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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半个世纪的“幸福感悖论”:缘起、争辩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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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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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半个世纪的“幸福感悖论”:缘起、争辩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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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半个世纪的“幸福感悖论”:缘起、争辩与证据

第一节 引言

“幸福感悖论”,又称“收入-幸福感悖论”、“伊斯特林悖论”,是由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于1974年提出的。在这篇题为《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生活?——一些经验证据》的开创性论文中,伊斯特林说明撰文的目的是为“再思国家经济增长对民众福祉改变的意义”提供经验证据(Easterlin,1974)。他创新性地使用调查中的幸福感作为社会福祉的测量,展示了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在一国内部短时间内、国家之间以及一国内部长时间内几个层面上不一致的关系,将“短期内,越富有越幸福,但长期内,更富有却并未更幸福”的现象称为悖论,并提出社会比较、经济发展的阴暗面以及权力的不均等分配等可能的解释(Easterlin,1974)。这篇文章开启了近半个世纪学界对于经济发展与民众福祉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是否存在“幸福感悖论”?如何解释“幸福感悖论”?显然,任何解释理论都需要首先验证“幸福感悖论”实质上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建构或统计假象。“幸福感悖论”的核心是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在短期和长期内的不一致。所以,验证该悖论的分析策略也分为横截面数据分析和长期数据分析两部分。迄今为止,研究者在横截面数据结果上的看法较为一致:在个人层面,收入越高,幸福感就越高(Appleton and Song,2008;Dolan,Peasgood and White,2008;Wang and Vanderweele,2011);在集合层面,国家经济越发达,平均幸福感就越高(Diener and Biswas-Diener,2002)。但基于长期数据的分析结果则充满争议:有些研究证实了“幸福感悖论”,发现在长时期内,经济变化与幸福感变化没有显著相关关系(Easterlin,1974,1995,2015;Easterlin et al.,2010 );另一些研究则表明,在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确会提高整体幸福感,因而“幸福感悖论”可能并不存在(Sacks,Stevenson and Wolfers,2013;Stevenson and Wolfers,2008;Veenhoven and Hagerty,2006)。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et al.,2012)通过分析1990~200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数据,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但幸福感下降”的结论。相反,刘军强等(2012)通过分析将近十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基于正向且显著的年份哑变量的影响,得出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居民的幸福感有所提升的结论。遗憾的是,以上研究均并未直接检验“幸福感悖论”,因为缺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测量,也没有使用合适的长期模型来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与幸福感变化之间的关系。

本章旨在通过分析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检验“幸福感悖论”,我们将同时关注在短期和长期背景下财富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跨国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框架 (Veenhoven and Hagerty,2006;Stevenson and Wolfers,2008;Easterlin Stevenson and Wolfers,2010;Sacks,Stevenson and Wolfers,2013),我们将着重考察省级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平均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选择以省份作为分析单位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差异很大(Kanbur and Zhang,1999),并不适合将全国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来考量。此外,与跨国研究相比,考察一个国家内的地区差异也有效地排除了文化历史背景以及政治制度安排对各国“财富-幸福感”关系的混淆性影响(Helliwell and Putnam,2004)。最后,与已有关注个人收入对自身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不同,本研究的关注点更加宏观,着重考察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感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探讨整体的经济增长能否提高全体民众的福祉,由此为经济福祉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关系提供在中国的经验支持。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半个世纪的“幸福感悖论”:缘起、争辩与证据

伊斯特林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提出,社会进步包括经济福祉和社会福祉两个面向,他认为这两者的发展未必完全一致,该论点的支持证据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微弱关系(Easterlin,1974)。在这篇文章中,伊斯特林首次提供了系统的经验证据,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的存在: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然而对于1946~1970年的美国,更高的收入却没有带来全社会的幸福感水平的提高。简言之,“幸福感悖论”就是(个人或国家的)财富与幸福感在短期内的相关程度大于在长期内的相关程度。对该悖论的解释与杜森贝利(Duesenberry)的相对偏好理论有关,人们的福利取决于个人消费水平与他人消费水平比较下的相对水平。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个人消费水平的同时,也强化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规范”(consumption norm),因而个人的相对消费水平并没有变化,于是便出现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并不能提高社会整体幸福感的现象(Easterlin,1974,1995)。

以伊斯特林的研究为起点,对是否存在“幸福感悖论”的讨论逐渐聚焦在长期数据分析结果上,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变化与幸福感变化的关系如何。一些研究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的存在。例如,伊斯特林通过比较人均GDP和平均幸福感在几十年间的趋势发现,无论对于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在经济有明显增长的同时,幸福感基本上维持不变(Easterlin,1995)。同样地,其他基于美国的研究也发现,在同一经济增长时期,幸福感没有变化或只经历了很小的变化(Oswald,1997;Diener et al.,2000;Kenny,2005)。

另一些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哈格蒂和韦胡文使用世界幸福感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中21个国家的幸福感记录和世界银行的国家人均GDP数据,通过计算前一年GDP与当年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在7个国家中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得出结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会提高平均幸福感水平,而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在更贫穷的国家更显著。此外,上述两位学者还使用更长期的数据和多种幸福感测量(Hagerty and Veenhoven,2003),得出人均GDP与幸福感有微弱的正向相关关系的结论(Veenhoven and Hagerty,2006)。斯蒂文森和沃尔夫斯(Stevenson and Wolfers,2008)使用在当时涉及最多国家和跨时最久的数据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人均GDP都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特别是基于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之间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学者强调绝对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提升有重要作用。该结论也被最新的研究证实(Diener et al.,2013;Easterlin,2015;Sacks et al.,2013;Veenhoven and Vergunst,2014)。

以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来自幸福感测量、样本所涉及的时期长短、财富的测量和分析方法的差异。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et al.,2010)总结了持续近四十年的争论后指出:“‘悖论’的本质是横截面结果和时间序列结果的不一致。”而鉴于横截面结果已基本取得共识,需要严肃对待的是时间序列结果。在回应已有的时间序列结果对悖论的挑战时,伊斯特林(Easterlin et al.,2010)特别针对斯蒂文森和沃尔夫斯(Stevenson and Wolfers,2008)的分析提出了区分“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的重要性。尤其对于诸如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社会,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幸福感,都通常显示出U形变化趋势,而短期分析更可能只涵盖上升期或下降期,因而得出人均GDP与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为了避免以偏概全,伊斯特林建议在考察长期关系时,所使用的长期数据的跨度最少为10年。

从1974年提出“幸福感悖论”起,检验证据就涵盖了三个问题:一是,短时期内,在一个国家内部,是否更富裕的成员更幸福;二是,短时期内,在各个国家之间,是否更富裕的国家更幸福;三是,长时期内,是否国家整体更加富裕会使民众整体更加幸福。其中,短时期个人层面的结论最没有争议: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关于国家层面的短期效应,也有跨国比较研究发现了短时期内,在国家层面GDP与国民平均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Diener and Biswas-Diener,2002;Hagerty and Veenhoven,2003;Deaton,2008)。而伊斯特林及随后的研究者真正关注的是长时期国家层面的结论,长时期内国家经济增长与民众整体幸福感之间的微弱相关关系是证实悖论的核心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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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1. 一 半个世纪的“幸福感悖论”:缘起、争辩与证据
    2. 二 “幸福感悖论”在中国
  • 第三节 模型、数据和测量
    1. 一 正式化模型
    2. 二 数据和测量
  • 第四节 分析结果
    1. 一 横截面分析:个人层面
    2. 二 横截面分析:集合层面
    3. 三 时间序列分析:省份层面
  • 第五节 结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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