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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的历史理性

作者

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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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的历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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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的历史理性

王夫之,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是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于四部之学皆有重大建树且影响深远。就史部之学而言,尤以其晚年所著《读通鉴论》和《宋论》两种史论作品为代表。遗憾的是,学界以往少有针对二书的专门、系统考察。围绕书中的个别思想侧面(如历史观)进行研讨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得出的一些观点也都大同小异。这一现状不仅不利于二书自身的课题史研究,对船山史论研究乃至整个船山学思想的探讨都极为不利。

以《读通鉴论》为例,该书以《资治通鉴》为蓝本,对秦朝直至五代的中国长时段历史做了独到且深刻的评论。晚清以来学人对此多赞誉有加。例如梁启超就曾赞许是书“往往有新解”,郭嵩焘对此书的评价更高:“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试问,《读通鉴论》何以能够如此?王夫之对历史的评论何以令人叹服?本文认为,该书所深具的历史理性是主要原因。何为历史理性?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的内涵之一是人类可以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并揭示事物的本质或真理。换句话说,运用理性能够达到认识事物真相与内涵的目的。理性也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和途径,它还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它的力量可以指引人类通向认识与发现事物之真理的坦途。历史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同样可以借助理性之力加以正确观照。这不仅表明历史本身是能够被人类认知的,而且还意味着可以从历史的过程中探求某种法则、规律,即历史发展的规则和秩序,并且这种规则是能够被人类理解的。

《读通鉴论》便展现出了理性的光辉,书中的历史议论处处蕴含理性的因子,反映了船山对历史认识的理性态度。前人赞许是书有“新解”并“达人事之宜”,其实都是历史理性烛照下的结果。以下便分别从《读通鉴论》一书所立凡例、不言正统论以及对中国历史整体的哲学见解三个方面探讨王夫之的历史理性。

一 从《读通鉴论》篇末“叙论”部分文字看船山撰述的历史理性

我们认为,《读通鉴论》最后四篇叙论乃该书之凡例,它规定了该书所不欲探讨的一类内容(“不言正统”)、不被评论的两种情况(“不论大美大恶”“不敢妄加褒贬”),以及采取的独特论事方法(“因时宜而论得失”)。具体分析开来,每篇叙论的论述都很深刻,透露出船山对评史的独到、理性看法,从中便能推断理性精神在《读通鉴论》通篇史论中的支配地位。

如《叙论二》言:“故编中于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者,皆略而不赘。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在此,船山声明他无意再去重复叙述与评价历史上大美大恶之事迹,而是追根溯源,深入探究这些史事背后的缘由,发现并仔细辨析其中为常人所忽略的细节和原因;同为大美之事,则继续分别其中之优劣,并为大恶之行,则继续分别其中之轻重;避免对史事一概而论,而是具体考虑其所处时势和情境,区别对待与论断。正由于船山所具有的上述理性思维,他在《读通鉴论》中才得出了一些异于前人习见的新解,而且这些新解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根据客观、理性的思考得出的高论,是理性思维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再如《叙论四》言:“治道之极致,上稽《尚书》,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至于设为规画,措之科条,《尚书》不言,孔子不言,岂遗其实而弗求详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王夫之作为一代大儒,同样奉三代社会与五经为后世治道之圭臬。但他较别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五经典籍与圣人之言仅含蕴治国理政之理念、精意或精神、要义,这些治国理念乃万世之大经,对于三代以下的社会治理同样是适用和有效的。而且,王夫之意识到了三代治国精意与郡县之历史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明确表示精意不等于具体政策、科条,“《尚书》不言,孔子不言”。在王夫之看来,三代的具体制度只能施行于三代之社会,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落实到三代以下的历史中去;同理,适宜于当今时代的法规措施也不能预见其可以被用来治理未来之时代。每个时代都是独特的现实存在,故而产生了契合该时代的治理举措,等势异时移,又会有新的合适的治国政策出现。这里,船山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通达及其理性的分析视角令人敬佩,他肯认了现实状况的变动、复杂之本真特性,“势”便是他用来描述此特性之概念。但船山并未止步于此。即便历史之势变动不居,三代理政之精意同样可以因时制宜。除了某些三代制度因为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而无法再被照搬于郡县之天下外,在详细考量郡县社会状况的前提下,三代治理社会的不少要义对此仍然是具有效力的,或者说,不管历史现实如何改易,三代之精意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是普遍的、永恒的,只要做到“酌古今之变,参事会之宜”,在正确立足当代现实的基础上对三代之精意斟酌损益,则三代以下政事的处理无不可以从三代治国之理念中寻得启示与借鉴。船山曾辩证地说:“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问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无者,问其何以无,而或可兴也。”从中不难判断,王夫之对待历史的态度是通达的,他对历史的认知也是非常理性的。

以上只就《读通鉴论》一书的纲领从全局捕捉到了王夫之论史所自觉坚持的理性原则。纲举目张,下面我们就从微观的角度探察船山在具体的史论上所贯彻的历史理性。

二 从对正统论内容的“革命性”看法看船山论史的理性思维

《读通鉴论》篇末第一篇《叙论》便宣布了“不言正统”的理念。虽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间接表示过不言正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这是他从对过往关于正统论思想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得出的一个直观认识,并未讲明具体理由。王夫之则不然,其坚拒正统论的阐述有理有据,是其理性思维在历史分析与判断上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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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从《读通鉴论》篇末“叙论”部分文字看船山撰述的历史理性
  • 二 从对正统论内容的“革命性”看法看船山论史的理性思维
  • 三 《读通鉴论》中的理势关系论更是王夫之历史理性的重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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