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B.10 马来西亚61年大变局:动力与前景

摘要

2018年9月25日 主持人语:“博雅工作坊”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定期举办的学术活动之一,通过邀请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就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学术关注重点和社会文化问题等展开深入探讨,找寻解决路径。2018年5月,由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联盟赢得马来西亚大选,结束了执政联盟国民阵线61年的掌权历史。曾经担任总理22年的马哈蒂尔再次出任马来西亚政府总理,这一结果被外界形容为“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最具历史意义的政治地震”。9月25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马来西亚61年大变局:动力与前景”的博雅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0余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一场议题集中、视角多元的跨学科讨论。

作者

吴宗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来研究中心主任。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马来西亚政府授予马中友好贡献奖、国际马来语杰出贡献奖和马来亚大学文学名誉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马来西亚国情。出版专著《中国史书中的文莱》、译著《马哈蒂尔演讲集》《中马友谊之歌》等。长期积极开展民间交流,积极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文莱的教育文化交流。
翟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有东南亚、亚太问题,世界政治和国际战略问题,以及中国的国际化战略、“一带一路”等。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2011~2014)、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2008~2011),研究员。长期从事全球、周边地区及国别(尤其是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的综合研究和科研管理。为东盟地区论坛(ARF)中方专家名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以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方专家组成员、中国-东盟博览会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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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马来西亚61年大变局:动力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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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马来西亚61年大变局:动力与前景

2018年9月25日

主持人语:“博雅工作坊”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定期举办的学术活动之一,通过邀请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就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学术关注重点和社会文化问题等展开深入探讨,找寻解决路径。2018年5月,由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党联盟赢得马来西亚大选,结束了执政联盟国民阵线61年的掌权历史。曾经担任总理22年的马哈蒂尔再次出任马来西亚政府总理,这一结果被外界形容为“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最具历史意义的政治地震”。9月25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马来西亚61年大变局:动力与前景”的博雅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0余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一场议题集中、视角多元的跨学科讨论。

一是在学术层面,深入探讨了“马来西亚61年政治大变局”的底层动力和根源问题,如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政治范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不同的民族特性对选举投票等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多元种族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等对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提出“平衡”而非“平等”等重要论断。二是在政策层面,提出“马哈蒂尔当政是否意味着马来西亚出现内政外交分水岭”的问题,分析预测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结构是否会发生激烈变化、政党格局斗争态势加剧、社会经济生态将进一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等。三是在公共传播层面,涉及“如何让中国人理性平实地理解马来西亚”等问题,认为我国对马来西亚国情缺乏基本认知,专家学者发声较少,即使有一些针对公众的推送等,也会出现相关公共知识产品的被劣币驱良币等问题。以上有关马来西亚的学术、政策和公共传播等问题,均值得学术界、政策界和传媒等领域加强针对性的研究和传播。

发言学者:许利平、周方冶、宿景祥、骆永昆、陈庆鸿、龚浩群、傅聪聪、释慧固、孔涛、孔金磊、邓世轩、何宜贤。

编辑:兰旻

审稿:翟崑

终审:钱乘旦

本期博雅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主持。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发表致辞。钱院长在致辞中表示,研究院于2018年4月成立,在学术研究方面紧扣区域与国别研究主题,对相关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进行深入了解和探讨,服务于国家发展及国内学术研究的需要。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招收博士生,培养出一批有深厚学术功底、有广阔知识的跨学科型研究人才,填补国内学术界空白。他指出,不同于报告会和学术演讲,博雅工作坊主要通过发言和讨论融合的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问题展开研究,在此前举行的11期工作坊中,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朝鲜半岛、特朗普现象、苏格兰脱英、土耳其政局及巴基斯坦文化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今天各位专家能针对马来西亚近期的新情况,从不同学科领域进行全面分析,使相关部门和人员对马来西亚问题有更深的理解。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从民族性的角度探讨马来西亚政局“变天”及对中国的影响》。

