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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内生交易费用和分工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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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杨小凯 杨小凯(1948~2004),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从事的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且最有希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张永生 1970年5月生。经济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博士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论文见于《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刊物。著有《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等。曾在农村基层工作过4年,1994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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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内生交易费用和分工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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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内生交易费用和分工演进

6.1 内生交易费用及其对分工的影响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交易费用对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交易费用系数越低,分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但是,巴塞尔(1985)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交易费用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费用吗?”正是这个问题,使人们开始注意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的区别。在此之前,威廉森曾清楚地指出了由于机会主义行为(欺骗和不可信的承诺等)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与有形外生交易费用的区别(Williamson,1975)。诺斯和托马斯(1970)也曾指出过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同外生交易费用的区别。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如何降低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就更是意义重大。因为既然它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加以减少,是人类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穷国之所以穷,富国之所以富,其主要根源就是富国有一些好的制度,能有效地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因此,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又与制度经济学密切相关,而且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

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在前面的分析中,购买每单位商品的交易费用系数都是外生交易费用,因为人们在做决策之前都能看到它的大小,它同各种自利决策之间利益冲突产生的经济扭曲没有任何关系。商品运输过程中所耗去的资源是一种直接的外生交易费用,而用于生产运输、通讯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计算机、汽车、信用卡)则是一种间接外生交易费用。

内生交易费用包括两种类型:广义内生交易费用和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做出了决策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换句话说,内生交易费用是个体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后果。在前面的章节中,总交易费用是内生的,因为它们由交易的次数与每个交易的费用之积所决定,而交易次数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又是内生的。由于对间接外生交易费用的定义(比如汽车的花费)同广义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有部分重叠,故我们使用一个相对较窄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即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它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每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分配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在本书中,如不特别指出,我们的“内生交易费用”代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

内生交易费用由特定的人类行为引起。人类行为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称为非对策自利行为,其特征是决策者不直接对其他人的决策做出反应,只对价格做出反应。前文中人们对瓦尔拉斯价格做出的反应,就属于非对策行为。第二种称为对策行为,其特征是决策者对其他人的决策直接做出反应,即人们的自利行为之间有直接的交互作用。这种对策行为又可分为两个子类: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和机会主义对策行为。非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一个参与者的利益不是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或称利己不损人,它不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纳什讨价还价博弈中的自利行为,就是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一个参与者的利益是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对策行为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也是威廉森交易费用理论研究的重点。内生交易费用就是由不同的参与者争夺分工好处的份额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

内生交易费用对均衡分工网络大小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外生交易费用的影响更加重大,因为内生交易费用由个体的决策,以及他们选择的制度和合约安排所决定。例如,发生在不列颠以加速分工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1624年的专利法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保护专利权的国家,从而大大减少了导致内生交易费用的偷窃(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知识产权的行为。正如诺斯和温格斯特(1989)指出的,英国成功工业化最重要的驱动力是,17世纪英国国家制度的演进,建立了政府对宪政秩序可信的承诺机制。这大大减少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也大大减少了人民的寻租行为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

根据奥尔森(1996)的研究,在美国的制度下,一个典型的海地移民的生产效率和真实收入,1980年比其在海地国内要高出5倍之多。他比较了一个新德国移民和一个新海地移民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并将这一差别归因于各自人力资本和文化的差异。但是,在扣除了这种差别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后,一个当地的海地人和一个在美国的海地新移民在人均真实收入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而这一差距的主要部分又不能被物质资本、资源禀赋、人力资本、获得技术的条件、人口密度和文化背景方面的不同所解释。他指出,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在一个坏的制度下,海地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所引起。

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国家机会主义包括如下一些政府行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政府行为充满了掠夺和征用的色彩。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机器的强权和征税权肆意偷窃公民的财产。20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海地杜瓦利埃政府的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7,p.149),海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依靠征用、勒索、通货膨胀税和腐败。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政府支出的30%被用于保护杜瓦利埃本人。农业,特别是咖啡,被课以很重的税收。按照某些估计,杜瓦利埃因个人目的每年转移到国外的财富就达700万美元。在批准外国投资者投资开发项目的过程中,对官员的贿赂现象十分流行。此外,在“义务”捐赠的名义下,肮脏的勒索行为竟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被制度化。

根据萨默斯(1992),在一些撒哈拉南部的非洲国家,政府热衷于雇亲戚朋友为政府工作和用贸易许可证控制经济的政策。然后,政府又故意扭曲汇率和价格,以使其有利于那些同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贸易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就成为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个人质。森(1977)、张欣和文贯中(1998)、Lin and D. Yang (1998)证明,那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追求城市居民利益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正是印度发生大饥馑的主要原因。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导致内生交易费用,而且间接地鼓励了居民的机会主义行为。最糟糕的情况是,它还很容易引发政治不稳定和战争。

我们以印第安人为例子,看看制度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美洲印第安人一直到16世纪都没有私人财产概念,特别不能容忍土地的私有。在印第安人部落中,我们今天视为偷窃的行为是合法的。任何别人的东西,部落中人都有权共享,连打仗抓来的俘虏,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扯一根头发以示共享。白人征服北美后,曾试图将印第安人文明化,将土地分给个人,并发给所有权法律文件,但印第安人得到土地后,又将他们合在一起共享,因为他们认为土地私有是不道德的。由于这些道德观念、习俗和制度的影响,印第安人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

早在秦汉时,中国就有欠债还钱、偷窃受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土地私有的契约也早在明朝就出现了。但中国对发明权的私有概念一直到近代都未形成,皇帝和豪强经常任意侵犯私人财产。这些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都是限制人们争夺财产造成内生交易费用的重要形式,对减少交易费用、促进分工的发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这种揭示产权与内生交易费用之间关系的思想,中国很早就有人提出。《吕氏春秋·审分览》中曾引慎子的话:“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慎子讲的这个故事,强调“定分”是避免人与人争夺利益而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办法,形象地揭示了制度与内生交易费用的关系。孟子也曾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

根据经验研究,地理条件(糟糕的运输条件)是影响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且也为政府行为的演进创造了历史条件。在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所谓逆向选择,并同内生交易费用密切相关。而测度和监督工作努力程度的困难,则会产生所谓道德风险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对于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目前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研究方法是,根据我们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增值税、政府垄断权、外部性和公共商品引起的扭曲就是内生交易费用。在很多新古典的模型中,垄断经营权、信息不对称、公共财产和外部性都是外生给定的。一个更为现实的方法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权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垄断程度能够由市场决定,它是相互冲突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前面提到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贸易模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D-S模型中,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和垄断引起的扭曲之间有两难冲突,市场对这一两难冲突的折中平衡决定了垄断和竞争的均衡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通过分工经济、市场相关网络协调可靠性和交易费用等变量之间的两难冲突,也会内生出竞争和外部性的程度。

第二种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方法是,将不可测度的规避风险的努力及信息不对称引入模型,然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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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6.1 内生交易费用及其对分工的影响
  • 6.2 道德风险与合约设计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
  • 6.3 对策论模型中的内生交易费用
  • 6.4 为什么市场可减少内生交易费用
  • 6.5 序贯均衡模型中的内生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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