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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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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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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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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文献研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的应用研究意义

一 辩证与实践的自然生态经济哲学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这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尤其如此。所谓历史的自然,是指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人类的活动不断改造着自然;所谓自然的历史,是指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身变化的历史,也伴随着自然变化的历史。自然总是留下人类活动印记的自然。

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能力的高低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程度成正比,生产力便是形容这一程度的一个形象经济范畴,即“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把人的身体力量释放给自然,并把自然的力量转化为人身上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辩证的实践的自然观,首先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社会性地组织起来,通过物质性生产劳动而展开的复杂的历史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整体性关系。进一步说,要想理解一个时代的自然,就必须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要想改变一个时代不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也必须改变这个时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进行辩证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最基础观点。

二 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经济哲学意义

1843年,马克思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指出:“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我们现在必须带着对权力与结果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前进。在生态社会主义语境下,人们终于发觉现今世界面临着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与这场困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关联。”[]

不仅承认自然及其规律的客观性和先在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还强调了自然界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根源性和整体性。重要的是,恩格斯并没有认为人类可以轻易地掌握与运用自然规律,更不认为人类可以无视和践踏自然规律,最著名的是他“自然的报复”那段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同时,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实践即物质变换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破坏性和探求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取得木灰来作一代的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时,他们何尝关心到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土壤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主要只重视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后来人们才惊奇于为了达到上述结果所采取的行为的较远的影响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和那种结果相反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刚刚相反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意指资本主义的环境破坏是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生态破坏,这根源于资本的无限扩张冲动和全球性生产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侵略不仅是资本的全球侵略,也是对生态环境的全球侵略。

三 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新生态经济哲学的社会意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也很难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更不可能是一个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导致人口集中、大工业生产等现代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又破坏了传统农业社会分散均衡居住的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平衡循环关系,取自土地的人的产出(比如垃圾、粪便)不能回到土地,打乱了土地肥力的可持续状态,并使工人、农民原来自然和谐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也被打破,比如城市病、孤独症、农村的社区生活消失等。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比如大规模种植、化肥的使用,都在破坏着土地肥力。马克思还特别以美国发展模式为例进行评论,“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马克思还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真正实现只能伴之以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他明确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即物质变换依然存在,人类借助于劳动实现的满足自身不断需要的生产活动依然不可或缺,但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新型人际关系将会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展开提供崭新的框架形式,比如最经济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公正的社会,还是一个自觉认识与充分尊重自然环境和生态规律的生态理性社会。

四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意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以辩证与实践的自然观为基本认识,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幅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蓝图,描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态经济活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明确的马恩经典文献依据,并在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持续的研究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生态安全体系密切关联。实践中,通过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关系,来思考经济增长方式、社会发展及生态经济哲学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实践水平的提升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能脱离新时代生态发展理论与生产力的实际水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意在中国实现的目标是生态经济活动基础上的新型的生态思想、自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要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基本原则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一脉相承,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从修复生态的“工业文明”转向生态建设的“生态文明”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中国生态社会发展理念问题上实现了从生态意义的“以物为本”转向生态意义的“以人为本”的理论创新。生态经济林哲学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依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以自然生态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为基础,在生态环境优先性的新生产关系基础上,探索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遵循的基本前提条件与客观规律的路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完成了从“二元对立”到“和谐共生”的转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但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辩证法为依据,而且更加强调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更强调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和非对抗性,由此形成“和谐共生”的思维模式,对于斗争哲学的观点的利益与弊病进行分析和研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谐互动发展。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研究发展中的变革进步关系,而且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综合变革为基础。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是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简单加法,而是一种内在统一的联合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是人本主义与环保主义者的成果,而是在新时代的中国国情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彼此互为基础和条件,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互相促进的文明建设统一体,对我国的未来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战略引领作用。

五 生态经济林哲学的研究目的

(1)研究生态经济哲学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有总体了解,能够贯通以前所接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哲学方面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体会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的道路在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意义。

(2)正确理解生态经济哲学的主要研究命题、人类生存价值取向,学习掌握中国传统生态经济哲学思想。通过研究实践案例,例如,生态类型的复合产业经济、第一层级复合产业哲学思考等,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林哲学意义更深入的理解。

(3)研究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哲学思想,理解建设美丽中国的意义,同时为今天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提供诸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资源。

(4)帮助在校学生、科研机构人员、政府管理人员、企业单位人员等全面了解生态经济林哲学实践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的研究现状,进而在研读的过程中,培养其对生态经济林哲学和对哲学流派的比较分析能力和创新思考能力。

第二节 国外文献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

查阅参考文献,个人认为要研究好生态经济林哲学,必须将生态经济林哲学与生态社会主义放在一起研究。其中主课题就是试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系列成果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也称作生态马克思主义。

