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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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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杨小凯 杨小凯(1948~2004),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从事的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且最有希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张永生 1970年5月生。经济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博士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论文见于《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刊物。著有《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等。曾在农村基层工作过4年,1994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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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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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

9.1 产权经济学的发展

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由科斯和张五常等人提出来的,80年代以来则出现了不少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交易费用的模型,与财产权结构关系不大。例如,我们在第6章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部分中介绍的代理人模型,以及信息不对称与讨价还价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的数学模型,都与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有关。另一类模型虽然也与交易费用有关,但却更强调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在介绍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之前,我们先简单地勾勒一下产权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科斯的产权理论其实渊源于主流学派的第一福利定理,它以严格的一般均衡数学模型为基础。按照这个定理,如果没有外部效果、公共财产及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局部规模经济可能存在),则完全竞争的市场会将初始的产权分布做有效率的重新分配,其效果对全社会来说是最优的(或曰帕累托最优)。这种对产权有效率的重新分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但却不依赖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科斯定理讲的也是同样道理。它意味着,不论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如何,通过自愿的协议,人们可以将产权做重新分配,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科斯定理的假定条件要少得多。例如,他的定理在市场竞争不完全(如双边讨价还价的情形),以及在有外部效果时也同样成立。而且,科斯还强调私有财产及其自由贸易对这种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

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其实是从反面来支持科斯定理的。科斯定理说明私有财产权对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而软预算约束理论则说明在没有私有产权及相关的硬预算约束时,价格制度将不可能有效地运作。因此,这两种理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价格和自由市场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科尔奈由于采用了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所谓软预算约束的说法,它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很早就尽人皆知。

艾智仁和德姆塞茨(1972)首次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剩余权的经济学意义。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是老板持有企业的剩余权。企业生产是一种合作生产,这类合作生产的特点是每人努力的程度会影响他人努力的效果,就像10个人共同抬一块大石头一样。此时,由于每个人都不完全承担对他人效率影响的后果,故不能达到整体最优的工作强度。所以,一个监管者就成为合作生产顺利进行之必须,他可以通过协调来改进合作生产的效率。但是,一旦有了监管者,谁来监管监管者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呢?给监管者以合作生产的剩余权,就是监管监管者的最有效办法。在这种安排下,老板监管越有效,剩余收益就越多,监管效率也就因此会自动保持在高水平上。如果私人老板没有企业的剩余权,则监管效率就不高。在收益固定的情况下,工人的本性总是偷懒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所以企业生产就不可能达到技术上可行的最高效率。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中工人偷懒现象普遍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则最早发展了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的数学模型,进一步丰富了科斯的产权理论。科斯定理强调私人产权的意义,认为只要是私人产权就会有效率,至于私人产权本身的结构如何却不重要。因为按他的理论,只要是私人产权,不管初始产权结构怎样,它们都会通过产权的自由买卖而达到最优状态。但格罗斯曼和哈特却证明,即使是私人产权,也存在着最优产权结构的问题。例如,住房人当房主和住房人从他处租房就是两种不同的私人产权结构。他们用数学模型证明,一般情况下,住房人当房主的产权结构比租房更有效率。这是因为住房人维修房子的努力极难监测,也不可能用合同来强制执行,在发生纠纷时在也难以在法庭上验证,所以承租房的维修往往比房主自己住要差。你还可以想象,一个人会用宾馆的毛巾擦皮鞋,但绝不会用自己家里的毛巾干这种事情。

但是,若人口流动性对经济效率有正面影响,则一些经常流动的人口就很难不租房子。如果他们坚持住自有的房子,则每搬一次家就要卖一次房子买一次房子,其中的交易费用相当高。例如,在发达国家买卖平均水平的家居别墅交易费用在1—2万美元。所以,对于这些经常流动的人口,买房就不如租房。因此哪种所有权安排是最优的,当然与它们之间的相对长处短处有关。另一些影响它们之间相对优势的因素是,资本市场和银行的私有化程度、自由化程度及竞争程度,在一个自由化的私人银行制度下,通过抵押贷款分期付款买房子交易费用很低,所以一般收入不很高的人也可以买得起房子,而在一个垄断性银行制度下,买房子的交易费用就要高得多。

这种理论证明,根据不同的技术条件,在某一行业,不同产权结构的经济效果是不一样的,而最优产权结构则是一定的。一般而言,哪种活动对后果影响更大或更难测度,则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当业主的产权结构会更加有效。

