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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39年:中国士人的文化世界与人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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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旋波 1968年生。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该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1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教育,已出版学术专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曾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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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39年:中国士人的文化世界与人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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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39年:中国士人的文化世界与人生抉择

1939农历己卯年,对于中国人乃至全人类而言确是极为不平凡的年份。新年来临之际,有三个中国士人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这一年的期望和祝福。流落到香港的戴望舒写了诗歌《元旦祝福》: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这首诗和早期《雨巷》的忧郁格调迥然不同,充满了刚健、明朗的气息,寄寓着对于民族抗战的信心和希望。在桂林的艾青于1939年元旦写了《迎一九三九》一文,用激昂高亢的抒情文字宣示:“一九三九年是我们的年代,我们将深深地爱这一年代,我们将生活得更好,斗争得更英勇!我们将歌唱得更高亢!我们将调转我们的喉咙,为祖国的解放歌唱胜利!为人类的正义歌唱光荣!”此时蛰居上海“孤岛”的徐訏则显得较为沉静,他的诗歌《新年希望》以隐晦的暗喻寄托了对抗战前途的期望:“我希望云开,/我希望日落,/我不希望半天红,/我希望地全绿。”中国士人是满怀这样乐观的希冀进入不平凡的1939年的。

战争无疑改变了中国士人的人生轨迹和生命状态,他们似乎也经历着中国古代士人因北方遭受外敌入侵而被迫南渡的那种颠沛流离的苦难经验,然而与历史上所有的“南渡”不同的是,知识分子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抱定了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历史学家傅斯年在作于1939年的《抗战两年之回顾》一文中说:“这两年中,我们的同胞虽然饱受艰苦,大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充分地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在这个表现中,看定了最后的胜利,光明的前途;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的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同是历史学家的刘节则在1939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以明史为证,分析了抗战必胜的道理。

阅清史纪事本末,明南渡三帝及监国鲁王,永历在桂、滇先后凡十余年,而卒归灭亡,其最大原因为人心已去,当时人民无国家观念,民族思想实为最大原因,中日之战人心向背显而易见,伪组织自相倾轧,正如晚明诸臣之内讧,与我辈一致对日者不可同日而语。汪精卫虽以中央权要而自甘卖国,伪组织迄未成功,即此可知邪正是非已久存人心,但求军事上有尺寸进展,暴日之倾倒,已属毫无疑问矣。

戴望舒、艾青和徐訏他们之所以能对于抗战前途深抱达观,正是看到了全国上下这种“伟大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的“民族思想”。正是由于这种坚韧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战时中国士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临患忘死,勇赴国忧,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第一节 中国士人社会与战时政治文化语境

1939年,烽火连天,波谲云诡。20世纪30年代后,英、法等国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企图牺牲弱小国家利益,并尽可能把战火引向苏联,长期推行绥靖政策,使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恶性发展。1939年4月,西班牙内战结束,共和国政府被颠覆,佛朗哥建立法西斯专政,同月意大利法西斯占领阿尔巴尼亚。同年3月,德国完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出动150万人的军队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相继占领了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占领武汉、广州之后又于1939年2~6月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3月攻占南昌,11月占领南宁,日军同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扫荡。虽然武汉会战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妄想彻底破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但随着欧战的爆发,日军在攻占南宁后向南洋扩张,对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乃至西南大后方构成重大威胁。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仍然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妥协的政策,继续与之通商贸易,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组成亲日内阁并鼓吹旨在觊觎大片中国领土的“大泰主义”。1939年5月汪精卫通电投敌,并在上海非法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年12月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支日新关系调整纲要》,中国的抗战形势日趋艰难复杂。

在侵华日军步步进逼、大片国土沦丧的环境下,流徙颠沛成为中国士人社会的基本生活现实。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的文化教育机构肇启了向西北、西南内迁的漫漫长途。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各党政机关开始向重庆、汉口、长沙迁移,并迁都重庆。上海、南京等城市数以千计的新闻、出版尤其是教育机构也纷纷随之西迁。知识分子极度集中的高等院校内迁是抗战时期重大的文化事件,它不但改变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存在生态,也对中国文化的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战时高校内迁的一般史实,学界已有许多成果,兹不详述。高等院校西迁保存了学术实力,赓续了文化命脉,培养了战时急需人才,厥功甚伟。包括新闻、出版、中等学校在内的其他文化教育机构内迁同样波澜壮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空间置换,形成了向西部集聚的格局。资料显示,抗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9/1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1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10以上西迁。中国士人在空间置换的过程中,经历了漂泊流离的人生体验。1939年中国高校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西迁,大多学校已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得以安顿,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然而由于战争形势不断发展,日军加紧对大后方的进逼和轰炸,许多已迁往西部的高校再次迁移,从而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动荡不安的情势。兹以浙江大学为例。淞沪会战失利后,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开始西迁,初迁浙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1938年10月再迁广西宜山,1939年底又开始迁往贵州遵义、湄潭。其他高校如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也有类似的遭遇,其中同济大学竟六易校址。关于高校知识分子在西南大后方辗转流徙的事例,实在是不胜枚举,历史学家刘节的经历具有典型性。对于1939年漂泊不定的行踪,刘节在是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总结道:

一年以来经行之地计四省二外国附属地。本年一月一日至四日在香港,六日至九日在安南境。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云南昆明,二月一日至七月十六日在重庆,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五日在成都,又返至重庆,在重庆住十余日,于八月三十一日下午离重庆,计在四川省凡七阅月,为本年中居留最久之处。九月十二日上午抵广西宜山,十二月十二日早离宜山,整整三阅月,两次经贵阳,计共住六日,自十二月十四日抵贵州都匀县……

