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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困境及其超越

作者

陈翠芳
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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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困境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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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困境及其超越

在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改造社会和人民成为当务之急,而长期支撑中国社会和人民的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转换也成为必然的选择。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中国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又陷入重重困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转换开辟了新的方向,破解了初期困境,取得了丰硕成果。弄清这一问题,能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对拯救中国的历史价值,也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 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探索过程及成效

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转换的探索始于明末清初,当时的早期启蒙者从不同方面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呼唤着平等、自由、理性等新的价值观,力图促使传统价值观内在地走向现代,但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条件限制,成效甚微。当中国社会1840年后遭受西方强国的侵略和凌辱时,传统价值观再次成为人们审视的主题,从此正式开始了向现代价值观转换的艰难历程。在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即五四运动前,社会主题因中国人对民族危机原因的认识差异而有阶段性区别,但初期探索者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价值观,并积极思考和努力求解。

洋务运动创办者认为,中国受欺凌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武器落后,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他们鼓励学习西学,创办新式学堂,并选派年轻人到日本、法国等国学习,积极开展洋务,专门成立以制造机器、军械为主的机构等。洋务运动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器物层面,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价值观是“中体西用”论。张之洞在洋务运动结束之际对此做了清晰的表述:“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洋务派所了解和专注的西学主要是其军械技术,至于西政、西史涉及极少,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西学仅仅在军械等器物上优越于中国,其价值仅此而已。旧学即中学,其实质是三纲五常,包括国家政治、民众伦常,关系民族之根本,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容更改的。张之洞论述称,“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而“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如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其成立的根据。

“中体西用”论被清晰表述时,维新变法已兴起,无论是其主张还是表述者的动机,其保守性甚至落后性都昭然若揭,然而,它从强敌那里吸取新的价值内容,开始破开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坚冰。其一,它首次公开承认中国及其思想存在不足,而他国特别是西方“蛮夷”之国有优胜于中国之处,改变了“天朝大国”的心态。其二,它初步动摇伦常道德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开始关注物质利益等对国家强盛的作用。李鸿章在书信中说:“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乃日益强盛。”可见,重视利益、发展商贸、精器强兵等,被公开提升到国家强盛的高度,这严重冲击了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的经济理念、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观念。“中体西用”论价值观正式开启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的征程。

维新变法致力于仿效西方而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是中国首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对于经营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国,这种变革必然极大地冲击着作为政治制度精神支柱的价值观。首先,维新人士尖锐批判封建价值观的内核即君主专制,倡导西方式的民权。严复认为:“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也。”他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批判中国君贵民贱的封建观念,也指出传统价值观变革的方向。谭嗣同则强烈抨击封建君统,高扬“君末民本”思想,甚至仿西方民主论,认为君由民举,也可由民废,而举或废的标准都在于君主是否能为民办事、服务民众。他深入分析:封建君统的思想武器是“三纲五常”,它使人不敢想、不敢言、不敢行、没有丝毫自由自主,其中的“三纲”约束力更强,因为“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谭嗣同由此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奴役人民的价值观根源。其次,维新派倡导自由、平等、人权。历史上早有民贵君轻之论、君舟民水之喻,维新派在此基础上超越了君民关系论,借西方天赋人权论,从理论上强调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康有为在1885年完成的《实理公法全书》中指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变法失败后,他仍坚持:“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而进化之至平者乎!”严复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认为近代西方能强盛,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人能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局面,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比照西方,他主张中国政治制度应“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样才能达到国家强盛。最后,维新派主张培养和塑造“新民”。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总结教训,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是维新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试图继续维新变法者未竟事业,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将其所写文章都署上含有“新民”之类的笔名,意欲提升国民素质,培养“新民”。同时,他主张以“国家”取代“朝廷”,以“国民”取代“臣民”,从名称和内涵上改变封建社会结构,并破除各种奴性,特别是破除“心中之奴隶”,使每个人做自由自主的人,拥有独立人格,因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云,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改造国民素质,培养有道德、有智慧、有独立人格的“新民”,将维新变法的价值目标引向深处,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奏和先声。

辛亥革命与维新变法的着力点相同,是针对封建帝制的政治变革,也可算是对维新变法的继承,但是它超越了维新变法的改良性,而是以暴力形式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在那种特殊历史时期,如何对待革命,本身就表明价值观偏向,“20世纪初的十年期间,如何认识和实行‘革命’的问题,成为新旧价值观冲突的核心内容”,“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把‘革命’视为自己一种新的理想,一种新的价值观”。同时,辛亥革命成功地摧毁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冲毁了传统价值观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根基,必然引发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价值观革命,迫使传统价值观不得不发生转变,而变革传统价值观的目标和方向,则是辛亥革命所追求的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和方向。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前就已了然于革命领袖孙中山之心。1905年,他在《同盟会宣言》中论道:“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这表明,辛亥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价值观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价值观。辛亥革命的旗帜是“三民主义”,强调民族、民权、民生,而民权是其核心和根本,也是辛亥革命的实质。民权体现在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诸多方面,这些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主义宪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得到明确的规定。这部宪法首次全面而明确地规定人民享有的“自由权”,从身体、住宅的自由权,到言论、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权,几乎无所不包。民权主义中民主最为重要。对此,孙中山结合欧美经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特点和教训,竭力论证“中国非民主不可”的几大理由,并得出结论:“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辛亥革命捣毁了传统价值观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根基,为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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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探索过程及成效
  • 二 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遇到的困境
    1. 1.对价值观时代性矛盾处理不当
    2. 2.在阶级立场上的落后性
    3. 3.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脱离
    4. 4.缺乏科学思维方法
  • 三 马克思主义对传统价值观转换初期困境的超越
    1. 1.追求现代价值观
    2. 2.代表无产阶级利益
    3. 3.确立了科学思维方法
    4. 4.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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