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最优产权结构理论,更进一步强化了科斯对私人产权的强调。按这种理论,即使都是私人财产制度,但谁当老板对效率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分别对效率的影响就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公有财产的维护和使用效率往往比私有财产低得多的原因。这种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对中国改革的意义就是,应积极推动改革,让市场来选择最优的产权结构。有人称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模型为企业理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涉及劳动力买卖及有关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只是一种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

本书第5章黄有光及杨小凯(1995)的两个数学模型则将科斯和张五常的理论精细化了。他们证明,劳动分工的发展对企业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科斯的理论),企业是用劳动力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张五常的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于相应的劳力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他们还证明,当企业出现时,谁当老板这类企业剩余权结构问题对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在第5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曾详细地介绍过这种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的模型,这里不再重复。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在其专著中证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最主要功能还不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发现有效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有效的市场结构、有效的合同和制度结构、有效的货币形式、有效的交易分层和城市结构、有效的产品种类数及有效的景气波动和失业模式。这一方面说明,在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时,经济效率的损失会比现有经济理论预想的实在要糟糕得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制度的经济,要发展出如此复杂的市场功能,则需要一个长久的演进过程。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沿袭了科斯、张五常等人的思想,其核心是解释产权、交易费用与分工3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交易费用系数决定分工,而产权的界定及合约的执行又决定交易费用(内生和外生)的大小。我们接下来介绍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思想。

9.2 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与产权经济学

分工能够提高专业化程度和效率,但也带来了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如果交易失败,则意味着财产的损失。因此,产权保护的增进会增加每个交易的可靠性。交易协调的可靠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专业化分工,就是因为专业化水平越高,对其他专业的依赖性就越强,需要与之协调的人数也就越多。由于分工是一个各专业互相依赖的投入产出网络,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网络就会瘫痪。所以,专业化水平越高,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就越大,从而财产损失的风险也就越大。

这种由于协调的风险而影响分工发展的例子,在现实经济中比比皆是。在中国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农村,有些人靠大面积专业种植某种蔬菜迅速提高了收入。其他农村地区其实也完全可以仿效这种专业化的种植方式,比如专业种植西红柿,但由于专业化分工涉及很多环节,如长途运输、同买主谈判、议定并执行合约等,还涉及同工商、税收等部门打交道,这其中只要任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带来交易的失败,造成财产的损失。因此,农民有理由担心,如果土地全部用来种西红柿最后却卖不出去或被商人欺骗,一年的辛苦劳动就会付诸东流,财产损失将会很惨重。与其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按照传统种植模式自给自足更保险,尽管收入得不到提高,但也不会有交易失败的风险。这种交易协调的风险,实质上就是一种交易费用。

再如,一个人租了一间房子开餐馆,但刚营业不久,城管部门就借口餐馆影响市容责令其停业,这个人就会蒙受财产损失。还有,中国现在实行严格的产业政策,强行关闭一些达不到某种技术标准或在政府看来能耗过大的“五小”企业。对这些“五小”企业老板而言,其私有财产就等于凭空被剥夺。在这里,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就是交易中的一种不确定性,会给人们带来财产的损失。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分工水平的提高。

这种为了避免高水平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而产生的小而全的非专业化生产的情况,即使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可以偶然看到。如,某个承建商为了避免高专业化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自己承包一座小别墅建筑的各个环节,不依赖专业承包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也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商业化(分工)水平,各行业互相依赖程度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一旦某个专业(如银行业)出了问题,则整个经济完全瘫痪。前苏联虽然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但自从1930年以来,它依靠计划经济的办法,模仿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创造的复杂分工结构,发展出了一个分工水平相当高的投入产出网络,这个网络也有很高的协调失灵风险。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行政协调系统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或某个专业部门失灵,则整个高度分工的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就会完全瘫痪。因此,前苏联各国20世纪90年代遇到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也与高分工水平造成的高协调失灵风险有关,并不完全是改革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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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9.1 产权经济学的发展
  • 9.2 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与产权经济学
  • 9.3 保险与分工的发展
  • 9.4 产权界定效率对交易费用和分工的影响
  • 9.5 精确界定产权与同行竞争的替代性
  • 9.6 产权的模糊度与外部效果
  • 9.7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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