他表示,马来西亚政局“变天”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包括希望联盟都没想到自己能胜选。马哈蒂尔在执政100天时曾开玩笑地说,由于当初没想到能赢,在竞选中承诺太多,结果很多都难以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希望联盟还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对于其赢得选举的原因,他认为,在分析马来西亚选举政治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东马”因素,因为马来西亚主要的政治版图在“西马”,比如巫统、马华公会等都集中在这里,但实际上,“东马”民众的偏向性却决定了选举方向。此外,沙巴和沙捞越民众的态度也是影响此次选举的风向标。此外,马哈蒂尔个人因素也在选举中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92岁高龄的马哈蒂尔在大选中富有激情的演讲感动了很多人,而纳吉布苍白无力的演讲使很多人对“国阵”失去了信心。马哈蒂尔的口号集中在“改变”上,承诺要“反贪污”,而纳吉布的口号却是“投给国阵,我给大家放假去旅游”,给人以没有高目标的感觉,这也是很多马来西亚人的直观感受。也有人认为此次选举是“巫统打败了巫统”,因为反对党中很多领导人物如马哈蒂尔、慕希丁都是前巫统的人,掌握了巫统的人脉,在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民族性角度分析,影响选举的首要因素是“土著”。一般来说,马来西亚土著主要指马来人,即会说马来语、信奉伊斯兰教、奉行马来西亚文化传统习俗的人。这些人在马来西亚拥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比如可以拥有地契,有权利获得政府大型工程项目等。马来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免费文化”,他们认为享受包括特权在内的免费东西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马来西亚种族政治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特性是很难改变的。很多东马土著居民并不信奉伊斯兰教,而是信仰当地宗教,他们认为自己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被边缘化,比如在沙巴地区,因大部分资源被中央政府拿走,本地人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感觉受到了歧视,将票投给了反对党。其次,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很大,只是由于传统上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在政治方面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这与当年英国人在马来西亚进行种族政治的“设计”有密切关系。这也是近些年马来西亚选举中90%的华人投票给反对党的原因,他们对国民阵线中的马华公会不满,认为它不能代表华人的利益,因此转向了反对党。最后,马来西亚的印度裔占总人口的7%左右,大部分从事一些特殊职业,他们大部分也都因被边缘化从而支持反对党。

许利平指出,未来10年,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架构不会发生彻底改变,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需要争取马来人这个“大盘”的支持,而华人要改变自身的政治地位比较困难。此外,马哈蒂尔上台前曾承诺只担任两年的总理,之后将交权给安瓦尔,但后来马哈蒂尔模糊了这个承诺,因此两年后如果他不交权,安瓦尔或许会挑战其权威,马来西亚政局也可能因此进入动荡期,各政党会通过交叉组合争取权力。如果两年内马哈蒂尔能够重新将巫统招至麾下,其政权会得以稳固;如果没有成功,安瓦尔有可能会与巫统结合,甚至与伊斯兰教党结合,由此导致马来西亚政局发生急剧变化。

对于中马关系,许利平认为,马哈蒂尔执政期间,中马关系总体将处于平稳阶段,毕竟马哈蒂尔曾当政22年,与中国有很多互利合作。如果安瓦尔上台,中马关系可能会存在一定变数,因为他与美国走得很近。此外安瓦尔对在马来西亚推动民主、自由持积极态度,他非常欣赏印尼的民主改革,希望马来西亚效仿印尼的宪政改革之路。所以如果安瓦尔上台会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或许给中国在马来西亚的一些项目带来影响,中国应未雨绸缪。

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骆永昆:《马来西亚变局探析》,包括:变局的原因,变局后的马来西亚,外交新动向以及未来的发展。

他认为,马来西亚出现大变局有三方面原因。表面原因是马哈蒂尔与纳吉布的直接对抗导致了此次变局,其中有两个因素,一是作为马来西亚政坛的重量级人物,马哈蒂尔加入反对党阵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二是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公司腐败案”产生的负面效应。深层原因则是安瓦尔反巫统的效果。自1998年起,安瓦尔领导的反对派一直打击马哈蒂尔和巫统,收到了成效也争取到了民心。由于巫统长期执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对它都不满,这种不满在2018年得到了总爆发。根本原因则是马来西亚近20年来公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巫统成立之初,目标是维护所谓的“马来人特权”,但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于经济、政治、生活、环保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多,而巫统仍坚守维护特权,处理问题的能力满足不了民众的需要。

对于变局后的马来西亚,骆永昆表示,一党独大的格局被打破,但政治基本格局没有变。具体有三个表现,一是现任总理马哈蒂尔尽管很强势,但他在国会、政党、内阁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二是马来西亚国内政党竞争处于历史最激烈阶段,无论是执政联盟内部还是在野党,权力斗争都很激烈;三是在野党仍有执政能力。尽管巫统的退党人数有所增加,但其实力和能力在马来西亚政局中仍有较强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巫统不再一党独大,但目前也没有其他政党能够做到独大,而在马来西亚的基本政治格局中,“马来人至上”的特点没有改变,巫统与反巫统两个阵营持续较劲的状况也没有改变。

骆永昆指出,变局之后的马来西亚外交仍将遵循周边是首要、东盟是基础、东亚是关键、伊斯兰世界是外交舞台的基本布局。其中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是东亚政策,在中马关系出问题的情况下,日马关系可能会往前走,但由于经济外交仍将是马来西亚外交的重点方向,这就决定了未来中马关系不会走入低谷。

