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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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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杨小凯 杨小凯(1948~2004),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从事的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且最有希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张永生 1970年5月生。经济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博士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论文见于《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刊物。著有《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等。曾在农村基层工作过4年,1994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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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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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

11.1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

在介绍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之前,我们先看看新古典的投资与储蓄理论。新古典的投资与储蓄理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新古典储蓄理论,它用人们对时间的不同评价来解释人际间的储蓄和借贷行为及真实利率,以及用生产能力在各时点之间的波动来解释储蓄行为。但是,这些新古典储蓄模型并没有解释生产性投资行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储蓄和投资能提高生产力和创造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对时间的估价是一样的,但每个人不同时点的生产能力不一样,用类似的新古典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储蓄、借贷和真实利率。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假定每人购买的是汽车或房子,每个人一年的收入买不起可用十几年的这类耐用品,所以只能十几个人把购买款合在一起,每年给一个人买一件。而后买的由于吃了亏,所以要求先买的付给他们一些补偿,使得有人自愿放弃在头几年买这些耐用品,而这些补偿就是利息。

另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这种增长理论,储蓄可以用来投资而使人均资本增加,这可以增加未来的生产力。这类增长模型能用来解释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其背后的投资理论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些模型假定,只要人们储蓄并用储蓄的资源进行投资,便可以增加未来的生产力。这个假定是不现实的。古时候人们也储蓄,比如农民每年并不把他们所产的谷物都吃掉,他们储蓄一些谷物做种子,以便用于第二年的生产。这种储蓄和投资并不会增加生产率,而只是维持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再生产。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也储蓄并借此建房子,但是这种储蓄和投资是不同时点的消费在人们之间的交换,它并不一定增加生产力。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农民完全是自给自足建造房子,做砖、砌墙都是自己完成,储蓄只是用来支付建房时来帮忙的亲戚朋友。

索洛会回答这种批评说,投资如果是用来买机器就会增加未来的生产力。但是,最早发明的机器,比人工效率还低。第一辆火车比驴子走得还慢,却比驴子贵得多。而且,如果没有分工专业化地制造和改进机器,任何对机器的投资都不会自动改进生产力。我们还知道,中国电信投资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还先进,但这种投资并没有使中国电信的效率得到相应的提高。中国人享受的电信服务质量同他们拥有的电信硬件的先进水平并不同步。还有,中国一些国有企业花很多外汇进口的先进设备,其中很多至今都在闲置,成为一堆废铁。可见,投资并不是生产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卢卡斯会回答我们说,若投资是用于教育,未来的生产力就会增加。这也不一定对。中国人历来就有储蓄和向子女教育投资的嗜好,但19世纪西方洋学堂制度引进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教育的投资并没有对生产力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学校并没有专业化分工。私塾老师没有分工和专业化,什么都教,既教哲学又教文学,还教书法。这种非专业化的学校制度使教育的效率很低。所以,在教育上多投资,并不一定能显著改进生产力。19世纪末叶,西方的洋学堂制度被引进中国。洋学堂的特点是,学习分成各种科目和专业,老师的专业化水平比学生高得多,不但每个老师专教一门课,而且大学里还有各种专业化的科系、学院。正是这种高分工水平提高了知识积累和传授的效率,因而对教育的投资才会对生产力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现代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工作时的专业化水平都很高,这也使大学期间对专业知识的投资在毕业后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正如巴比奇所言,现代专科学校制度培养了很多秘书、技工等专才,由于他们学习和工作的专业化,因此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高深的博士课程,也能在本专业用较少教育投资得到对社会有用的专业知识。而高级科技人员与秘书、技工之间的分工,又使高级科技人员在高深博士课程上的投资能得到充分利用,高级科技人员不会因为不得不做那些不需高级科技知识的秘书和技工工作而降低他的教育投资的利用率。

罗默等人会争辩道,如果投资用在发明新机器和科研上,就会提高生产力。但是,正如前文所举的蒸汽机发明的例子,若没有高分工水平,蒸汽机根本不可能发明出来。即便发明了,也可能因为比人工效率低而无法应用。瓦特和巴尔顿雇了很多人专门研究蒸汽机发明的不同环节,终于在没有机床的条件下造出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加上专利制度和其他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蒸汽机才可能迅速发展到大规模专业化和商业化生产。发明家爱迪生的故事,也说明分工对发明创造改进生产力的意义。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专业化的研究所,雇了上百人专于电器发明的不同专业。他名下的一百多项专利,其实是众多专家分工协作的产物。

