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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元明时期南苑地区皇家苑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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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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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元明时期南苑地区皇家苑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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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元明时期南苑地区皇家苑囿的形成

元明时期,南苑地区开始出现皇家苑囿。元代以来这里成为蒙古统治者延续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并兼以训练武备的重要场所。元代的“飞放泊”,成为南苑土地开发的最早历史。明代以来,南苑地区不仅是皇家狩猎休闲的重要去处,也成为人口迁移及皇家物资供应的重要区域。明代以来南苑地区的土地开垦,也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构成。

一 元代“飞放泊”与南苑地区围猎活动

蒙古人承袭金代传统,沿用辽之“捺钵”一语,这在元代文献中有相关记载。《元史》卷九十《百官志六》:“经正监,秩正三品,掌营盘、巴纳。”还有“巴纳官人”[],《元史语解》卷二:“巴纳,满洲语,地方也。卷九十作纳钵,围场名。”《元史语解》卷十八:“巴纳,满洲语,地方也。卷九十五作伯纳。”元朝著名诗人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中有“秋山”诗、“春水”诗,反映出世祖入燕后,沿用春水、秋山之情形。

蒙古人也在春秋时节出塞狩猎。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三首》诗注云:“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至此,岁必猎校焉。”[]杨允孚《滦京杂咏》有这样一首诗:“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龙虎台位于今昌平西北,是元政府在大都至上都路上建造的一座行宫。杨允孚在自注中云:“龙虎台,纳宝地也,凡车驾行幸宿顿之所,谓之纳宝。”[]“纳宝”也写作“纳钵”,元人周伯琦《扈从诗前序》曰:“启行至大口,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也,国语曰纳钵者,犹汉言宿顿所也。”[]《析津志辑佚》也有相关记载,如居庸关在元代又被称作纳钵关,“南龙虎台,北棒槌店,皆有次舍,国言谓之纳钵关”[]。今人傅乐淑的《元宫词百章笺注》中收录元代诗句也有“纳钵”的记载:“上都四月衣金纱,避暑随銮即是家。纳钵北来天气冷,只宜栽种牡丹花。”从上述元代文献记载可见,可以确定元朝皇帝的行宫是被称作“纳宝”或“纳钵”的,而“纳宝”或“纳钵”的语源其实就是来自契丹语“捺钵”。

不过,元朝捺钵的常用表达词为“飞放”,并有了新的内涵。王恽在《玉堂嘉话》卷八中收录的元世祖忽必烈捺钵一事,其中就提到“趁春水飞放故也”。此处说的虽是世祖忽必烈进入中原之前的情形,但对我们了解其入主中原后的捺钵情况,是有参考意义的。《元史》卷一百一《兵志四》载曰:“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实保齐,盖鹰人也。是故捕猎有户,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庖,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此殆不可阙焉者也。然地有禁,取有时。而违者则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这里的“飞放”,显然是指一种狩猎制度,但有了限制条件,即“地有禁,取有时”,并非岁岁四季进行捺钵,只是冬春之交才可狩猎,且在都城近郊。狩猎有捕猎专门者,即猎户,属鹰人组织,后来设立了鹰坊。所获得猎物,以供宗庙祭祀之用。元朝捺钵可分两期,进入中原前曰前期,完全袭辽之制;而入主中原之后曰后期,则与金代之中都燕京时期大致相同,即夏秋出塞,春冬在燕京。[]

元朝政权建立之后,将北京定为元朝大都。蒙古族统治者长于骑射,虽迁至中原地区,为延续本民族传统习俗,故选择在农闲时节到大都郊外进行游猎。元朝对草原生活习俗的延续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将宫殿建筑与园林建筑融为一体。元世祖营建大都城,是以金代的皇家园林太宁宫为中心,帝王正殿则位于太液池东侧,皇太后及皇太子宫殿位于太液池西侧。此外,在日常生活当中,蒙古统治者在大都城的主要活动便是游猎、宴饮,以保持并延续游牧民族之习俗,并兼以训练武备。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载:

海东青杂鹘,先朝多或十赐。惟至白鹘觜爪玉如,圣语晓曰:“是禽惟朕及鹰师所鞲,以卿世臣诸孙,宣力之多,日桑榆矣,无以娱心。河南治地,平衍而远,且多陂泽,鹅鹳所集,时出纵之,使民得见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启邪心。”[]

围猎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他们以此来获取生活及生产资料,也是借以向后代子孙传授生活技能及加强武备训练的主要途径。“在蒙古族统一蒙古高原、西征欧亚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征战的需要,围猎成为训练军队的重要手段,‘围猎有类出兵’,围猎的武备功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元代建立以后,围猎的娱乐功能日显突出,成为蒙古贵族休闲、娱乐的重要内容。”[]因此,来到中原地区的元代统治者在定都元大都之后,势必要在大都城周边找寻这样的地方。而当时的南苑地区水草丰沛,荒无人烟,就是元朝的“飞放泊”地点之一。所谓“飞放泊”,就是供皇家放鹰捕猎的广阔水面,每至“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谓之飞放”[]

元朝皇帝最早的外出“飞放”,可远溯至契丹四时纳钵和辽南京、金中都城南的“春水”。忽必烈藩邸二月中旬便曾于忽兰赤斤以东马头山“趁春水飞放”[]。元朝建立之后,其飞放地点又转移到水草较为丰沛的大都城东南地区。关于忽必烈“飞放”活动之记载,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过十分详细的记载:

大可汗在大都城中度过十二月、正月和二月后,到三月里他离开这里。往南走两天,留在距洋海很近的地方。除去许多隼和撒克鹰外,他至少带有一万捕鹰匠和五百只大鹰。……大可汗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头寝室中。四只象抬着室走……他叫所要的大鹰拿来放出。这些鹰最后和鹤争斗。……他临朝用的帐篷是非常的大。……有几处禁地在五天路程以外,又有几处在十天或十五天路程以外的。……直到复活节前后,他就率领所有跟从人沿着来时的路,直回到汗八里城……也只在他主要的宫中停留三天。

狩猎是蒙古统治者十分重视的活动,这不仅是民族习俗的延续,更是统治者武力强大的保障。成吉思汗时期,甚至进行了“猎法”,“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每逢汗要进行大猎(一般在冬季初举行),他就传下诏旨,命驻扎在他大本营四周和斡耳朵附近的军队作好行猎准备,按照指令从每十人中选派几骑……军队的右翼、左翼和中路,排好队形,由大异密率领……他们花一两个月或三个月,形成一个猎圈,缓慢地、逐步地驱赶着前面的野兽……最后,猎圈收缩到直径仅两三帕列散时,他们把绳索连接起来,在上面复以毛毡;军队围着圈子停下来,肩并肩而立……猎圈再收缩到野兽已不能跑动,汗便带领几骑首先驰入;当他猎厌后,他们在捏儿格中央的高地下马,观看诸王同样进入猎圈,继他们之后,按顺序进入的是那颜、将官和士兵”。所有参与的人员都要十分细致勇猛,“唯恐有一头野兽逃出圈子。如果出乎意料有一头破阵而出,那么要对出事原因做仔细地调查,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要因此受杖,有时甚至被处以极刑。如果(举个例说)有士兵没有按照路线(蒙古人称之为捏儿格)行走,或前或后错走一步,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决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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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元代“飞放泊”与南苑地区围猎活动
  • 二 明代南海子的扩建及皇家苑囿的形成
  • 三 明代海户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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