对于未来马来西亚的格局及中马关系的发展,目前还难以定性马来西亚的前景,作为过渡者的马哈蒂尔执政后推出了新举措,颁布了新政策,如果未来其继任者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则可能会引发质变。未来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很可能会出现印尼模式,即不存在巫统和反巫统的固定两派,而是各个政党进行自由组合争夺权力。但有一点,华人政党实现组合执政的可能性仍很小。中马关系目前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可能转好也可能转坏,但中马关系的基本面没有变,一是高层互信,二是经济利益驱动,三是民间友好,在这个基础上,未来双方分歧面可能会扩大。中马关系目前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南海问题,二是“一带一路”如何在马来西亚落实推进,三是华人问题,这些问题会给双边关系带来不稳定因素,并且面对地区及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马来西亚各项政策会做出相应调整,对华政策也可能出现新变化,而其中的关键在于马来西亚内政的变化。

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宿景祥:《马来西亚在欧亚体系中的地位》,从国际体系视角对马来西亚现状及未来进行分析。

他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趋势是正在形成新的欧亚体系,即欧洲和亚洲的联合,而东盟地区在其中是一个边缘力量,受关注度较低,但马来西亚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它在东盟区域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从其国家发展和目标看,它也有资格争取中心地位。因此对于中国或美国来说,如果要“赢得”马来西亚,都应该努力满足其在东盟地区保持中心地位的需求。

新的欧亚体系形成的动力不仅包括国际关系因素,还有一些超越国家和民族政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从动态看,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整个中亚地区向世界开放,美国在该地区努力“深耕”,中国也在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曾经被阻断的欧亚大陆再次有了联结的可能。关于欧亚大陆圈的历史统一性问题,从考古界到历史界,古今中外研究成果非常多,大陆圈的形成过程也比较清晰。西方人进入之前的欧亚圈分布大概情况如下:以地中海为中心,向南首先是红海圈,即阿拉伯半岛和东非部分的圈;红海圈之后是波斯湾圈,包括印度西海岸一直到伊朗的波斯湾,所以从历史学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斗争也是波斯湾圈和红海圈之间的斗争。在上述两个圈之外是南海圈,从马六甲一直到孟加拉湾。以地中海为中心向北首先是黑海圈,之后是里海圈。现代西方学者认为欧亚主要是指内陆,也有用“内亚”的概念,但都不准确合适。从历史上看,欧亚圈应当是从中国、东南亚、朝鲜这个方向一直到巴尔干,再到黑海的领域。今天来看,欧亚体系处于重新恢复的新阶段,东南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起点,地区较富裕,人口多且相对发达,而马来西亚除了地理因素上的优势,其在历史上相对开放,始终能够在地区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它和朝鲜关系较好就是例证。

宿景祥表示,之所以说马来西亚是处于边缘地区的中心国家,是因为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地区在目前的欧亚体系中处于边缘,但整个东盟的发展框架相对稳定,在未来欧亚体系重新恢复的过程中,政治安定、经济较发达将是马来西亚成为新核心的最大优势。此外,马来西亚与欧亚体系还有一个历史性的共同点,即君权的神圣,它本质上是君主型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这也是其优势所在。

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庆鸿:《马哈蒂尔的亚洲观及其与东盟的关系》,在马哈蒂尔领导下,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会推进其自身角色的上升,同时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

陈庆鸿表示,90多岁的马哈蒂尔重返政坛成为国家首脑,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政治奇迹。此外,相较世界其他动荡地区,50年来东盟的发展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其安全上的稳定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欧盟的实践相比,东盟共同体的奇迹有其独特的地方。在西方文献中,对于“共同体”的形容主要是指欧盟模式,即以法制化的形式为主。然而,东盟共同体建设在合作方面是缺乏法制化的,主要是因为东盟各国更加强调国家主权,即在合作过程中极力避免甚至禁止各国对他国主权的侵犯。东盟这种合作方式可以称为合作体,而欧洲更多的是强调一体化甚至追求融合体。

博弈论中对地区合作有一个“猎鹿模型”分析,即多个猎人共同围猎一只鹿,但受个体利益的影响,某些成员在这个过程中会转而选择去猎兔,导致集体原有的猎鹿目标无法达成。这一模型会产生三种表现,一是各国都会在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间来回摇摆,即在猎鹿还是猎兔的选择上计算收益差,如果每个国家都追求短期且较小的个体利益,地区长期的共同利益就会受损。二是每个国家都对其利益进行短期和长期的盘算,进而导致各国会考虑何时参与到地区合作中从而能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由此也引出第三种表现,即外部的干扰因素与内部集体自觉性两种动机相互交织。

