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

第三章 失独家庭权利救济的制度构建

关键词

作者

武萍
张毅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讲师。
付颖光
刘晓彤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第三章 失独家庭权利救济的制度构建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第三章 失独家庭权利救济的制度构建

无救济则无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这是任何“法律人”都耳熟能详的法谚,也是亘古不变的法律真理。权利需要保障,因为权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观念、一种制度,是在一定社会时期人们对某种资格、利益、力量或主张在观念上或规范上的肯定。一种权利能否实现,取决于其他人承担和履行相应义务的程度,并需要一种文明秩序的维系。而权利只有付诸实践,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各项活动之中,按照预定的规范轨道循环往复才能最终转化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现实中各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权利行使方式、目的各不相同,尤其是不同权利背后可能隐含着尖锐的利益冲突,这就导致通过观念和制度所预设的权利在现实中极易受到侵害。所以早在古罗马时期,便产生了“有权利即有救济”的观念和相应的制度,到了中世纪英国更是发展出“救济先于权利”的法律制度。由此可见,要真正保障失独家庭的权利,必须构建完备的救济制度。

一 救助原则:国民经济与救助水平同步发展

对失独家庭的救助具有社会救助的属性,其支出的多少不仅会直接对失独家庭的生活状况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从统计学角度来分析失独家庭的社会救助支出,其是一个孤立的变量,缺乏参照标准,我们可以考察社会救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一指标能准确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实力的总体状况,进行国际比较时亦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我们不能将社会救助支出与经济发展简单地理解为正相关关系,社会救助支出的增加是否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需要认真衡量和比较。如果社会救助支出水平过高,即社会救助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部门将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反之,过低的社会救助支出水平,将无法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保障作用,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探索和把握对失独家庭进行社会救助支出的“度”,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救助之间的帕累托最优均衡,对提高失独家庭社会救助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救助支出水平不能仅以增长率为考核指标,因为增长率的高低无法准确而完整地反映出社会救助的支出水平是否合理,只有在比较经济增长水平之后才可能做出合理的判断。换言之,社会救助的支出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符合,既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如果出现经济增长率低于社会救助支出增长率的情形,则应适时对社会救助支出水平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速度,切忌盲目扩大社会救助支出。

当社会救助支出增长率放缓时,更要注重发挥其保障功能。社会财富的积累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社会救助则是社会最基本的“稳定器”。为此,国家财政必须保证对包括失独家庭在内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可持续性投入。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救助政策,加强对失独家庭救助资金利用情况的监管,提高救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当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社会救助支出的增长速度时,有必要及时提高对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水平,使其与经济发展的进度保持一致。这种支出水平的提高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与经济发展水平联动条件下的“适度”。

如前章所述,对失独家庭进行救助是社会救助的重要内容,其资金来源主要靠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支出的社会保障资金中就包含了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救助支出。基于此,我们还可以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关系中窥见失独家庭的社会救助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学者Ram[]曾经对119个国家的平行数据与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比较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政府的财政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在此种情形下,提高财政支出增长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超出适当限度的财政支出的增长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学者Barro[]以内生经济理论为研究工具,研究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与政府消费性支出之间呈负相关性,公共支出的多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

我国学者穆怀中[]直接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他运用相关性和直接回归方法分析了国家福利与公助自保两种社保模式下,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储蓄、投资以及私人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得出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学者董拥军、邱长溶[]全面分析了我国多个省份近15年的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数据,也得出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于泳[]进行两个变量的线性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即提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能够促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就能提高18个百分点,因而证明了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学界普遍认为,自我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事业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67万亿元,牢牢占据全球第二的位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升至8601美元。财政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政府财政总支出是175768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001亿元。如果把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当作税收一并列入财政收入,那么加上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约有3.8万亿元,再剔除其中财政投入的约0.9万亿元,大致可计算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23%。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要低15~20个百分点。即使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也要低于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智利等国,只比印度略高一点。

为了便于对数据做进一步对比处理,笔者采用社会保障支出常用概念(即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支出部分)进行论述,其资金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支出和尚未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类社会保险基金。具体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不同时期统计数据(名称、范畴)的变化,为了提高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书选择《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所公布的1995~2015年这20年的中国社会保障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如表1所示)。

