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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噶丹颇章时期政教合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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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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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噶丹颇章时期政教合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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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噶丹颇章时期政教合一制度

噶丹颇章时期,是指清代初期和中期格鲁派掌管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时期。清朝历代皇帝尊崇格鲁派及其活佛世系,在中央王朝的青睐和护持下,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进一步演进发展,尤其是格鲁派在藏传佛教诸宗派中得到更加优越的发展空间,使格鲁派又一次进入鼎盛时期,其流布地域不断扩大。它不但在藏族地区持续发展,也兴盛于蒙古地区和内地不少地方,其影响波及广大区域和众多民族。

一 格鲁派与蒙古汗王

17世纪初,是格鲁派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机遇期。在这一时期,他们一是跟蒙古汗王结为同盟,建立福田与施主关系,相互鼎力支持,共同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二是与皇太极政权通使交往,加强了同正在崛起的新兴中央王朝的联系,从而倚仗更强大的政治后盾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教合一制度。对此,王森说:

在这一时期,由于它得到蒙族汗王的支持,才转危为安并大大扩张了势力。其间,四世班禅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局势安定以后,黄教的领导权仍然在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之手。这件事……对黄教大有好处。[]

王森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研究藏传佛教历史的权威学者和著名藏学家,在上文中对格鲁派与蒙古汗王之间结成的同盟,以及达赖喇嘛在格鲁派中固有的领袖地位和在蒙古地区产生的宗教影响力等情形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指出了蕴藏在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文中“黄教”一词为格鲁派的俗称,在过去的汉文文献中常用这一称谓,尔后随着中国藏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学界对藏学中出现的不规范的术语或概念等做了修正,并将“黄教”这一俗称,改为正统的名称,即“格鲁派”(dge lugs pa)。

(一)固始汗与第五世达赖喇嘛

藏历第十一绕迥水马年,即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漠西蒙古厄鲁特部固始汗(1582~1654)军队攻取后藏的桑珠孜城堡(bsam vgrub rtse,今西藏日喀则市),推翻了第悉藏巴(噶玛·丹炯旺布)政权。固始汗遂将第悉藏巴政权统治下的所有土地及百姓,全部献给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ngag dbang rgya mtsho,1617~1682)。以此为标志,西藏地方政权又从后藏日喀则移至前藏拉萨,并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驻锡地哲蚌寺建立了藏蒙联合的噶丹颇章(dgav ldan pho brang)政权。至于“噶丹颇章”这一名称之由来,史料记载:

噶丹颇章为一房名,意为兜率宫。该房原名“多康恩波”(蓝石房),为第司帕莫主巴在哲蚌寺的官邸。藏历第九绕迥土虎年(1518),帕主第司阿旺扎西札巴坚赞将其献与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使众生结下法缘,早日转生兜率宫,达赖喇嘛将该房名改为噶丹颇章。二三四世达赖喇嘛均住于此。五世达赖喇嘛在此建立政权,故该政权称“噶丹颇章”。首任第司(行政官,代表达赖喇嘛管理政务)为索南绕登(又名索南群培或嘉乐群则)。[]

显而易见,格鲁派领袖与处于没落时期的帕主第悉之间早已建立良好的政教关系,尤其是帕主第悉政权对格鲁派的扶持和帕主第悉对达赖喇嘛的尊崇,成为以哲蚌寺为中心的格鲁派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最后座主哲蚌寺的大活佛达赖喇嘛推向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的大舞台。这段因缘历史在《噶厦印谱》中有着较详记载:

第五辈名罗桑嘉措,于第十绕迥的火蛇年(1617)生于琼结的青安达孜宫,不久被迎至哲蚌寺的噶丹颇章宫内坐床。年25岁时,即第十一绕迥的铁蛇年(1641),蒙古固始汗开始占领朵康,以后继续前进,推翻藏巴汗噶玛·丹炯旺布的统治,将其所属土地及百姓全部献与达赖喇嘛,作为香火之地。第二年即水马(1642)二月内,固始汗始从哲蚌寺迎请达赖喇嘛至日喀则,彻底消灭了藏巴汗的残余势力,并把这里所属的土地和百姓也送给了达赖喇嘛,从此才开始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使政教合一的大白伞盖照遍上中下三界。[]