这一模型与东盟地区的合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对东盟国家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主权国家的独立性与地区的自主性,但各国在追求二者的过程中,被很多周边诱惑所左右,这些诱惑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各国感觉到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被边缘化有可能导致地区整体被分裂,从而被大国主导。经济上也是如此,如果不进行地区经济融合,原有的市场会被分割,在经济上也只能依附于大国。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东盟过去几年的发言权越来越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东盟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经济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成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成员,但同时不少国家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尽管东盟经济共同体已于2015年建成,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此背景下,马哈蒂尔于20世纪90年代倡导“亚洲价值观”,在实践中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C)的倡议,在推动亚洲地区主义至上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同时他也提出支持本国工业化发展,甚至推动建立国产汽车业。可以看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马哈蒂尔一直在民族主义者和地区主义者之间迂回。

陈庆鸿认为,未来马哈蒂尔会更加注重马来西亚本国利益与东盟地区合作收益的衡量,从过去更多与地域外大国合作转向更加注重东盟地区内合作。过去几年,东盟共同体建设出现了在南海问题和经济方面立场不一致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个领导核心,印尼放弃了东盟的领导地位,更多地追求成为全球海洋的轴心,重视在G20框架下开展国际活动。马哈蒂尔的重返将有助于东盟找到一个较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进一步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未来,在马哈蒂尔领导下,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合作的基础将更加凸显,东盟共同体建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马来西亚在东盟内部的角色也会由此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东盟会更加强调自己的核心地位,其与域外大国的博弈也将迈向更均衡的模式,东盟各国依附于某个大国的现象也会式微。

五、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冶:《马来西亚的政治多极化发展及其影响》。

他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变革的研究需要从利益集团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切入。总体上看,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其政治维度是不断增加的。在马来西亚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中,马来人群体可以说是其政治维度中的唯一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维度的加入丰富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到了1998年,社会阶层又成为族裔、宗教之后新的政治维度。政治维度的增加会形成新的利益团体,从而产生新的政治诉求与政治行为模式。中产阶级维度的加入导致马来西亚出现了“政治海啸”,而在马哈蒂尔下台后,一个新的政治维度即新生代与元老派又加入政治格局中,双方互动产生的影响力日益显性化。可以说,马来西亚61年来发生的大变局,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利益团体间博弈斗争的结果。

目前,马来西亚国内辨识度较高的利益团体有以下几个。第一是大家所说的“巫统”,但实际上它应该被称为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是马来人用来掌握政治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政商团体;第二是“左翼城市华人”,大体上指的是民主行动党,他们是改革派,要对既有的格局进行变革,这里称他们为左翼并不是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第三是“伊斯兰保守势力集团”,主要指的是伊斯兰教党;第四是马来人中产阶级,主要指人民公正党,但现在人民公正党仍在拓展其代表性,对它的定义未来可能还会有变化;第五是马来人的中下层,或者说是马来人农民,一直以来他们隶属于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巫统)。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巫统倒了,但并不代表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的瓦解。在过去60多年中,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掌控着马来西亚国有资产,是行政体系中的主导力量,特别是目前马哈蒂尔是该集团的首领,现在要做的是重新整合该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将主导权从之前的新生代手中转到他手中,因此包括设置元老理事会、将五大关联机构资金重新掌握在手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相应举措。而“一马公司”之所以被查,一个因素是它是新生代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的“小金库”。未来,作为马来人中产阶级利益集团代表的安瓦尔如果要接任,就必须赢得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的认可,但他作为曾经的“背叛者”,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引人关注。

对于中马关系,周方冶认为,一直以来,中国面对的都是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但现在马来西亚正经历政治多极化的过程,在未来的合作中,上述利益集团中哪些人能够成为沟通协调的对象,如何跟他们进行协调,从而为中马关系发展提供支点是一个重要问题。

六、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龚浩群:《如何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变局》,引述马来西亚著名人类学家舍木苏教授的观点,从人类学角度对马来西亚族群与政治进行分析。

据她介绍,舍木苏教授(Dr. Shamsul Amri Baharuddin)自1973年以来,针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文化和政策”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此后,他还就民族认同问题、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和马来西亚族群与饮食文化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一,舍木苏教授指出,族群并非天然存在的,而是在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出来,这就意味着族群的边界是人为设定的,是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相互推动的结果。具体而言,马来西亚的族群设置体现了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华人为例,当时的中国移民并没有“华人”的概念,英国殖民者为了统治需要,根据方言将人群划分为“福建人”、“客家人”、“海南人”等不同群体,并将他们统称为“华人”。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效果,英国统治者设立了基于母语的教育体系,华人去华校学习,印度人去印度学校学习,进一步强化了族群的边界。因此今天谈论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时候,需要了解其历史根源,并在后殖民的语境中对族群这一范畴进行去本质化的理解。

