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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伦理学视角下的道德与法律之争

作者

陈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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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伦理学视角下的道德与法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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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伦理学视角下的道德与法律之争

道德与法律何者具有优先性?这一论题为法理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研究者所重视。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道德理论,关怀伦理学为这一论题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质疑传统道德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关怀伦理学有效地整合了女性主义、关系主义和情感主义,进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新型道德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关怀伦理式的“重新定义”并不局限于以往的道德争论,甚至还延伸到了法律领域。在本文中,笔者力图阐释关怀伦理学究竟对道德和法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为什么我们能借助相关讨论进一步确认道德之于法律的优先性。

一 关怀伦理学对传统道德理论的修正

论及当代的规范伦理学,功利主义与义务论可谓绕不开的两个主流理论。尽管功利主义推崇行动后果的利益最大化,而义务论将“道德原则的可普遍化”奉为圭臬,两个流派仍然有许多共通之处。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于该行为产生的结果。相应的,促成普遍的、整体的善(overall good)——也即考虑个体善与他人善的总和——是每一位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衡量行为后果需要动用我们的理性计算能力,而为了便于计算后果,功利主义者会借助“无偏私性”(impartiality)与“主体中立性”(agent-neutrality)的方式对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进行理论层面的抽象。在他们看来,所有个体的幸福应该被视为同质的和无差别的。义务论在不少方面与功利主义类似。康德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强调,“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这表明我们行为的好坏取决于该行为是否与道德原则相一致。道德原则是普遍的,为每一位有理性的存在者所接受。在行动的过程中,个体必须将其人格中的人性以及他人人格中的人性视为目的,而非手段。追求普遍性、强调个体权利以及依托理性是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重叠之处,而批评上述特征则恰恰是关怀伦理学的出发点。

学界普遍认为,关怀伦理学肇始于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不同的声音:心理理论和妇女的发展》一书。在这本著作中,吉利根对其导师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发展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吉利根看来,科尔伯格设计的心理学实验草率地以男性视角为基准,对女性的道德观念做出了不公正的评价。吉利根指出,当面临道德两难时,男性倾向于借助理性运算和逻辑推理能力,将相关情境整合成一系列抽象的命题与条件,进而从普遍性与合法则性的角度来给出自己的回应;与之相反,女性则更愿意将道德问题置于具体情境之中加以考量,并始终以维护人际关系作为其根本出发点。自吉利根之后,女性视角当之无愧地担当了“关怀伦理学的逻辑起点”的角色,与此同时,“语境嵌入”(contextually-embedded)和“关系指向”(relationship-oriented)也成为刻画女性道德经验的两个标志性特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同的声音:心理理论和妇女的发展》发表两年后,另一本极具代表性的著作《关怀:伦理道德教育的女性化途径》步入大众视野。该书作者诺丁斯(Nel Noddings)进一步反对传统伦理学对自主性、权利和规则等带有男性气质概念的强调,并用全神贯注(engrossment)、包容与责任等相关的女性美德去加以替代。当然,论及关怀伦理最为核心的特质,非“关系”(relationship)莫属。诺丁斯强调,关怀者(one-caring或carer)的善意与付出并不是关怀的充分条件。只有当被关怀者(cared-for)确认(recognize)了关怀者的关怀行为时,两者之间方能形成关怀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讨论关怀行为的道德价值。随后,关怀伦理学家凯泰(Eva Feder Kittay)提出“依赖性”(dependency)与“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y)的概念,亦是对人际关系的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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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关怀伦理学对传统道德理论的修正
  • 二 超越法律边界的关怀伦理
    1. 1.法律的制定与变更
    2. 2.司法实践
    3. 3.救助方式
    4. 4.法学观念及其理论预设
  • 三 以关怀伦理学的视角重审德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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