以上引言较为清晰地交代了西藏地方政权更迭的详细过程,其中固始汗和第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自然成为西藏地方噶丹颇章政权的缔造者。同时,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审时度势,及时与正在崛起的清王朝建立良好关系。当然,清朝当权者对藏传佛教早有联系。林子青说,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自17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1627~1643),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方面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第五世(1617~1682)建立关系。[]1642年,固始汗和达赖喇嘛等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厄鲁特部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进书信,献方物,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复设宴洗尘与饯行。《清实录》记载:

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朝见,上起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其同来徒众行三跪九叩礼。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臧巴汗来书。赐茶,喇嘛等诵经一遍方饮。设大宴宴之。[]

皇太极对远道而来的西藏僧俗使者以高规格的厚礼接待,尤其以实际行动来优待和推崇出家僧人。另外,从引言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还宣读了西藏第悉藏巴汗的书信,实际上藏巴汗政权于1642年被固始汗推翻,藏巴汗噶玛丹炯旺布本人也未幸免,遭到杀害。当时皇太极对西藏政局的变化也有所耳闻。如《清实录》记载:

又敕谕臧霸汗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谕臧霸汗:尔书云:佛法裨益我国,遣使致书。近闻尔为厄鲁特部落顾实贝勒所败,未详其实,因遣[遗]一函相询。自此以后修好勿绝,凡尔应用之物,自当饷遗。今赐银一百两、锦缎三匹。”[]

以上引文中出现的“臧霸汗”即“藏巴汗”,他作为蒙古固始汗进藏前坐镇后藏日喀则桑珠孜宫并掌管西藏政务的最高长官,在前后藏地区具有很强的权势和号召力。所以,皇太极在“未详其实”即不知杀害藏巴汗噶玛丹炯旺布的情况下,还是给藏巴汗致书赐银,表示极为重视和关注。

西藏使臣在盛京不但受到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而且当他们离开盛京返回拉萨之时,皇太极再次率领诸王贝勒等送至演武场,隆重饯行;同时,回致第五世达赖喇嘛、固始汗和西藏各僧俗首领书信。在致第五世达赖喇嘛书信中写道:“宽温仁圣皇帝,敕书于金刚大士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念,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兹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惧令察干格龙等以悉之。”[]自此,拉萨与盛京之间通正常使臣往来,建立起密切联系。西藏噶丹颇章政权进入巩固发展期,始在拉萨建造象征政教合一政权的布达拉白宫。《噶厦印谱》记载:

是年达赖的管家索南饶丹,别号嘉乐强佐,后改名为索南群培,(他)一生中改了三个名字。其获得掌管政务之权后,又尊称为英莎贡玛。木鸡年(1645)4月1日为修建布达拉白宫举行奠基,此宫延至土鼠年始建成。是年为第一代满清皇帝顺治在位五年(1648),皇帝派人诏迎达赖进京。[]

藏历第十一绕迥木鸡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第五世达赖喇嘛议定修建布达拉白宫,举行了隆重的宗教奠基仪式;至顺治五年(1648),布达拉白宫部分初步建成;第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噶丹颇章宫迁居布达拉宫。

(二)第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

清顺治二年(1645),顺治帝又遣使诏迎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然而,西藏当政者观察到顺治帝尚未掌握大清国实权,清廷依然由摄政王多尔衮掌管,第五世达赖喇嘛便没有及时动身,将进京事宜往后继续拖延,以待合适时候。当顺治帝亲政后,第五世达赖喇嘛立即决定进京朝觐。《噶厦印谱》记载:

顺治九年,即第十一绕迥的水龙年(1652)4月27日,达赖喇嘛从哲蚌寺起身到达北京:朝谒皇帝,时年36岁。达赖喇嘛到京受到隆重的接待,从此结成施供之缘。[]

清朝中央政府非常重视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事宜,召集朝廷文武官员专门商讨和精心安排,做到尽善尽美,万无一失。其具体细节在清朝官书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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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格鲁派与蒙古汗王
    1. (一)固始汗与第五世达赖喇嘛
    2. (二)第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
    3. (三)制定《法典十三条》(《十三法典》)
    4. (四)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争
  • 二 噶伦与地方政教管理
  • 三 西藏郡王与地方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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