第二,舍木苏教授指出了社会流动性对于族群构成和族群边界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马来西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人们不断从农村涌入城市。伴随着社会流动产生了社会空间的急剧变迁,各个族群内部产生了分化,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族际联系。在认识现代化进程对于族群政治影响的问题时,要破除关于马来西亚三大族群的刻板印象,看到族群内部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比如马来西亚穆斯林有很多种,有温和派穆斯林,也有激进派穆斯林;激进派穆斯林中既有强化伊斯兰认同的派别,也有强化马来人认同的派别。阶层及阶层关系也成为跨族群的重要政治变量。要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中看到多元化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把族群简单地政治化和标签化。

第三,舍木苏教授提出了两种社会现实以及与之对应的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由官方或权威专家定义的社会现实,主要体现为政府文件和社会精英的系统表述,另一种是由人们日常生活定义的社会现实,表现为个体化的、碎片化的生活体验。二者相互影响但并不完全对应。目前人们对于官方定义的社会现实比较熟悉,而对日常生活的部分缺乏理解,也就难以看到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及长期影响。

第四,舍木苏教授主张用平衡代替平等,用社会凝聚力代替民族统一性(nation unity)。他认为在马来西亚提倡民族统一性是不现实的,这不仅忽视了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族群形成的历史过程,也可能因为强调统一性而激发族群矛盾。他个人认为有必要通过政策来协调不同族群的利益,或者说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和平协商提供制度性平台。对于马来西亚的族群文化多样性,舍木苏认为“多样性”已无法完全体现当代马来西亚的社会特点,他提出了“超级多样性”(super-diversity)的概念,这一概念提醒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正视马来西亚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并以此作为理解马来西亚未来发展趋势的出发点。

七、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傅聪聪:《当前马来西亚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结合个人观察对马来西亚的政局变化进行分析。

他表达了六个观点。第一,马来西亚政治有三个敏感数字:2、22和24。“2”是指马哈蒂尔称他两年后交权,但问题在于他是否会兑现承诺;“22”是指马哈蒂尔执政了22年,其间形成了马来西亚较为“顽固”的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马哈蒂尔认为该体系很难发生改变;“24”是指马来西亚希望联盟政府在执政5年后,即在2024年再进行大选时可能还会再有变化。以此次大选为主,马来西亚目前的政治发展动因实际上可以和“5·13”事件以及“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因为两者都改变了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走向。“5·13”事件导致种族冲突后,马来西亚政府在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政治上由原来的联盟党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联盟即国民阵线。“烈火莫熄”运动后,两线制政治逐步在马来西亚形成。

目前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有两点不变和两点改变。首先不变的是马来西亚政治仍以精英为主导,其次不变的是马来西亚仍是一个由政党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在两点改变中,第一点改变的是马来西亚的民主发展通过大选从原来的威权式民主走向更自由的民主,即走向民主巩固的阶段,第二点改变在于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社会走向了多样性社会。在马来西亚权力结构中,最高元首是政治象征,他对政治有一些影响,但影响力不大。最高元首在得知希望联盟胜利后,他也考虑该怎样宣布选举结果。虽然最终他还是遵从了国家宪政原则并宣布希望联盟获胜,但结果没有被立即宣布,也体现了他曾进行过思考的过程。

第二,马来西亚目前的内阁结构与此前相比呈不均衡状态。截至2018年8月19日,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席变化及部长职位分配中,议席占比最大的政党是安瓦尔领导的人民公正党,为44.8%,第二大政党是拥有49个议席的巫统。在执政党希望联盟中,民主行动党(DAP)拥有42个议席,占比为36.2%,马哈蒂尔领导的土著团结党(PPBM)拥有12个议席,占比为10.3%,最小的党派是从原有的伊斯兰教党中分裂出来的国家诚信党(Amanah),拥有10个议席,占比8.6%。然而,部长职位的分配却没有按照议席的比例划分。马哈蒂尔对部长的分配进行了再平衡,即人民公正党被分配了7个职位,民主行动党6个职位,土著团结党6个职位,诚信党5个职位,剩下的职位则分给了位于沙巴州内的复兴党,各党比例分别是25%、21.4%、21.4%以及17.9%。这种分配比例与国民阵线领导时期完全不同。马哈蒂尔平衡各政党的部长职位,实际上是为了削弱各政党的利益,由此一来希盟在很多政策上可能无法达成共识,形成四个政党“1+1+1+1<4”的局面。