表1 1995~2015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

根据以上汇总的基础数据,笔者运用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度工具和方法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衡量,客观评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不难发现,20年间,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保障总支出的规模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可以自信地说,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水平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6%~20%的水平,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从1995年的2705.7亿元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59277.16亿元。20年间,绝大部分时候(除个别年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呈现一致性。

但是,如果综合考量社会保障水平增长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等多方面因素,不得不承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与经济的增长还处于长期不适应的状态,即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于欧盟国家,我国社会保障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从二战后到1980年,大部分欧盟国家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各国对社会保障的支出不断提高,占GDP的比重也不断攀升。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以智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改革的趋向,表现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也基本保持在35%左右。相形见绌,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的7%~8%,明显低于欧盟各国的均值,与巴西、俄罗斯等新型经济体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排名也较靠后。

面对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总体水平较低的现实,常有人用“国情”等词来掩盖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2006年,中国的GDP就已经达到了21.087万亿元,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并成功跨进中上等水平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水平却没有相应地步入中上等水平的行列,仍在低水平徘徊。虽然现在世界各国对高福利国家的“福利病”都在进行批判和反思,但是不能就此掩盖和否认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还相当大。涵盖在社会保障支出中的我国失独家庭的救助支出自然也难逃低水平运行的命运。目前,在国家层面,对于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扶助标准为: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具体到各地的实践,扶助标准根据各地方实际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如北京市发给失独家庭父母的扶助金为每人每月200元,郑州市调整到270元。青岛市、厦门市和江苏省提高到500元,虽然不同层面、不同地区的扶助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补助标准都普遍偏低。

为此,笔者建议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失独家庭救助标准和保障水平。作为一项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兜底生活保障的社会政策,其救助水平应该足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否则就失去了保障意义。失独家庭救助制度的“适度”保障水平的基本内涵是与个人基本生活需求相对应的保障水平。换言之,社会救助制度保障水平应以维持基本生活支出水平为参照,既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并且应随着社会基本生活支出水平的变化而提高或降低。

二 救助路径:将孩子领养和生育政策调整作为主要切入点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成功地将人口规模缩减了近4亿人,这是我国为控制世界总人口规模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其中独生子女家庭功不可没。但我们在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欢呼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困难群体——人到中年遭遇丧子之痛,囿于生活环境、身体状况等原因无法再生育的失独家庭。“怕老,怕病,不怕死”,这已经成为失独家庭的共识。生命的长河中失去了唯一挚爱的孩子,他们不得不承受丧子绝户、残缺无后的痛苦。相对于整个社会,一个家庭的不幸,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于单个家庭来说,却如同天崩地裂的灭顶之灾,是人类最大的悲哀,是世间最大的灾难。因此,帮助失独家庭走出绝望的阴霾,不仅是计生部门的职责所在,更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爱与努力。如何救助他们,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他们,不仅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还考量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国家统计局公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左右。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4.8亿人,几乎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4。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累积效应日益显现,失独父母逐渐步入老年人行列,他们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依据现有法律规定的收养制度,被收养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并未将成年人包括在内,那么失独父母就无法与成年人建立收养关系。这导致失独家庭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难以妥善解决,这一类空巢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也将更为突出。失独家庭普遍存在承受力脆弱、生活质量低、经济利益缺乏等问题,因而应该成为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为失独父母建立一套具有可持续性的身心健康社会救助机制,并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理应成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为此,笔者认为应增设成人收养和不完全收养法律制度,为失独家庭放宽收养条件。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18.02 查看全文 >

VIP免费

章节目录

  • 一 救助原则:国民经济与救助水平同步发展
  • 二 救助路径:将孩子领养和生育政策调整作为主要切入点
  • 三 救助领域:要积极投资于失独父母的能力建设
    1. (一)失独父母能力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2. (二)失独父母能力建设中的社会责任
    3. (三)失独父母能力建设中的社区责任
  • 四 救助创新:发展社会企业,实现社会救助的新突破
  • 五 救助远景:建立社会救助法治国家

章节图片/图表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