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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末南苑放垦与苑囿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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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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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末南苑放垦与苑囿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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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末南苑放垦与苑囿变迁

南苑作为皇家园林的兴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清代国家命运的写照。晚清时期,国家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上面临着如何变法图强的巨大压力,经济上存在着人口激增与民生问题的突出矛盾,军事上的内忧外患加剧了政治经济的双重紧张。风雨飘摇的国运迫使朝廷无法维护“例禁开田”的“祖宗之制”,土地广阔的南苑最终从禁而不止的私垦变为官方主导的放垦,彻底改变了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面貌。

一 日渐强烈的放垦之议

咸丰、同治两朝南苑私垦日甚一日,请求变闲置土地为农田的呼声不断增强。这些呼声虽然均被朝廷以维护祖宗旧制的理由驳回,却也反映了某些朝臣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三日,掌四川道监察御史嵩龄奏道:

南苑之地,御路官场仅占十分之一,内除赏给当差海户承种植外,余地不下一千八百余顷之多,且距御路官厂有数里之遥,毫无窒碍。若置为荒闲,殊属可惜,且地方辽阔,草木丛茂,稽查稍疏,宵小易匿。上年六月间,有南苑承种差地之王宝臣呈控被贼抢去羸马,并牵涉二三月间海子各庄均有被抢之案,嗣经巡视南城御史陆续缉获贼犯,送部究办在案,是地广人稀致起盗贼之原委也。设使此项余地尽行招募商民呈领认种,按亩升科,使其各顾生业,自必互相防御,盗贼则不敢窥伺矣。况岁征钱粮,足有万两以上,作为津贴养牧、修葺之费,于裕课弥盗似属两有裨益。[]

开垦闲置土地增加钱粮收入是导之以经济之利,把旷野变得人烟稠密则有助于确保京师安全。尽管二者都能成立,却依然无法动摇咸丰帝维护祖制的惯性思维。他在嵩龄奏报的当天即谕内阁:“南苑为我朝肄武之地,春秋搜狝,藉以习劳,祖制昭垂,具有深意。该御史系属旗人,既知从前有禁止开垦之旨,何以冒昧具陈,但见小利,罔顾大体,所奏实属鄙陋。嵩龄著交部议处。”[]尽管嵩龄因言获罪,后来者却仍在努力。

咸丰四年(1854)五月十二日,内阁侍读学士德奎奏请开垦南苑以办理团练,虽然比嵩龄的理由更具政治意义,但仍被严厉驳回。《清实录》记载:

谕内阁:内阁侍读学士德奎奏,请于南苑开垦屯田、办理团练一折。南苑为我朝肄武之地,屡经禁止私垦。乃德奎率请招募民勇,办理团练,并请将隙地准令民户耕种。所奏显系受人怂恿,巧藉团练之名,以遂其牟利营私之举。且明知御史嵩龄曾有开垦南苑闲地之奏、交部议处,辄敢诡词渎请,罔上济私,尤属胆大。德奎于上年违例保举降调副指挥朱森,并请查收旗户绝产。种种乖谬,叠经降旨申饬,乃不知悛改,仍敢逞私妄言,狡诈已极。德奎著交部严加议处,原折著掷还。

又谕:内阁侍读学士德奎奏,南苑附近地方有佃户刘瑞芝等耕种等语。南苑为讲武重地,理宜严密。刘瑞芝等是否在南苑禁地私行耕种,著奉宸苑查明具奏。[]

德奎所提更加政治化的理由,被视为“逞私妄言”。他借助刘瑞芝之事暗示,与其对禁垦抛荒政策名存实亡的现状视而不见,不如在朝廷主导下合法地公开放垦。咸丰帝没有体察其间的“微言大义”,继续对他加以申斥和惩戒。“所奏显系受人怂恿”之语,应当反映了咸丰帝对奉宸苑管理人员此前屡屡徇私牟利的警惕。

尽管如此,上疏奏请开垦南苑的大臣颇有前赴后继的精神,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七日,当时咸丰帝刚刚去世四个月,掌浙江道监察御史刘有铭以更加犀利的言辞旧事重提:

自粤匪扰乱以来,漕运既已梗绝。上年苏杭告陷,海运亦复寥寥。近畿所产杂粮素本无多,因之京内粮价日昂。本年春间,每米一石须京钱八十余吊。近因银价平落,每石尚不下京钱四十吊,计银均在四两以上。小民居贱食贫,无以自存,故轻身触法、甘陷死刑者,年来指不胜屈,于京师大局殊有关系……

臣思补救之方,欲收效速而行可久,莫若招佃屯垦一法。查南苑处京南偏,旧为巡狩之所,四围绵亘百五六十里,按亩计地,应得八千余顷。除养牲等处外,可垦之地尚有四五千顷,任其废置,既觉可惜;而地方辽阔,不轨之徒向多匿迹,尤为近时之害。今若招佃垦种,以每亩收粮二石计之,一岁之中可得百万石。以此项散布京畿,京中既可资接济,而附近贫民皆可前往工作,得佣值以糊口,又事之不期益而益者。且地近京师,势如犄角,佃户栖止其间,渐见庐舍村庄星罗棋布。再令互相团练,声气连络,即宵小外侮亦望而生畏,是又兴利而兼除害之道也。应请饬下管理奉宸苑大臣会同户部详议章程,并遴派贤员前往勘明,除酌留养牲牧场若干,画定界址,仍令苑户滋养牲兽,以备行围之用外,其可垦之地共计若干,迅即出示招募家计殷实、素业稼穑之人,赴部具呈认垦。