这些故事说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和投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发展分工和人与人关系的工具。有了这种社会关系和分工创造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储蓄和投资才可能改进生产率。而新古典投资理论见物不见人,以为只要存钱生产力就会改进。古典经济学家早就对资本与分工发展的关系有不少洞见。亚当·斯密指出,资本和投资是在迂回生产性行业中发展分工的工具。他指出,由于迂回生产工具需要专业化生产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迂回生产工具并不能消费,所以专于生产这类工具的专家在把产品改进到能实用,且成本低到能商业化之前,必须向他人借消费品以维持生活,而这就是投资和资本(Smith,1776)。不少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像当代经济学家这样对国民收入实行消费和投资的两分法。穆勒(1848)就认为,投资其实是给生产生产工具的专家的消费品,因此它也是一种消费。一种好的投资和资本理论应该能解释,为什么把消费品借给迂回生产行业的专家能提高生产率。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则把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故事变成了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在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中,资本是一种发展迂回生产中的分工的工具。模型的故事中有两种生产活动,一种是生产拖拉机,一种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可以只用劳动,也可以用劳动和拖拉机。使用拖拉机有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但是由于生产拖拉机有一个很高的固定学习费用,非专业化的生产则不可能生产出效率高和成本低的拖拉机。因此,在没有分工时,如果每人省下一些时间自给自足生产拖拉机,则不仅不能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反而是得不偿失。而如果有人专业生产拖拉机,则由于高固定学习费用,他必须花足够时间钻研制造技术,才能使拖拉机实用并便宜。在拖拉机达到商业化水平之前,他就需要向别人借钱买食物以维持生计。拖拉机商业化之前,专业农民只用劳动生产粮食,除自己消费外,还将粮食借给专业制造拖拉机的人。拖拉机成功制造出来并商业化后,专业制造拖拉机的人将拖拉机卖给农民,不但换到今后消费的食物,而且由于拖拉机的迂回生产效果及专业生产拖拉机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因而可以偿还他以前向农民借的债务及其利息。

这个故事中有两对两难冲突:一个是专业化经济效果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再一个是迂回生产效果与生产拖拉机的高固定学习费用的冲突。这些冲突的有效折中说明,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向专业机器生产投资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在交易效率低下时,虽然人们仍然可以自己节省时间来自给自足地生产机器,这种在机器上的投资也因专业化经济不能被利用而得不偿失。所以,并不是只要有投资就能自动提高生产力。投资能不能提高生产力,取决于均衡的分工水平是高还是低,而均衡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的高低则主要同制度环境有关。

如果将第五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方法同这里的新兴古典资本理论相结合,我们可以证明,当专业化演进时,若劳动的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企业制度会随分工演进而出现。若我们将更多产品引进模型,则企业制度本身也会随分工演进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此外,考虑到分工的自发演进,即使交易效率不外生地提高,企业制度也可能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地出现。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中,储蓄和投资是否有利可图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同交易效率的高低有关。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交易效率很低,外国人发现在中国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并不多,所以只能用“中国的潜力很大(意为目前无钱可赚)”来表示他们的失望。而改革开放使交易效率大大改进,因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大增。这种理论也说明了,香港地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为什么能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的模型还说明,分工进一步演进的潜力,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存在的条件。假设模型中时间可以很长,但只有两种产品,即拖拉机和粮食,则当完全分工状态通过投资而最后达到时,就再没有投资机会了。即使有很多产品,这类分工演进的潜力终究有一天会被耗尽。例如,当专业种类数接近人口数时,分工就无法再深入下去。当分工演进潜力耗尽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就会突然消失,因而造成资本利息率的突然崩溃。

这种资本利率和投资理论,显然不同于凯恩斯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论。我们的理论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释1930年大萧条时的资本利率突然崩溃的原因。1930年前,美国的分工已发展到很高水平,由于继续演进到更高水平还需时间,当时的均衡分工水平已无演进潜力,所以分工演进所需投资为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消失,利息率突然崩溃,从而引发金融和银行危机。由于当时分工水平相当高,使各行业对专业银行业有极高的依赖性,或者说,全社会分工可靠性由于分工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银行业的瘫痪造成全社会分工协调的失灵,使交易效率突然下降,也使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进一步减少,从而造成1930年的大萧条。避免大萧条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而是在银行专业增加“备用元件”,以“并联耦合”来增加每个专业的可靠性。这就是美国后来发展的联邦储备银行和银行最低准备金等制度。

用新兴古典投资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在某些情况下不如发展中国家高。传统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发达国家资本过剩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但是,我们的解释是,发达国家分工演进的潜力已快耗尽,而发展中国家分工水平低,很多新专业有待创立。而发展分工和创业就需要投资,所以投资回报率会高一些。按我们的理论,若发展中国家交易效率太低,则不论资本如何短缺或分工水平如何低,也不会有赚大钱的投资机会。所以,不看交易效率,只看资本是否短缺来选择投资方向就可能会犯大错误。不少在中国的投资者认为,中国内地和北方资本比广东短缺得多,因此希望在内地投资赚大钱,但他们的业绩都比不上在广东投资的外商,尽管广东的资本已经很多。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广东的制度和运输基础设施比内地好得多,尽管资本已经很多,但进一步投资发展分工的赚钱机会还是比内地好。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一些最缺少资本的贫困省份,他们自己的资本还大量流向沿海城市。很多这些省份的上市公司,依靠国家的特殊照顾在股市上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但这些资金很多都没有在本地投资,而是流向了外地。这就说明,决定投资效率的最关键因素是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制度和运输条件。同样道理,若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自由化,但经济制度的基础设施没有进一步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仍很低,则尽管分工演进的潜力很大,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也不会比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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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11.1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
  • 11.2 新兴古典货币理论
  • 11.3 新兴古典失业理论
  • 11.4 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
  • 11.5 同其他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的比较
  • 11.6 景气循环与中国的改革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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