第三,议会中任意两个稍占多数议席的政党在相加后所形成的优势,足以在立法方面阻碍其他政党通过法案,并非铁板一块的希盟则可能会在某些政策上采取不一致的步调,在立法方面产生诸多变数。

第四,从政党联盟看,目前形成的两大阵营实际上在1987年时就已初现端倪。1987年至1999年,首次出现对抗国民阵线的结盟政党人民阵线。1999年由替代阵线对垒国民阵线,2008年反对党掀起“反风”后组建了人民联盟。2013年,人民联盟所获得的89个议席是反对党联盟有史以来获得议席最多的一次。随后人民联盟于2015年解体并于同年成立了希望联盟。2018年,希望联盟击败了国民阵线。未来,政党联盟将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

第五,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系方面,马来西亚各州宪法拥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州内的苏丹是州最高权力的象征。此前,作为执政党的国民阵线拥有各州资源的分配使用权,各州政府在政策方面则要配合联邦政府,否则其发展会受到影响。然而,现在无论东马还是西马,每个州都有属于自己的州执政党。比如,巫统控制了彭亨州和玻璃市州,伊斯兰教党控制了位于东海岸的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民主行动党的大本营位于槟城,而人民公正党则控制了雪兰莪州,柔佛州则主要归于土著团结党,由不同政党领导的各州政府取代了原有的“泛蓝”(国民阵线),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状态。

第六,有关政治人物。目前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是马哈蒂尔和安瓦尔。前者最大的问题是年龄,后者目前在马来西亚英文媒体圈已被称为“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in waiting”,类似候任总理的意思。对于安瓦尔来说,他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政党内部斗争日趋激烈,人民公正党党选中的两位候选人分别为原来的雪兰莪州州务大臣,现担任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长的阿兹敏和人民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他俩分别拥有支持者和团队。此外,安瓦尔还需解决党选中出现的贿选问题。

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傅聪聪做出两点判断。他认为,目前马来西亚国内外学者将马来西亚政治称为“Malaysia Incorporate”,即“马来西亚国家集团”,由此前巫统所领导的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形成。此次大选结果主要源于马来西亚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选民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同时马来西亚自身的社会结构依旧没变。族群分裂是此次大选中最明显的现象,但分裂并没有发生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而是在马来人内部,体现在人民公正党内的变化,而造成分裂的因素与阶层划分导致利益诉求变化有关。未来,马来西亚政治将走上所谓的政党联盟路线,即各党在分裂中不断组成新的联盟以争夺政权。

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孔涛:《马来西亚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很多国家从低收入跨越至中等收入阶段后,无法再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提升其国民收入,同时又要面对高速增长国家的竞争,处于长期经济增长缓慢的状态。马来西亚从20世纪60年代初人均GDP为300美元增长到800美元后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阶段。为此,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努力通过激发经济动力摆脱这个陷阱。

从经济结构看,马来西亚经济主要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从其发展战略看,过去几十年马来西亚成功地从传统经济转向现代经济,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的转型能够吸收就业,创造更多价值,其服务业相对而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在通信、计算机信息、金融服务等方面有望实现更好的转型。

2017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整体向好,从央行发布的数据看,全年增长平均达到5.9%,其中第三季度还超过了6%,为2014年以来最高。与成熟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泰国相比,马来西亚经济整体表现良好,多个领域的表现可圈可点。首先是贸易,2017年马来西亚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对于就业和私人部门的收入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出口中最大的部分是电子产品,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全球市场需求的回暖,同时进口中最大的部分也是电子产品,且以中间产品为主,这也反映出马来西亚制造业的增值特性,能够通过再加工环节获得更高的附加值,从而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扮演价值提升的角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私人投资部分有比较高的增长,主要源于全球强劲的需求动力,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复苏也推动其经济发展。从负债情况看,目前马来西亚外债占GDP的比重超过60%,处于较高水平,主要来源是公共部门负债,因此需要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减轻负债,这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很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能否上马的主要考虑因素。2017年,马来西亚资本市场的资本回报率呈上升趋势,其货币林吉特的汇率优势吸引了很多海外投资进入债券和证券市场。一方面是由于外界对马来西亚增长的正向预期推动了市场信心,另一方面则是美元相对低迷。从劳动力市场看,马来西亚的就业率较高,其劳动力参与程度也相对稳定,此外马来西亚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且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未来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其劳动力优势巨大。从私人消费增长看,马来西亚私人消费非常强劲,消费与收入处于正向循环阶段。

尽管总体上较为乐观,但马来西亚经济也面临一些中长期的挑战,有可能会抑制其未来实现更高的增长。比如人力资本的不足,这里主要是指技能的需求和技能的提供之间不匹配,这种“技能危机”将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及服务业的现代化。另外,跨种族或跨城乡区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都无法在全国范围对需求形成更有效的刺激作用,这种不平等也会体现在社会的流动性体系,导致生产率无法有效提升,而如果只靠单纯的要素投入,则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九、太和智库研究员释慧固:《马来西亚“变天”后在马投资的中企应该注意的几件事》。