对于许多高校体制外的战时知识分子,颠沛转徙也是一种生活常态:巴金几年间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贵阳等地,艾青在武汉、衡山、桂林、重庆等地奔波,回到湖北黄梅故乡的废名也为了躲避战火而四处流浪……战时迁徙的中国知识分子尽管饱经漂泊流离之苦,但他们秉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理想,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或为军政部门出谋献策,或奔走于各地开展抗战宣传,更多的则抱持“学术抗战”的信念,为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培养人才、发展学术和文艺事业。

193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空间布局因战争形势的差异而分成不同的地理区域。除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外,还存在着抗日根据地、上海“孤岛”、沦陷区及海外等四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各自在民族抗战大潮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第一,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战前延安知识分子的主体是20世纪30年代追求进步的左翼青年和本土成长起来的知识阶层,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树立了共产党人和陕甘宁边区的良好形象,制定吸引、尊重和保护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许多国统区、上海“孤岛”、沦陷区及海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初,《申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延安行脚》的文章,对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情景有生动的描述:

上万的人已经到中国西北角的“新圣地”去了。其中有两三结伴的,二三十人的,以至于数百人的团体,一对知己,或则因目的地相同而偶然遇合的。从不同的省份,或远或近,有男有女,有中年男子,有中年妇女,有剧人,画家,学者,兵士,哲学者,新闻记者,传教师,教徒,医生,工程师。他们有的乘车,有的徒步,坐牛车,或则骑驴,搭大汽车、卡车、小汽车,乘飞机。这是现代的最奇特的“参圣”旅行。他们的目的地都是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行政首邑。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全年经该处介绍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多达一万余人。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提供政策支持。延安知识分子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根据地的各项事业,或参加抗日军政,或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或在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从事教研及人才培养工作,涌现出艾思奇、光未然、冼星海、周扬、何其芳、李初梨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第二,上海“孤岛”知识分子。1939年是上海沦为“孤岛”的第三年,面对上海“孤岛”日伪渗透进逼、民众意志消沉的特殊环境,知识分子在中共江苏文委的领导下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在报纸、出版、群众业余补校以及演剧等战线开展合法斗争,出现了于伶、王任叔、唐弢、孔另境等先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蛰居“孤岛”的傅雷、周瘦鹃、陈汝惠、朱生豪、徐訏等进步知识分子也以各自方式开展文化战线上的对敌斗争。

第三,沦陷区知识分子。因诸种原因身处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与日伪不合作的态度,有的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有的则在著述中运用隐微修辞来寄托幽愤和抗日意绪,展现了中国士人“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这些知识分子包括陈垣、俞平伯、黄宾虹、李苦禅、吴承仕、王度庐等。当然也出现了像周作人、张资平、陈寥士等变节附逆的汉奸文人(1939年1月,周作人接受汪伪政府之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聘书,正式投靠敌人;是年5月,从广西梧州回到上海的张资平化名“张声”接受日本军方资助,主办《新科学》等刊物,正式附逆),这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士人的败类。

第四,海外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战时中国士人群体,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不仅毁家纾难,捐款献物声援和支持祖国抗战,而且数以万计的华侨知识分子回国参战,或直接奔赴前线,或参加南侨机工,或到大后方开展抗战宣传,涌现出像曾生、李林、白雪娇等华侨知识分子抗日英雄。侨居海外的文人,如在新加坡的郁达夫、丘菽园,在印度尼西亚的黑婴,在欧美的林语堂,也利用各自的文化阵地,以笔为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此时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季羡林也以振兴民族学术为励,心系祖国,沉潜学术,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1939年,中国士人社会面临的政治文化环境十分复杂和严峻。在政治上,汪精卫集团叛变投敌,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建立特务组织,对人民的抗日言行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国民政府政策重心发生转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文化上,日寇在沦陷区宣扬“兴亚灭共”,推行奴化教育、欺骗宣传和思想统治;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同时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和“复兴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影响下,大多数知识分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投身抗战文化活动,批判那些与民族解放事业背道而驰的思想逆流,为战时中国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展现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坚定决心和斗争策略。这也是我们考察1939年中国士人知与行的政治基点。中共站在民族抗战的高度坚持团结的政策方针无疑促进了知识分子的大联合,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中共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和顽固派的反共方针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祝贺会议的召开,希望会议能够帮助国民党“增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增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增进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合作的关系,继续领导抗战,一直到最后争取胜利和建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1939年3月国民党发起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国民必须树立三个共同目标:一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民政府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办法。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场运动能调动国人的抗战精神,给予充分的回应和支持,并号召全党“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并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借助这场运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的企图给予揭露和回击。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发表讲话强调教育应当在“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求教育界以三民主义为教育的最高基准,并提出“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主张。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对于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希望》,该文对此次会议给予积极评价,着重指出战时教育必须在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下进行,并提出诸项教育改革建议,社论还援引蒋介石《革命的教育》一文,论证教育制度改变的重要性。是年,蒋介石发起“复兴文化运动”,在云南大理成立“民族文化书院”,实乃战前“新生活运动”之延续,其借复兴儒家“四维八德”来强化极权统治的目的昭然若揭,但此时中共并没有对之进行显明的政治文化批判。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民族抗战大局,坚持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一致的原则,明确“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采取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文化策略和措施。正如论者所言:“为维系国共合作的局面,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强调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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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中国士人社会与战时政治文化语境
  • 第二节 中国士人的抗战行动
  • 第三节 中国士人的学术著述和文艺创作
    1. (一)经济学
    2. (二)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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