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谁是幸存者?儿童大屠杀幸存者与世代身份认同的发展

作者

丽贝卡·克利福德
Rebecca Clifford Associate Professor,History Department,Swanse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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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幸存者?儿童大屠杀幸存者与世代身份认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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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幸存者?儿童大屠杀幸存者与世代身份认同的发展

一 前言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次集会上,我与一位现代欧洲历史学家同行(一位比我年长几十岁的同事)讨论我对儿童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哦,”她说,“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幸存者——他们不在集中营里。”即使暂且不提那些曾经和我分享过他们的故事的孩子曾经是集中营里的囚犯这一事实,我还是被她的评论惊呆了:我突然想到,这是对种族灭绝幸存的意义的一种还原论的和非历史的解读(reductive and ahistorical reading)。在这次交流之后,我才开始思考我们有关谁是幸存者的不同看法,这可能会更多地反映我们之间的世代空间(generational space)。2016年,我们对谁可以被视为大屠杀幸存者的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即所有拥有犹太血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均面临纳粹和同谋者的谋杀威胁但最终依旧存活下来的人,现在被视为幸存者。他们不仅包括那些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还包括那些以其他方式幸存下来的人:如躲藏起来,冒充雅利安人(Aryan),逃往更安全的地区,加入游击队,等等。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将大屠杀幸存者定义为“1933年至1945年间,由于纳粹及其同谋者的种族、宗教、族裔、社会和政治政策而流离失所、遭受迫害或歧视的任何人,不管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因此,将这一定义扩大到欧洲犹太人之外,当然欧洲犹太人无疑是大屠杀的主要目标。

如此广泛的解读并不总是存在。正如我的同事在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关于大屠杀幸存者的权威定义,幸存者往往被假定为集中营幸存者(camp survivor)。在战后初期,为欧洲犹太人“幸存者”提供援助的努力,往往会侧重于帮助幸存下来的儿童。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公众对种族灭绝的兴趣和认识开始增加,在若干因素的帮助下,幸存者概念和集中营经历之间的联系变得根深蒂固:1961年艾希曼(Eichmann)受审时集中营幸存者证词的报道,公共领域内循环出现的集中营影像,对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和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等知名集中营幸存者的文学作品的兴趣日益增长,以及观众甚广的1978年迷你电视剧《大屠杀》()等文化产品的可及性——这里仅仅举几个影响当时公众观点的“记忆向量”(vectors of memory)。

对于那些在集中营外幸存下来的人而言,将“幸存者”等同于“集中营幸存者”的倾向可能会使一个人与他自己的过去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如果他不是“幸存者”,那么在她的家庭和社区内或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他的经历可以分别“计数”多远?这种困境对那些在大屠杀中避免被谋杀的孩子来说尤其严重。只有11%的欧洲犹太人儿童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相比之下总体存活率约为33%)。在这些幸存者中,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相对较少;大多数幸存者是通过躲藏或被冒着风险保护他们的成年人所隐藏而活下来的。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后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发现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儿童幸存者”(child survivor)一词并不存在。在种族灭绝中失去双亲的儿童通常被称为“犹太人战争孤儿”(Jewish war orphans)。对于那些仍然有父母一方或双方的人来说,他们没有一个有意义的身份标签来标示自己的困惑、恐惧和失落的经历,而这些情绪往往是他们性格形成时期的重要标志。