他认为,纳吉布政府时期,马来西亚政策导向是较为亲中的。而对于务实的马哈蒂尔来说,更不会忽视中国的经济实力。马来西亚“变天”后,不少学者持乐观看法,特别是当林冠英进入内阁后,他们认为马方重用了华人,是对中国释放信号。但这可能是错误的。在马来西亚人的语境下,排华和反中是不一样的,排华属于内政范畴,是为了赢得大量的马来人选票,而反中则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近几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虽较高,但利益被外资赚走,同时外债高筑,民众开始抱怨物价上涨、工资低。因此,马来西亚民众关注的是温饱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不应过度用政治视角看待这一现象。在亲中还是亲美的问题上,他认为马哈蒂尔不会过度仰赖于两者。在中美之间,马来西亚将会更多地注入政策性元素。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他认为应在充分了解他国民情和生活模式的情况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出行为例,中国幅员辽阔,节省时间、快速抵达是最重要的需求,但马来西亚人并非如此,他们更注重欣赏沿途的风景,并不会在时间上有紧迫感。马哈蒂尔曾表示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小地方无需高铁,除了不用赶时间,其国内能与吉隆坡发展实力相当的城市也屈指可数,这些城市有限的人口能否平衡运营成本是很大的问题。由此看来,高铁项目因成本问题而多次进行谈判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中马合作,释慧固建议,可以在马来西亚极度贫困的地区建立社会福利站,为贫困学校的孩子提供营养早餐及奖助学金,这可以赢得很多马来西亚人的认同。在与马来西亚打交道的时候,如何赢得马来同胞的认同,是中方值得深思的问题。

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孔金磊:《对马来西亚新政府元老理事会的分析》。

据介绍,2018年大选结果公布后,马哈蒂尔宣布成立元老理事会为政府提供经济方面的咨询,助力马来西亚发展。当时他承诺,一旦政府顺利落实百日新政,元老理事会也会随之解散。该团队由5人组成,分别是达因、洁蒂、郭鹤年、佐摩和哈山,团长由前财长达因担任。这个团队的最大特点是“老”,一是平均年龄超过70岁,二是经验老到,他们在财政、金融、石油、产业发展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马哈蒂尔执政后,元老理事会的职责包括就国家经济与金融课题向希盟政府提供建议,重新审查与外国缔结的经济合同等。开展工作以来,元老理事会彻查了“一马公司”案,建议检讨六大关联投资公司政治委任,废除了商品和消费税(GST),审查了中资合作项目。

孔金磊认为,设立元老理事会出于国内外两个层面的考虑。国内因素可以概括为新政府本身实力弱,前政府留下的疑难杂症多,团队成员较强的专业性和管理经验,以及马哈蒂尔重视经济发展四个方面。国外因素主要涉及对华考虑,团队中的郭鹤年被视为新政府对华关系的润滑剂,启用他有利于使目前稍显紧张的中马关系得以缓和。从人选上看,5个人均在经济方面具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同时与马哈蒂尔私交密切,此外也有观点认为,元老理事会有助于希盟政府将自己的政策主张合法化。

在百日执政结束后,马哈蒂尔并未如约解散元老理事会,对此他称仍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尽管违背了承诺,但民调显示2/3的马来西亚民众对新政府持正面评价。不过,马来西亚国内对于元老理事会也有争议,首先是认为成员均出身上层社会,不懂民间疾苦,无法解决马来西亚面临的国债问题;其次是该团队没有民意基础,且没有监督机制;最后是设立顾问团没有经过议会同意,团队地位处于权力灰色地带,历史上也没有过这样一个组织。综上来看,元老理事会未来的发展如何,将给新政府执政带来怎样的影响,都需要对其持续观察和研究。

十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来西亚籍硕士研究生邓世轩:《种族范式如何影响马来西亚政治与政策施行》,探讨了种族范式的形成时间及其影响。

