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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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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杨小凯 杨小凯(1948~2004),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从事的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且最有希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张永生 1970年5月生。经济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博士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论文见于《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刊物。著有《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等。曾在农村基层工作过4年,1994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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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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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4.1 重新思考贸易理论

贸易理论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自从有经济学之日起,就有了贸易理论。从实质上看,贸易理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一种是以李嘉图为代表。在斯密看来,人们可能生下来差别并不大,但由于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因而产生了生产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效率,这种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绝对优势,是贸易好处的根源。而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的必要条件(虽然是充分条件)。他举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做例子说,虽然英国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效率都比法国高,但如果两国工业品生产率的差距比农产品更大的话,则英国可以专业生产工业品,法国专业生产农业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而使双方都能获利。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利益)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比斯密的绝对优势说要高级,并把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特例。因为,有绝对优势时,一定有比较优势;但有比较优势时,不一定就有绝对优势。比如,法国的工业农业都比英国的效率要低,没有绝对优势,但相对工业而言,法国的农业却有比较优势。

由于受这个传统观点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具有不同的理论。国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假定下,纯消费者如果不贸易就会饿死;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国际贸易能使双方都受益。因此,这种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割裂开来的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

对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就是从推翻这个传统观点开始的。1977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Dixit and Stiglitz,1977)。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后天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它们有斯密所说的源自专业化的绝对优势,但却没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可见,在某种条件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包含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也就是说,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有可能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更具一般性。

人们将迪克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以下简称D-S模型)称为新贸易理论,它讲述的是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天生一样,生产中存在着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从消费考虑,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但从生产考虑,产品的种类却是越少越好,因为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就意味着成本越低。但是,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资源的有限,当消费品种类增加时,每种消费品的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它与规模经济相结合就意味着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升,消费者的效用下降。市场竞争会去折中这种两难冲突,达到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这个均衡虽然只是次优的,但是它却在垄断不可避免的约束下能将消费者的净福利最大化。若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市场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余地就增大。所以,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由于国际贸易能增加整个世界市场的规模,就使得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加大,所有人都将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这个模型中,不存在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人们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则斯密所说的后天比较优势就会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型是一个垄断竞争模型。由于无止境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产品的生产容不下两个企业。因为若有两个企业,其中任一个都可以增加生产规模而减少成本,因而用降价将另一个企业挤出市场。所以,每种产品只有一个企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垄断。但是,由于模型中假定存在着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每个行业都能自由进入,竞争又会使支付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后的纯利润趋于零,这就是垄断竞争。

我们用图4-1将D-S模型中的故事进一步展开。图中假设有4个消费者,其中标有1和2的圆圈代表两个中国人,而标有3和4的代表两个美国人。图4-1a表示,若中美之间由于某种障碍(请注意,是由于某种外生的障碍),使两国形成两个分隔的市场。中国有两个专门生产X和Y的企业,每个企业将产品卖给两个消费者,每个消费者将劳动卖给企业,每个企业雇佣1个工人。美国的情形与中国的类似。图4-1b表示,由于贸易自由化,中国和美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一个中国企业生产X向中美四个消费者卖X;一个美国企业生产Y,向中美消费者售卖Y;而一个跨国公司一半在中国运作,一半在美国运作,向两国消费者卖产品Z。由于统一市场中共有4个消费者,他们的劳动卖给3个企业,则平均每个企业雇佣4/3个工人,比开放前每个工厂雇佣1个工人多了1/3个工人。由于企业规模扩大,产品成本会下降,市场价格也下降。而且,在统一市场中,每个人消费X、Y、Z三种产品,比开放前的两种产品多了一种。所以,每个消费者在统一市场中的福利,由于产品种类增加和每种产品价格下降而上升。D-S模型说明,国际贸易有3大好处:第一,国际贸易使生产成本和价格下降。第二,扩大的市场使产品种类增加,因而使对多样化消费的欲求得到更多满足。第三,国际贸易使厂商之间的竞争增加,使市场价格更接近于完全竞争价格,因而减少了垄断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

图4-1 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内生产品种类数

但是,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意味着自由化之前美国生产X的企业在自由贸易后要关门,美国生产X的工人会失业,他们必须转行去生产Z。而贸易自由化以前,中国生产Y的部分劳动力也会经历短暂失业后转行去生产X。因此,要充分利用统一市场的好处,各国都要接受暂时的失业,并承受劳动转业的代价。如果暂时失业的人通过政治途径来反对自由化,其结果就会产生利用贸易好处的“协调困难”。如果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使这种政治干扰无法发生,则市场自然会充分利用自由化的好处,这种协调的困难就不会发生。

克鲁格曼(Krugman)正是看到D-S模型解释贸易现象的潜力,因而将其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并大有所获。他用这个模型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比较利益较多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大大小于互相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人们将这种源自规模经济的比较利益,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利益;而将李嘉图式的比较利益,称为先天比较利益或外生比较利益。克鲁格曼也正是因为重新思考贸易理论的贡献,才获得了1992年的克拉克奖。这种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由于去掉了传统的不变规模报酬的假定,故能解释生产力和贸易依存度同时提高,以及贸易量比收入增长更快等现象。由于它揭示了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与贸易依存度提高的关系,这类模型得出了一些非常反传统的结论。例如,这类模型预测,人口的增加会使折中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消费品种类。这种结论,同索洛的增长模型迥异。按照索洛的模型,人口增加会压制经济增长。这种反传统的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很多现象。例如,在东亚这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就比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要高得多,因为高人口密度会使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大大提高;而同样规模的固定投资,还会因人口的增加使人均投资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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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4.1 重新思考贸易理论
  • 4.2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故事
  • 4.3 内生贸易理论与商品种类增加
  • 4.4 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
  • 4.5 新兴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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