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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工作领域的社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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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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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工作领域的社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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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工作领域的社会比较

第一节 引言

前一章我们从宏观角度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专门展示了不同地理层级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发现越是宏观层级的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越显著,从而为社会地位原则提供了间接的证据。从本章起,我们将尝试从微观视角,即社会比较角度,来探索收入不平等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4、5章将分别考察工作领域的社会比较和家庭内部的社会比较,第6章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展示多重参照群体的分析框架。

一个社会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会降低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Oishi,Kesebir and Diener,2011;Alesina,Tella and Macculloch,2004),因为在规范上,个人可能比较偏向更平等的社会,就像其“偏爱某种画风一样”,而无论其在当中的相对位置如何(Thurow,1973);个人在整体收入分布中的相对位置对其幸福感有不对称的影响,低于平均水平的负向效应超过高于平均水平的正向效应(Ferrer-i-Carbonell,2005;Wolbring,Keuschnigg and Negele,2011;Card et al.,2012)。前一种解释似乎已经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超过七成的中国人并不赞成绝对平等分配(Whyte,2010)。但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的机制却获得众多经验支持(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Dynan and Ravina,2007;Fernandez and Kulik,1981;Ferrer-i-Carbonell,2005;Firebaugh and Schroeder,2009;Kingdon and Knight,2007;Luttmer,2005)。与其他社会一样,在控制绝对收入后,比他人收入更低会显著降低中国居民幸福感(Mangyo and Park,2011;Knight,Lina and Gunatilaka,2009;官皓,2010;罗楚亮,2009)。

基于上述发现,现实状况令人费解: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不断上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Xie and Zhou,2014);另一方面,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却基本不变,甚至在2000年后有显著上升(Easterlin et al.,2012;刘军强等,2012)。不仅如此,相对经济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如农民的幸福感也并非相应地最低(Gunatilaka and Knight,2010)。如何理解中国居民对于社会整体不平等的“容忍”?为何身处相对剥夺境遇的人群却并未成为引爆的“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 (怀默霆,2009)?

已有研究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释:本地化的社会比较(localized social comparison)和向上流动预期(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一方面,人们一般会选择与自己相似的群体进行比较,“一个贵州乡下的农民绝对想象不到一个在上海跨国公司就职的高级管理者的生活”(Wu,2009)。因而,只有微观层级的收入不平等才会对个人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升高并不一定会降低居民幸福感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向上流动预期假设(“隧道效应”)强调人们对于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会扭转其对于当前不平等的看法(Hirschman and Rothschild,1973)。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穷人不支持高水平的再分配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或子女在将来也会成为高收入者”(Benabou and Ok,2001:447)。依据该理论,即便处在高度不平等社会中的穷人,只要相信自己或子女未来的收入也会提高,就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当前相对落后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不平等加剧可能也会提高幸福感。

以上两种解释指向不同类型的社会比较:与相似的参照群体进行的横向比较以及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进行的纵向比较。这两类比较可能同时发生,并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收入不平等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基础。

这一章里,我们将通过匹配2003~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个人幸福感数据,以及来自统计年鉴的参照群体平均收入的外部数据,来验证横向及纵向的社会比较过程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本章还将展示相对应的一组社会情境准实验数据分析结果,以为基于观察数据的分析结果提供稳健性检验。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相对收入与幸福感:共识和迷思

近几十年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幸福感研究证实了个人主观幸福感的相对性: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与自身收入有关,更与他人的收入以及自己过去的收入有关(Clark and Senik,2010;Luttmer,2005;McBride,2001)。其中,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因为涉及社会不平等对个人福利评判的影响(Clark and D'Ambrosio,2015),具有特别的政策意涵。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比其他人收入更高会提高幸福感,而收入低于其他人则会损害个人幸福感。上述相对收入的影响模式被广泛证实:存在于不同社会中,无论是经济发达的国家(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Brown et al.,2008;Stutzer,2004),还是发展中国家(Fafchamps and Shilpi,2008;Knight,Lina and Gunatilaka,2009);适用于不同的参照群体,无论所定义的参照群体范围大到同一个国家的其他居民(Easterlin,1995),还是小到家里的兄弟姊妹(Kuegler,2009);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下同样稳健,无论是基于大型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Dynan and Ravina,2007)、更能建立因果关系的社会实验(Card et al.,2012),还是基于脑生理反应的科学实验(Fliessbach et al.,2007)。

除了稳健的主效应外,大多数研究都发现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对称:比他人收入更低对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大于超过他人收入带来的正面效应(Knight,Lina and Gunatilaka,2009;Senik,2009)。这种不对称性的基础也许是人们的“损失厌恶”特性(loss aversion):惧怕失去对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希望获得的正向影响(Tversky and Kahneman,1991)。基于这种不对称性,我们可以预期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会降低幸福感。事实上,如前一章所述,已有研究发现整体不平等水平与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Alesina,Tella and Macculloch,2004;Ebert and Welsch,2009;Oishi,Kesebir and Diener,2011;Schwarze and Härpfer,2007;Verme,2011)。