刘有铭既知此前嵩龄、德奎上疏之后的遭遇,也清楚皇帝对待祖宗之制的态度,但仍然主张与其让民间私自垦种、官员隐匿牟利,还不如一律开垦征税、利归国家。他恳切地指出:“今昔时势不同,筹食实当今之亟务。况围场牲所仍可酌留,将来有事搜狝,亦无碍于举行。何必阖闾日切呼庚,坐视数千顷沃壤徒就荒芜为也?”所谓“日切呼庚”,就是每天急切地借贷钱粮。刘有铭的奏请最初得到朝廷重视,派遣署理奉宸苑事务的醇郡王奕会同户部派员实地调查,并准备拟定垦种章程。

但是,奕在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十日奏报的一件事情,改变了南苑即将开垦的走向:

臣等正在公同酌议间,随有民人马德瑞、赵福源具呈,情愿呈交报效钱三十万吊作为押租,认开抛荒地七百顷。请限十日内将押租呈交,俟臣等委派司员达他,将应开抛荒地亩详细丈量清楚,造具细册,奏明后即交该民人承种。应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限满,该民人逾限并未呈交。臣等因该民人既不能于限内将报效钱三十万吊呈交,并恐有招摇之虑,当即取具该民人退结存案,不准伊等承种……然检查南苑抛荒地亩,从前每年征收地租本属无多,今拟令佃户先交押租银两,又兼现使之钱与前不同,每年应征地租自应稍为从减,核计每年所征之租益复无几。或令该司员苑丞等招募佃户认种,抑或仍行毋庸开垦之处,是否有当,臣等未敢擅便,伏候钦定。

在奏折的附片中,奕提供了头等护卫寿锟“在外冒称承办南苑地亩、索诈钱文”的消息,其主张维持现状的倾向性一目了然。受其影响,朝廷再度以“旧制岂宜轻改”为由,“所有开垦南苑地亩,著毋庸议”。

同治七年十二月初十日(1869年1月22日),针对京畿地区贫民流离失所、盗贼乘机滋扰的时局,翰林院侍读铁祺再次提出,通过开垦南苑以足民食的经济手段,达到稳定国都周边的政治目的。他估计南苑“以地五千顷计之,可征银一万五千两,于库储固属涓滴,第每年能增粮百万余石,可敌近年南粮之数”,一旦广泛开垦,“佃户栖止其间,渐见庐舍村庄星罗棋布,凡宵小之徒亦可无地潜藏”[]。同治帝谕令称其“所奏实为纰缪”,重提此前刘有铭的建议被否决之事,“铁祺职在论思,岂未之知耶!所请著不准行”[]。尽管如此,“祖宗之制”在现实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已经濒临瓦解。

二 京畿社会动荡对南苑的破坏

京畿社会动荡对南苑的破坏,主要表现为长期与短期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来自国内盗贼或流寇的屡次搅扰,后者主要是指庚子年间八国联军的烧杀掠抢。这些既是大清国运衰退的象征,也加剧了皇家苑囿的破败,御园开垦为农田变成了越发显得理所当然的最终选择。

道光二十三年(1843)九月谕内阁:“京师地面,五方杂处,良莠不齐。……至畿辅一带,幅员甚广。即如南苑,地方辽阔,四处可通。其缉捕各员,文员系顺天府统属,而武职又系直隶总督管辖,设匪徒溷迹其中,难免此拏彼窜,缉捕之员亦易互相推诿。欲使畿甸肃清,闾阎静谧,应如何明定章程,实力稽察之处,著顺天府、直隶总督,悉心会议具奏。”[]但是,谕令刚刚颁布后,十月就发生了南苑东红门内民人杨永吉被盗案。道光二十四年(1844)又有南衙门行宫陈设玉器被盗案,道光三十年(1850)则有南苑窝留逃犯案。社会秩序如此混乱,皇家园林所在地也不得安宁。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三日嵩龄的奏折,亦称“上年六月间,有南苑承种差地之王宝臣呈控被贼抢去羸马,并牵涉二三月间海子各庄均有被抢之案”。

同治年间天灾人祸频仍,与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遥相呼应,在“蠢动”的北方贫民中衍生出对抗官府、扰害州县的力量。同治二年(1863)四月二十日,南苑团河行宫迤南地方“突有匪徒四五十名,持械肆扰”。面对巡夜官兵查问,他们居然“直前拒捕”,甚至“直扑官弁”。调查表明,他们都是来自南苑附近的贫民,其中包括刘家村23人,北店村6人。七月,“大兴、宛平、通州、固安等处境内,骑马贼匪纵横出没,肆行无忌,以致路劫之案,层见叠出。至距京城四十里之黄村地方,竟有一日连劫十四起之案。”“又闻马驹桥一带,有骑马贼八人在店尖歇,经团众拏获二名送官,余贼六名至今在逃未获;良乡县属,有骑马贼匪十余人,拦截客商,为团众围捕。该匪纵马逃逸,复于夜间聚匪数十人,将该处团众,戕害数人。”嘉道时期贫民还只是进入南苑偷采私挖或盗窃财物,同治年间则变为不惜轻身触法的暴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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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日渐强烈的放垦之议
  • 二 京畿社会动荡对南苑的破坏
  • 三 招佃垦种与南苑村落的发展
    1. (一)招佃章程及其实施成果
    2. (二)军屯民垦之争与南苑盗匪横行
    3. (三)作为聚落成长典型的华美庄
    4. (四)见证南苑放垦的“文雅聚落地名群”
    5. (五)南苑麋鹿的消失与种群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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