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当时儿童幸存者已进入中年。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在这一时期,公众对大屠杀的兴趣显著增长,促使一些儿童幸存者重新审视他们的童年经历,并开始重新思考这些经历在他们的成年生活和身份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激励因素;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至少有一位父母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开始目睹他们幸存下来的父母步入老年,生病甚至死亡——这也可能是他们面对处理自己记忆的时刻。与这些缓慢展开的力量相伴而来的是一件具有突破性的事件,它被证明对许多大屠杀儿童幸存者起到了催化作用,尤其(但不只是)对那些生活在北美的幸存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是美国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集会,为期四天的集会于1983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此时恰逢华沙犹太人区起义(Warsaw Ghetto Uprising)四十周年。这次活动吸引了大约1.6万名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其中估计有2400名儿童幸存者。此次集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幸存者集会,而且在于它把三代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以不同身份去努力理解“幸存者”一词的含义:成年时经历过种族灭绝的一代,他们大多是集中营和犹太人区的幸存者;在战争期间主要通过躲藏而活下来的一代儿童幸存者;在战后出生,且父母都是幸存者的“第二代”孩子。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这三代人很少有过如此大规模、如此有意义和如此公开的互动,由于每一个群体都对幸存的长期遗产(long-term legacies)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事件成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刻,此时,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ies)受到挑战并面临转变。特别是对儿童幸存者来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整个英美世界以及那些儿童幸存者既是移民又是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国家来说,在一种独特的世代身份认同的确立过程中,这都是一个关键的事件。1983年那次集会之后,儿童幸存者组织开始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地迅速壮大,“儿童幸存者”一词也开始在英语中使用。

本文将探讨1983年的集会是如何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各世代的经历带入人们视野的,以及它对同一世代和不同世代间的记忆和身份认同造成了什么影响。此外,本文还将探讨口述历史在幸存者集会等分水岭事件的历史时刻及在此之后的时间内,如何能为世代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方式提供特别有价值的启示。由于此次集会的组织者希望该活动能起到纪录片和档案的作用,因而鼓励与会者就他们的战时经历提供书面和口述证词。除收集数千份书面证词外,活动志愿者还收集了320多份对参与者的采访,其中40多份采访的对象是儿童幸存者。

本文既利用口述历史来挖掘主观世代身份认同形成(subjective gener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这一关键时刻,也考察儿童幸存者后来是如何反思这一时刻的,并阐释其在个体和集体生活轨迹中的意义。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口述历史收藏,可以让我们捕捉到世代身份认同形成和变化的“快照”(snapshot)信息,但如果能把这些材料与后来人们对该事件的反思结合起来的话,那就更具启发性了。因此,这篇文章进一步引用了在这次集会之后对参加这次活动的儿童幸存者进行的18次采访的材料,访谈内容来自两个与大屠杀有关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口述历史收藏机构,即耶鲁大学福图诺夫大屠杀证词视频档案馆(Yale Fortunoff Video Archive for Holocaust Testimony)和大浩劫基金会影像历史档案馆(Shoah Foundation Visual History Archive)。此外,后来进行的面对面访谈中有五次是对曾在1983年集会上作了记录证词的个人进行的。虽然人数不多,但这几次采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个体是如何为自己分析这种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叙事之中的。

这对学者们所争论的一些关于世代、记忆和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有一定影响。从事世代问题研究的学者都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即“世代”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发生在青年时期的既成事件或由身份认同建构的社会和主观过程来定义的。正如这篇文章所揭示的那样,口述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用来证明既成事件本身可能是不够的。在这些研究的案例中,近四十年来,儿童幸存者分享了一套强有力的形成经验,但并没有同时确立作为“儿童幸存者”的一种连贯的世代身份认同感。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众对大屠杀的兴趣才开始迅速增长,这一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这种不断发展的世代身份认同既是相互关联的,同时也具有历史性:儿童幸存者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既不属于成年幸存者的“世代”,也不属于幸存者的孩子的“世代”。此外,当这些不同群体都在努力使自己与幸存概念相联系时,关于“幸存者是什么和谁”的叙述可能变得更加不固定。正如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R.Somers)所言,如果我们接受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叙事模式之间密切相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指导行动;人们通过在一组故事中定位自己或被定位来建构身份认同(无论这些故事多么复杂和不断变化);而且这种‘经历’是通过叙述构成的”。仅让幸存下来的儿童分享他们童年中形成性格的事件是不够的;他们只是在一个历史性时刻开始集体把自己看作幸存者,在这个时刻,他们可以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更广泛的关于“什么是幸存和谁是幸存者”的故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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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前言
  • 二 什么是一代人?
  • 三 1983年美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集会
  • 四 处于变化时刻中的儿童幸存者
  • 五 集会之后:世代身份认同的形成
  •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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