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

《原野》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

作者

吴卫民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原野》的阐释空间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原野》的阐释空间

《原野》是曹禺剧作中问世后显得命运最为一波三折的剧作,也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曹禺作品中被新诠释、新演绎、新叙述最多的一个剧作。实际上,仔细思忖,一波三折的命途多舛与留下来的后来的阐释空间,二者有因果联系。越是误解多,越是需要重新认识,重新阐释,重新评价。比起《雷雨》《日出》演出的票房保证和演出轰动,《原野》的演出也不断有一些高潮,譬如1939年在昆明的演出,1946年在河北的演出,都分别引起过很大的反响,而且受到了极有见地的评价——冠英、佩弦和唐弢的卓尔不群的评价。实际上,曹禺对《原野》的自我评价也是耐人寻味的,认为“难”演,对演员的要求高。主要是人物内心活动、人物性格更加复杂、更加不黑白分明、更加需要在人性高度上去解读。实际上,是一度创作为二度创作留下了很大空间的一个戏剧杰作。

但是,1949后,由于对曹禺作品的评价,肯定《雷雨》,容忍《日出》,否定《原野》,这就在文艺批评的偏颇之外加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文革”结束,《原野》的重新上演,其实是以电影《原野》为信号重新启动的,从此走上一个舞台重现、新阐释、新叙述的开始。当然,这是与戏剧历史研究与作家作品批评的“重写”分不开的。

《原野》被认为在曹禺的作品中“比较差”,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可以揣摩。首先是《原野》问世的时候已经是民族抗战的遍地烽火燃起的时候,1937年演出的时候,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是因为那个时候民众的普遍心态已经无法接纳远离社会热点与民族危亡的时代主题。拼死搏命的绝叫,血脉偾张的行动,万众一心的抗敌,作为一个民族的伟大行动和一个国家统一意志的表达,一定作为时代最强音覆盖精致的艺术与人性的内省。《原野》问世后一定程度上的冷遇,是时代性的。实际上,曹禺本人意识到时代和国家对于艺术家的要求,他很快有《蜕变》、《黑字二十八》(与宋之的合作)的贡献,把自己投身伟大的民族文化抗战洪流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迅速编写成剧,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他所钟爱的祖国,这是曹禺写作生涯中的光荣业绩。尽管擅长“以家写国”并折射时代生活、精于“以人问天”并追问社会人生的曹禺在大时代书写、大事件叙述方面并不得心应手,但是他奉献了最佳努力。其次,《原野》对人的研究和表现,其实是曹禺作品一直以来成为中国现代话剧传世之作最大的核心价值。他设定的戏剧规定情境,都是为人性检验、人性追问、人性可能的拷问设置的某种绝境,《雷雨》中的两个家庭的爱恨情仇与两代男人的循环负心,《日出》中身在声色犬马名利场中的人们的堕落与救赎,《原野》中世仇的深重与解决的困境……都为戏剧各色人物的动机表达、意志实现与行动选择提供了充足的外在条件,表现了繁复的社会关系,让选择格外艰难,行动极其滞重,人性十分丰富。但曹禺先生这些戏剧创造的人性丰富性的高光点,恰恰也正是其作品问世后被人评价时产生误解或者目光达不到的地方。《原野》尤其是这样。除了认为剧作精神“有违于时代”的判断批评之外,主要是对人物典型性的质疑:认为仇虎是一个神经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穿了农民的外衣,尤其不能理解仇虎作为一个复仇者最后在黑森林中的迷失和自杀结局。还有认为花金子的风骚魅惑是一个外来形象性格的移植,认为焦母与花金子的冲突显得啰唆重缀,开幕时花金子给焦大星提出的两难选择是“虚拟冲突”毫无意义或者冗长沉闷……这些,实际上都是解读者对《原野》缺少丰富的人性意识与真正的生活立场导致的偏见性表达。农民的典型性是什么?是杨白劳?老通宝?闰土?阿Q?村妇的范式只能是《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形象吗?曹禺剧作中形象中的“这一个”农民形象,其实还真不是那些简单粗陋的类型化、符号化形象可以比拟的,仇虎、花金子、焦大星、焦母、常五、白傻子这些形象,在中国现代戏剧人物的长廊中都是首次出现的人物,难怪看多了也就习惯了类型化简单化符号化农民形象的批评者感到那么不适应。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2.22 查看全文 >

VIP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