然而,这种负向相关关系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状况,理论的预测与实际的观察之间的不一致构成了一个迷思。一方面,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据谢宇和周翔的估计,2005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处于0.5以上,高于0.4的国际警戒水平(Xie and Zhou,2014),根据“越不平等,越不幸福”的理论,应该期望发现中国民众的幸福感下降的趋势。然而,已有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幸福感基本稳定,甚至在2000~2005年这一时期后持续上升(Easterlin et al.,2012;刘军强等,2012)。为何持续升高的收入不平等并未带来居民幸福感的降低?此外,根据相关研究,相对地位较低的个人会经历相对剥夺,因而主观幸福感评价降低(郭星华,2001;李汉林、李路路,2000)。但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如农民的幸福感却并不低于他们城市的同伴们(Gunatilaka and Knight,2010),如何理解?已有研究分别从横向社会比较的对象选择(本地化的社会比较)以及纵向社会比较的调节作用(向上流动预期)两个角度给出了解释。

二 解释一:本地化的社会比较

在试图解释中国居民对于高水平不平等的容忍时,学者们常常提到本地化的社会比较(localized social comparison)的概念。“与谁相比”一直是相对地位研究中的核心议题(Clark and Senik,2010;Van Praag,2011)。人们从来不会随意地与任何人进行比较,但人们如何选取参照群体却并未获得一致的解释。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具有对自我表现进行评价的天性,而在缺乏客观评判标准时,则倾向于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形成判断。为了使判断更准确,人们往往会选择那些与自己情况最相似的群体做参照,因此相似性(similarity)成为参照群体构成的一个基本条件(Festinger,1954)。与此相应,一些研究同时比较多个参照群体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同事、同村人及同学等更具体的参照群体的效应更大(Knight,Lina and Gunatilaka,2009;Senik,2009;Wolbring,Keuschnigg and Negele,2011),甚至大于基于地理位置(如省份)定义的更抽象的参照群体的影响(Mangyo and Park,2011)。

而根据“同类相吸”(homophily)的法则,人们周围的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同质性较高(McPherson et al.,2001),也因而更符合相似性的原则。由此,本地化群体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应小于全国整体的不平等水平。此外,人们对不平等的认知也会受实际不平等水平的影响:江彦生通过模拟社会网络实验分析,发现网络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越高,被试者反馈的再分配不平等水平也越高(Chiang,2011)。在更大范围内,基于局部比较的相对地位对人们分配公平感的影响甚至强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马磊、刘欣,2010)。不仅如此,人们对于不同范围的不平等的认知程度也有所差异。怀默霆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的被访者认为全国范围的收入不平等过大,但当被问到自己单位内部以及社区内部的不平等时,只有三成多的人认为过大(Whyte,2010)。

综上,本地化的社会比较假设认为,在进行福利判断时,由于人们大多选择局部的、更加具体的社会群体作为参照对象,而这些群体内部的不平等低于全社会的水平,因而全国的不平等水平升高并不会降低居民整体幸福感。

为了对本地化社会比较假设进行直接检验,我们所定义的几个参照群体在本地化程度上有差异,根据上文综述,越本地化的参照群体的收入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越大。根据已有研究,社会比较效应的经验化体现是在控制个人收入后,参照群体收入的影响为负向(Firebaugh and Schroeder,2009;Luttmer,2005)。由此,我们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1(本地化社会比较):控制个人收入后,参照群体平均收入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为负向;该负向影响随参照群体定义的本地化程度而加剧。

三 解释二:向上流动预期

第二种解释与个人对未来向上流动的期望有关。“在何种背景下进行的社会比较”是相对地位研究中同等重要却常被忽略的问题。近十年来,相对幸福感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不符合社会比较效应预期的例外研究:控制个人收入后,参照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正向,与预期中的负向效应相反,其他人的收入比自身收入越高,个人的幸福感反而越高(Clark et al.,2009;D'Ambrosio and Frick,2012;Grosfeld and Senik,2010;Senik,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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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1. 一 相对收入与幸福感:共识和迷思
    2. 二 解释一:本地化的社会比较
    3. 三 解释二:向上流动预期
    4. 四 “信号”背后的机制:为何他人更高的收入令人开心
  • 第三节 正式化模型及概念路径图
  • 第四节 数据、测量与模型
    1. 一 数据
    2. 二 变量
  • 第五节 调查数据分析结果
    1. 一 参照群体收入的主效应:本地化社会比较抑或是向上流动预期?
    2. 二 解释“隧道效应”:主观收入流动预期的影响
    3. 三 解释“隧道效应”:客观未来收入的影响
  • 第六节 补充分析:2011年顺德调查中的情境准实验证据
    1. 一 为何使用情境:调查数据的不足
    2. 二 情境准实验设计及特点
    3. 三 情境准实验结果
  • 第七节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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