缩小、湖盆被分割的记载
    2. 二 荥泽的存在与湮没对大野泽的影响
      1. (一)“济清河浊”与“济水与河浑涛东注”:荥泽对大野泽泥沙淤积的减缓作用
      2. (二)作为济水“沉淀池”的荥泽湮没之时间及原因
      3. (三)荥泽湮没后济水的“时通时塞”与彻底断流
    3. 三 对4至5世纪“开石门”“凿钜野”史料的解读
  • 第三节 7世纪末到9世纪末大野泽湖体的复涨
    1. 一 7世纪中叶后黄河决溢次数增多对大野泽的影响
    2. 二 7世纪末湛渠疏浚对大野泽的影响
  • 第四节 大野泽向梁山泊转变的地理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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