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反叛左翼”,分析反叛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20世纪末所出现的“反叛左翼”是指那些属于“新社会运动”的派别。这些派别主要有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社区运动、反战运动等。“反叛左翼”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采取积极合作态度。一些理论家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为自己的运动辩护,为自己的运动寻找理论根据,因此,产生了被称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十多个派别。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在《组织革命》中最先提出“生态革命”理论,随后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将生态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20世纪70年代,东欧持不同政见者鲁道夫·巴罗、亚当·沙夫成为最早倡导马克思主义生态运动的共产党人。

通过文献资料,笔者学习研究分析生态社会主义存在三个阶段:(1)“从红到绿”阶段(民主德国的鲁道夫·巴罗《从红到绿》);(2)“红绿交融”阶段(〔加〕威廉·莱易斯《对自然的统治》、〔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3)“绿色红化”阶段(〔法〕乔治·拉比卡《生态学与阶级斗争》、〔德〕瑞尼尔·格仑德曼《马克思主义与生态》)。

他们共同的主张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基本主张有生态永继、草根民主、社会正义、世界和平、生态经济。他们提出以平等作为其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作为其终极目标;提倡非暴力和基层民主原则;依靠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工人运动等社会运动力量。

通过资料来看,1972年,第一个绿党组织新西兰价值党成立;1979年,第一名绿党议员在瑞士产生;1980年,第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纲领《绿色乌托邦》成为德国绿党纲领;1984年,第一个绿党国际组织欧洲绿党成立;1993年,第一名绿党阁员在芬兰产生;2002年,第一名绿党议长在拉脱维亚产生。

从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重要的革命活动,学者把生态问题纳入了革命轨道,如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K.博尔丁在1953年出版的《组织革命》一书中指出,“生态革命”是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逐步变化的结果,是观念和理想乃至技术手段的革命。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生态危机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等著作中,均把人同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当作—个主要的理论主题进行研究。

生态经济是生态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中的主要经济发展方向,是绿色生态运动的继续与发展。生态社会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一 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20世纪70年代)

以20世纪70年代的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被看作“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其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鲁道夫·巴罗原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后因持不同政见出逃到西德,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同时开始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谋求“绿色”和“红色”政治力量的结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群众联盟,他的主要著作有《从红到绿》《创建绿色运动》等。

亚当·沙夫原是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68年被解职后任奥地利大学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1972年后成为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1980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以上两人既是共产党人中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人,也是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典型的特征是“从红到绿”。

二 第二代生态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

第二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以及苏联的一些学者。

威廉·莱易斯,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他长期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早年曾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起从事过研究,后来抛弃了该学派偏重哲理和书本的倾向,致力于经验世界的研究。莱易斯在《对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本·阿格尔,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是莱易斯学说的追随者和鼓吹者,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莱易斯的观点,系统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这部著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亦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阿格尔认为,尽管如此,我们仍将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安德烈·高兹,1924年生于奥地利,1948年后移居法国,是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高兹曾追随萨特,信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他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这部著作中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诸如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在摧毁全球的生态环境,世界人口的激增也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

这一时期,苏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苏联生态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十分活跃,不仅提出了许多新概念,而且初步拟订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框架。

苏联哲学家Э.B.基鲁索夫在《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一文中认为,现代生态形势证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论点,即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仅没有导致社会问题的自动解决,相反,由于耗尽自然资源和降低环境质量,可能使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恶化。因此,应当树立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从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生态意识是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以及人类为保持对生命有益的自然界状态在活动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其他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 第三代生态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

第三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大卫·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

乔治·拉比卡,早年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为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校长。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他连续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着力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瑞尼尔·格仑德曼,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不同于统治(mastery),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这是实质上的服务而不是破坏。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全球存在日益对立与冲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众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学者开始研究生态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这一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和途径。其中大卫·佩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反对西方生态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唯心方法,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建设研究工程,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观,重视社会公正,提倡经济的理性增长,由此重视生态经济并将哲学方法引入研究,对生态运动进行“红色”改造,以促成“红绿联盟”的形成。

大卫·佩珀,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讲师,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等。佩珀自称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国内文献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分析研究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人的存在与自然环境发展关系,这种关系根据的是自然界在长期物质形成过程中与人类的依存关系,也就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关系。生态经济哲学是研究领域多项问题的长期研究与发展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体而存在于社会中,就必然成为自然界发展的推动者或破坏者。人与各种动物不同,人类不仅能顺应自然,还能够改造自然,而且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实现自己的需求。人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思想和控制力量,只有人类才能推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谐健康地发展。另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了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界的发展才能够符合人类的发展需求,维护自然界的和谐与健康发展成了生态经济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国内一些学者往往错误地认为,科学技术或者人类的生存需要,造成了区域或者大面积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自然的破坏,这实质上是典型的没有调查完全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结论。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人类与自然关系,研究人类与社会关系,其实质是通过人类劳动,对生态自然环境的改造实践。人类必须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恰恰是在改造自然环境中出现了破坏自然的现象,证明了科学技术发展不足。这是人类存在于一段无法描述的沉睡中而没有全面地认识自然界发展规律并正确运用这些规律的结果。这里绝对不存在是否应改造自然问题的争论,而只存在是否能够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环境的问题。生态经济活动是人类自觉地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满足生活需要的活动,必须以人的发展需要为前提。这要求人必须坚持积极的生态环境建设意识,必须首先积极推动和实现人的需要的规矩化发展目标,在人的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解决生态问题,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生态经济与绿色发展”是人类生存需要的第一亩实验田,是生态经济林哲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应用实验田,是人类反思生态危机,转变生态化的生活习惯,逐步适应生态经济活动,提高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系列生态发展思想,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我国发展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和发展。

