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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李嘉图模型和赫—俄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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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杨小凯 杨小凯(1948~2004),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从事的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且最有希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张永生 1970年5月生。经济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博士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论文见于《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刊物。著有《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等。曾在农村基层工作过4年,1994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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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李嘉图模型和赫—俄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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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李嘉图模型和赫—俄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3.1 为什么要对李嘉图、赫—俄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

在大卫·李嘉图之前,经济学家并没有注意到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之间的区别。当一个国家(或个人)生产某种商品比别人有更高的生产率时,这个国家(或个人)在这种商品上就拥有绝对优势。李嘉图(1817)则使经济学家开始注意比较优势的概念。假如第二个人在粮食和衣物的绝对生产效率上都比第一个人要低,但在粮食生产率上的差别没有像衣物生产上那么大,那么第二个人在粮食生产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因为其生产粮食的绝对劣势比生产衣物的绝对劣势要小。李嘉图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任何商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但只要存在着比较优势,它就能像另一个在所有商品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一样,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

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尽管如此,李嘉图模型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嘉图模型中存在着角点解,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应用于该模型。也就是说,在李嘉图模型中,一个国家(或个人)面临的是贸易或不贸易的决策问题,属于一个组织结构问题;而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只能解决贸易多少,即资源分配的问题。

李嘉图模型是新古典贸易模型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之间的分水岭。在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要素,其边际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所以没有报酬递减现象,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单个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但李嘉图模型中也没有递增报酬及与之相关的内生比较利益,分工的好处来自外生比较利益。因此,从李嘉图模型向右走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向左走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贸易模型又分两类:一类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贸易模型,至少有两种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不变常数,但每个要素的边际和平均生产率呈递减报酬,且国家之间有外生比较利益。对李嘉图模型和此类新古典贸易模型而言,由于在国家这一水平上没有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绝对分离,即每个国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故存在着多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边际分析并不适用。另一类新古典贸易模型带有规模报酬,由于国与国之间没有外生比较利益,边际分析的方法可以派上用场。因此,对李嘉图模型,我们既可以采用新古典主义消费者与厂商分离的框架,也可以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的框架。

如果采用纯消费者和厂商分离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则可能会有基于几个角点解和内点解的多个一般均衡的结果出现。由于在李嘉图模型中一个国家可同时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故角点解可能被一个国家所选择,即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贸易或者选择不贸易。在瓦尔拉斯条件下,厂商在任何结构下的利润都总是零,所以厂商不会关心选择何种生产结构。这样,每一个结构中的局部均衡都可能会是一个一般均衡,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均衡最终将会在一般均衡中出现。这种多重全部均衡,使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成为不可能(Dixit and Norman,1980,p. 38)。

如果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并在模型中引进交易费用,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这种框架下,一般均衡是惟一的,它是几个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角点均衡。在达到这种一般均衡条件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能够实现有效地折中。因此,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超边际分析是必要的,它将会产生丰富且有趣得多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故事。

此外,如果用新古典纯消费者和厂商分离的框架来分析李嘉图模型,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就不是基于同样的原理:由于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购买消费品,没有国内贸易时他们会饿死或冻死,国内贸易对一个国家而言总是必须的,而国际贸易则是因为外生比较优势而导致的。若交易效率参数对所有交易都相同,在新古典框架内,我们并不能用交易效率解释分工水平。假如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系数相同,那么有国际贸易的情况相对没有国际贸易(自给自足)的情况而言,就总会是帕累托最优。即使一国不与另一国交易,但由于每个国家内纯消费者必须从纯生产者处购买商品,也会有交易费用产生。因此,当交易效率参数在0和1之间时,新古典框架没有交易费用与分工经济的两难冲突。如果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和纯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国内贸易都有相同的交易费用系数,则用国际贸易代替国内贸易并不会改变交易次数和总交易费用。

但如果采用消费者—生产者合一的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就不仅仅能够避免多重均衡,而且还可以在李嘉图模型中用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出现。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即使国内和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系数相同,个人仍然会选择是否进行国际贸易,我们也可以用交易效率来解释分工水平。并且,当交易费用系数很大时,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给自足将是惟一的一般均衡。当交易效率参数接近某临界值时,全部均衡会在角点均衡之间非连续地跳跃。

李嘉图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两类人中存在着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这就意味着,即使一类人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如另一类人,但由于两类人在不同商品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不同,因此这类人应该专于生产效率差距小的商品。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能从分工中得到好处,两类人相互间的贸易将使总合生产力高于自给自足状态。假如所有人都喜好多样化的消费,就会存在一个利用比较优势和多样化消费的矛盾。一些人必须专于生产一类商品以利用其外生比较优势,但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意味着人们必须进行贸易。假如贸易涉及交易费用,就会有一个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能用来内生生产力水平。当至少一类人完全专业化地生产一类商品时,就能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假如单位贸易商品的交易费用系数很大,则贸易引起的交易费用将超过贸易分工带来的好处。这种情况下,均衡结果就是自给自足状态。此时生产水平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因为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换率必须相等。假如交易费用系数很小,分工的好处超过分工导致的交易费用,均衡结果就会是分工状态,它和生产可能性边界相连。

如果在李嘉图模型中引入政府,这个简单的模型就能用于预测政府在选择关税水平、单方面的保护关税、单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关税谈判中的行为。随着交易条件改进,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状态转变到局部分工状态,此时一国完全专业化生产一种商品,而另一国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即半专业化。然后,局部分工又转变为完全分工,此时两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地各生产一种商品。对局部分工而言,一国的国际贸易条件由该国两种商品的国内贸易条件决定。因此,在缺少关税限制时,贸易的好处全部由专业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得到。这样,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为了得到贸易好处的较大份额,就会利用关税操纵贸易条件。但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如果对进口商品课以关税,则只会使自己国家遭受损失,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居民购买商品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当局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时,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单方面实行保护性关税的情况,将与只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单方面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情况同时存在。

假如完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则每个国家都能从递增关税中得到更大份额的贸易好处。但当两个国家的关税率变得足够高时,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将被关税寻租博弈过程中带来的损耗和经济扭曲所抵消。因此,两个国家都愿意进行关税谈判,这是一种纳什议价博弈,会带来贸易自由化。这种理论能解释早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单方面保护关税与单方面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共存的现象,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后阶段出现的通过关税谈判实行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情况。

这种贸易政策转换之所以能实行,背后的驱动力是交易条件的改进。交易条件的改进能通过法律制度、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化或银行体制的改进来实现。这种贸易政策从保护性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同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替代战略的转变有关(参阅Bruton,1998)。这种随着均衡由自给自足向局部分工转换而出现的两国收入差距扩大现象,被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如 Palma,1978;Bauer and Yamey,1957)。于是,保护性关税经常被建议作为一项避免“欠发展”的政策工具来使用。但是,有交易费用和关税的李嘉图模型却显示,交易条件的改进能够使均衡状态从局部分工转换到完全分工,这不仅会带来更多的贸易好处,还将使贸易的好处能够更平均地在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分配。

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找到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正日益恶化的说法相一致或相反的经验证据。其中一些人试图测量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如Morgan,1970;Kohli and Werner,1998)。最近的经验研究(Sen,1998)则显示,经济发展可以在所谓贸易条件恶化的条件下实现。一个国家在由低分工水平向高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中,即使它的贸易条件恶化,它也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是因为,分工网络的扩张对生产力提高的好处将超过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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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3.1 为什么要对李嘉图、赫—俄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
  • 3.2 有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 3.3 内生贸易政策的李嘉图模型
  • 3.4 有3个国家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 3.5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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