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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家情理关系的特征

作者

萧平 字无陂,号抱朴,1979年生,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洛杉矶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LMU)访问学者(2017-2018)。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诸子、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目前正致力于道家自然观念史、道家情感哲学以及中西哲学与宗教比较的研究。出版了《老庄自然观新探》《传习录校释》等五部著作,在《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网等转载,主持国家级、省级、厅级项目各一项。
曾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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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家情理关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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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家情理关系的特征

梁漱溟曾说,中国人偏长于理性,即人情上的理,简称为“情理”,可见中国的“理”具有“在人情上言”的特点。儒家哲学从整体上是尚情的,表现为通过礼乐来敦厚情感,将道德践履建立在人的基本情感之上,由此直接促成道德情感的生成。但儒家的情感显然并非单纯的自然情感,其中包含丰富的理性精神。这种情感与理性既有两相交融、互相补充的情形,又有冲突决裂、相互背离的状况。从整体上来看,先秦儒家的情理关系主要表现为“仁体礼用”“寓理于情”“以礼制情”三个特征。

一 仁体礼用

孔子多次言及“仁”,“仁”作为最高的德性,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情感,是人的内心真实情感的体现。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仁”的本质就是爱,并且首先从“爱亲”开始,故有子将孝悌视为“仁”的发端、初始。在爱亲的基础上推及“爱人”“爱众”,如此一来,“仁”作为内心的真情实感,充分体现在处理一切人际关系上。但“仁”并非简单的情感,而是包含了自觉的意志控制,故仲弓问仁,孔子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和“勿施”意味着主体的自我节制与规范,表明“仁”是包含理性精神的道德情感。正因为“仁”既是一种情感,同时又蕴含理性精神,故只有“仁者”才能真正做到爱恨,这就是“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唯有仁者,因为完全从真诚不欺的感情出发,所以能真正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进一步发展为‘孝悌忠信’的道德行为”。总之,在孔子看来,“情”首先是由“仁”这一道德情感来体现的。

与“仁”相对应的是“礼”。如果说“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属于情感本体的话,那么“礼”就是这种道德情感的表现形式,是情感本体在人伦事物中的运用与体现。《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功用或作用就是要使整个社会秩序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先王治理之道就在于实现这种和谐。但“和谐”不是一个工具,不能为了和谐而和谐,由此“礼”的作用就再次得到强调,那就是调整秩序,规范行为,从而促成和谐。《说文解字》对“礼”的解释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晚周礼制烦琐,流于形式,而缺乏内容,既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之事,又有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礼制之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孔子倡导“仁”,补晚周虚文之不足。要实现“孝”,终究离不开“礼”,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要体现“忠”,也离不开“礼”,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而对于士人的修身而言,更是不可违背礼,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是要求从视听言动全方面循礼来规范行为。总而言之,“礼”一方面是古人创建的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在日常行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规范,正是由于“礼”的理性作用,让人们的内心在受到物欲影响时,能“约之以礼”(《论语·雍也》),从而使社会事物皆有条理、井然有序。

由此,在孔子那里,“情”与“理”的关系就具体表现为“仁”与“礼”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仁”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并非纯粹的自然情感,而是情理交融的“理性情感”“情感理性”。这是蒙培元先生提出的概念:“之所以称为‘理性情感’,是从仁的实质内容而言的,靠体验而获得;之所以称为‘情感理性’,则是从仁的普遍形式而言的,靠思维而自觉。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一致的,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分开的。”而早期儒家所讲的“礼”也并非单纯的理性创造物,而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或曰礼的制定源于人的情感,这就是《性自命出》中明确提出的“礼作于情”。但“礼”毕竟是通过明文规范呈现出来的,因此极易客观化、形式化。孔子将“仁”确立为情感本体,作为“礼”的内核,贯穿于人的各种行为之中,这样各种“礼”才真正有了生命,并因有了“源头活水”而“活”起来。“仁”最为核心的特质就是“爱”。作为一种德性,“仁”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共同的情感,而不是一己之私情,因而又可以通过对“礼”的践行来体现,故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由此可见,“仁”与“礼”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的孔子,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诸多诠释。如他批评僭越礼制的行为,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没有真实情感的礼乐只是形式,没有任何意义。礼与乐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但这种名物制度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厚的情感,而不是仅仅指那些形式上的器乐或仪式。“仁”与“礼”“乐”的关系表明早期儒家宣扬的道德情感是带有理性精神的,或曰“仁”等属于情感范畴的概念本身又带有理性特征。这与《性自命出》中所讲的“礼作于情”“乐作于情”是完全一致的。然而现实中毕竟存在一些以理性为主导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为“政令”“刑法”。那么孔子对那些理性的法则与规范是什么态度呢?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严格的政令、刑法来治理天下,则老百姓固然可以做到免于罪过,内心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以道德来引导他们,以礼来规范他们,则老百姓不但有羞耻之感,而且心甘情愿归附。“政”“刑”无疑都是刚性的制度或政策,基本上不考虑人的感受,杜绝情感的掺杂,因此老百姓固然可以免罪,但内在的情感被忽视了,天生的同情心以及其他各种情感被埋没了。这里的“耻”即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显然是一种情感。如果以道德来教化,以礼制来规范,则老百姓感受不到外在的压迫,能够自主地释放内心情感,并且保持天生的道德情感,同时又达到秩序的稳定。这正体现了情感是礼乐教化的有效性的保证,倘若一个人没有真情,是无法与礼乐相感通的,只有真实感情与理性规则交融相通,才能使人民发自内心地“有耻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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