通过生态经济活动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存在着本质差异。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生态健康发展,就必须结合生态经济活动来获得人类需要的资料。如何坚持和发展生态经济,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推动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的实践基于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世界经济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1982年7月14日,邓小平在林业部党组关于飞播造林情况和设想的报告上批示:“每年四千万,为数不大。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地方做好规划和地面工作,保证质量。这个方针,坚持二十年,可能得到较大实效。”同年12月26日,他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上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

1983年植树节,邓小平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植树时指出,全国种树,主要是提高质量,提高成活率。栽得多,活的也要多。他还对一起劳动的中直机关干部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经济焕发活力,是民众生活的主要目标。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始终没有对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的建设放松片刻。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建议和对策应用,他们的对策建议加快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这是可以证明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参与国家决策中发挥了建言献策作用,也就是智库研究和应用对策成果影响了生态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发展的重大事件。

中国经济发展可以用经济数据来进行评价,但是中国生态经济哲学的发展不是用数据评价的,而是用国家的发展和核心利益取得了实践检验后总结出来的历史成果进行检验的。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和核心价值观,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围绕党和国家政策进行实践应用。但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其间中国从事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专家成千上万,没有一个促使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达成共识,也没有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原创了一本影响全世界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经典著作。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说明从事闭门研究,进行书斋学问的路子早就行不通了,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浪费国家资源的研究。直到今天,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机制和用人计划,依然采用书斋招聘模式,对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无动于衷,智库建设、应用对策研究人员还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聚集起来,习近平哲学思想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有了影响世界的习近平哲学思想,中国人有了真正的文化自信。中国生态经济哲学研究有了真正的国内研究基础和国际研究空间,中国智库建设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哲学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习近平系列讲话成为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习榜样和一面旗帜,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继马克思及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之后影响世界的新时代哲学家。关于习近平哲学思想研究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

笔者梳理中国生态经济哲学思考发展的路径,是与国家发展道路密切关联的。回顾过去30多年来中国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与讨论,需要研究关注国际社会研究的三次发展路线。

第一次研究路线,国际社会研究人员的共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在生态社会主义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研究的问题是,这些思想家常常假定马克思的著作不能作为解读生态社会主义的依据,如果接受这一假定,他们只能接受嫁接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将马克思的思想嫁接到业已存在的绿色理论上来”。[]

第二次研究路线,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转而“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论根基,以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在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基础之上”。通过重构和坚持马克思的生态批判观,福斯特、保罗·伯克特等学者对这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提出批评。这些工作标志着“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其目的在于回到马克思,揭示马克思自然唯物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副本”;“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工作在于超越第一阶段生态主义以及绿色理论,但是,这些努力过于简单化、理想化,而且强调道德说教,因而只是初步走向更为彻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第三次研究路线,在于“回到马克思的彻底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辩证法重归人们的方法论视界,比之传统的绿色思维,它使得相关研究能够“更为深入地进入到当今时代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核心部分”。这一方法根植于关于自然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思想,集中于探究社会与生态转换的动态过程及结果,致力于理解用于超越现有反生态及反人道社会秩序的途径及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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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的应用研究意义
    1. 一 辩证与实践的自然生态经济哲学意义
    2. 二 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经济哲学意义
    3. 三 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新生态经济哲学的社会意义
    4. 四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哲学意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关系
    5. 五 生态经济林哲学的研究目的
  • 第二节 国外文献研究
    1. 一 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20世纪70年代)
    2. 二 第二代生态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
    3. 三 第三代生态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
  • 第三节 国内文献研究
    1.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
    2. 二 分析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价值
    3. 三 中国面临生态资源合理使用压力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认识与实践研究
    1. 一 关于生态经济市场的实践研究
    2.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关系实践研究
    3. 三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解决绿色发展问题
    4. 四 生态经济林哲学侧重生态屏障研究
    5. 五 经济林资源化产业化研究的前提是认识研究生态哲学
    6. 五 生态哲学面临的研究问题
    7. 六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逻辑
    8. 七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1. (一)辩证与实践的自然哲学意义
      2. (二)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哲学意义
      3. (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环境
    9. 八 实践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 (一)新时代的中国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实践
      2. (二)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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