他认为,种族范式是马来西亚内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者构成的僵硬结构,几乎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范式往往会被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它是由英国殖民者依据原有群体的差异建构而成,进而被广泛地应用在政治经济生活中。“马来人”的建构是伴随着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统治者“屈从于马来至上主义的诉求”;华人则是从原有的“地域认同”转化为“华人认同”,进而因为20世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等事件被建构起来;“印度人”在马来西亚也经历了复杂且漫长的建构过程。对于种族范式深化的原因,他认为,一是固有的族群分居现象,二是经济上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不平等加深了固有印象,三是马来人通过马来人特权保障自身利益使得政治上强化了这一范式。政治方面“种族范式”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观——包含着种族范式的安全考量始终是政策基础,马来人的安全往往被等同于马来西亚的安全,马来人的不安全感往往会被转化为压迫性和庇护性的政策和策略,以促进马来族群的权益;国家文化——由马来文化主导;新经济政策——重视各族收入与财富分配甚于消除贫穷的目标,“公平就是每个族群拥有同等数量的有钱人”;教育——采取按种族录取的“固打制”(Quota System);政府施政目标——经济上要解决马来人与其他族群不平等问题,政治上要为马来民族拓展生存空间;文化上希望将马来文化塑造为国家的主流文化,并将非马来族融入马来族的文化体系中。

邓世轩表示,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不同的范式,比如马六甲王朝、马来土邦时期的政体状况就是苏丹国君权政体的形式,以统治者为中心。种族范式是英殖民时期开始推行种族概念,之后的民族主义时期继承了这一套论述,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曾兴起试图超越种族范式的“人民范式”、“人民主权”,推出了《人民宪法》草案,但最终不为英殖民政府采纳,也得不到马来人的支持。纳吉布曾强调“一个马来西亚”,实际上是有意建构新的国族观,褪去长期以来主导社会的种族范式。虽然安瓦尔在2008年曾强调要以“人民主权”取代“马来人特权”,但国阵长期执政使得种族范式已深入人心,大多数马来西亚人似乎仍能够相对自在地以种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加上近年来要稳固马来选票与巫统及伊斯兰教党竞争,人民公正党也很少强调“人民主权”,所以“马来主权”要被纠正并非易事。他认为,新政府是否会褪去种族范式,颁布新政,值得观察。但无论新政实施与否,以种族作为视角解读现状仍然是近期不会改变的现象。

十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何宜贤:《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与中马铁路基建合作新思考》。

据介绍,东海岸铁路项目是一条由纳吉布政府推动的联通马来半岛西海岸和东海岸的中马合作铁路项目,2018年5月马哈蒂尔执政后,基于无预算和成本高昂的理由取消了该项目的实施。何宜贤认为,作为中资在马投资受阻的案例,相关经验对于今后中国在马基建投资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铁路项目来说,中方应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要重视马来西亚的历史价值。马来西亚铁路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之后由于运输天然矿产资源的需要,英殖民政府通过修建铁路将整个马来半岛连接起来。马来西亚的铁路所发挥的作用一直都是以运输货物为主、载客为辅,因此建议中资可以通过技术合作提升原有载货火车的品质,缩短运输时间,加大运输能力,提升运输效率。二是目前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尽管相较公路及航空,铁路逐渐失去了交通优势,但其较强的货物承载力和数量仍然是运输优势,因此建议可以在原有线路基础上增加具有高经济附加值的线路,同时消除补充相关不发达地区的交通“盲点”,以交通促发展。三是由于公共交通及其系统管理机制尚不完善,马来西亚人出行基本上靠私家车,也由此形成了一定的出行文化,但由此也产生了较高的安全隐患,铁路出行具有安全风险低的特点,因此可以通过合理建设规划引导人们改变出行习惯。比如可以从吉隆坡巴生谷原有的轻轨和电动火车系统入手,提供更加优惠的价格和频密的车次,服务于吉隆坡中心和其边缘郊区的民众,逐渐产生对铁路的依赖,对于其他城市,可以从其市中心的公交系统着手,通过相关项目合作为人们出行提供新的选择。

会议总结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在会议总结时表示,基于研究院的性质,博雅工作坊更加重视从一个热点问题切入,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涵盖历史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的基础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向前一步,为政策决策提供参考。从全天讨论的话题设计和各种观点结论来看,收获确实很大。比如骆永昆对马来西亚变局的探析,他认为基本政治格局并没有变,影响中马关系的决定性变量是马来西亚的内政,认识这一点对中国是有帮助的。许利平认为马来西亚民族性中存在“免费文化”,这也有助于中国理解马哈蒂尔的想法和行为。宿景祥认为马来西亚是欧亚体系边缘的核心,它有自己的追求和战略利益,因此无论中国或美国,都要满足它的战略利益,才能在战略层面与其更好地沟通。现在来看,中国似乎并没有能够捕捉到马哈蒂尔真正想要什么。马哈蒂尔要变换一种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这种方式包括从战略到经济方面的合作模式。傅聪聪对马来西亚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做了分析,也得出了一些较好的结论,这种分析实际上有利于我们对未来马来西亚政局做动态分析,即根据不同力量间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从而确定不同的分析维度,这对于相关政策评估工作也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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