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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光未然、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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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旋波 1968年生。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该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1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教育,已出版学术专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曾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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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光未然、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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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光未然、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的文化政治

1939年3月,由光未然(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这部伟大的交响乐是战时中国音乐艺术的里程碑式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当时即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至今仍然传唱不衰。这部融诗歌与音乐于一体的艺术经典作品产生于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之前,是延安知识分子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场域中表达自身对于抗日战争与民族精神的理解和领悟,然而同时也打上了抗战初期延安政治生态的深刻印记。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强调的,“审美就是意识形态”。依据文化政治的理论,《黄河大合唱》的生成机制和意义结构当然也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末延安抗日根据地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知识、话语和权力,抗战时期延安的红色政治在这部交响乐生产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对其审美符码和艺术规范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政治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它在文艺领域里要追问的是:作品中的话语体系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运作的?是如何重新阐释和确立文化意义和资源的?是如何彰显文艺的领导权的?揆之于《黄河大合唱》的文化政治,需要讨论的是战时延安的政治方向、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潮对这部音乐经典的催生和形塑,也就是红色延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黄河大合唱》构建话语体系的诸环节中发挥作用并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詹明信说:“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文化政治的揭示首先依赖于对文艺作品之审美形式的把握,因此,本文试图从《黄河大合唱》的审美艺术形式入手,通过对构成这部音乐经典作品的“革命性的”叙事、抒情、象征性行为以及文化资源的择取,从而探讨和寻绎红色延安的意识形态在其中所发生的话语主导作用。

第一节 《黄河大合唱》主体象征的诞生

随着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文化研究理论的深化,“文化表征”逐渐成为讨论文化实践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概念。雷蒙·威廉斯认为表征(representation)“即是一个符号、象征(symbol),或是一个意象、图像(image),或是呈现在眼前或者心上的一个过程”。斯图亚特·霍尔进一步揭示了文化表征的话语权力特质:它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由各种文化符号建构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产过程与实践,呈现出的是一个文化政治的场域。《黄河大合唱》以被誉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为话语核心,在诗歌与音乐交融的艺术世界中确立了“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象征,并通过演出、传唱等方式实现“黄河”精神的意义建构和增殖,映射了抗战前期延安文化政治的理路和方向。

事实上,《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本身就充满了具有隐喻色彩的传奇性,两个正在为中华民族抗战热潮激动不已的延安文人找到了让他们的情感喷薄而出的最高艺术形式,他们的精神灵魂与艺术表现的猝然相遇成就了这部伟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就像五四启蒙时代召唤着鲁迅的出现,战时的延安社会乃至多灾多难的国土也在呼唤着这样的黄钟大吕。《黄河大合唱》的孕育和产生的史实已有详尽的描述:1938年10月,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全体成员奉周恩来和郭沫若之命,在中共支部书记、诗人光未然的率领下,从陕西宜川的壶口下游,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南吕梁抗日游击根据地。光未然目睹了黄河船工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同时为眼前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奇观所震撼,诗人激情满怀,萌生灵感,决意付诸文字。1939年1月,光未然在山西不慎坠马,左臂负伤,转赴延安治疗,已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冼星海闻讯,步行20里来到二十里铺和平医院探望旧友。光未然的黄河精神体验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灵感,两人当即决定合作写一部大合唱,于是光未然仅用五天时间就写出全部歌词,冼星海连续六天抱病谱曲,两人终于共同完成这部史诗般的不朽之作。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观看演出,盛况空前,而后它迅速传遍晋察冀根据地并传播到国统区和海外华侨社会。对于两人之间这种情感与艺术的投契和共鸣,光未然后来写道:“我的歌词正是他希望得到的。这种高度的心灵契合,是文艺家一生中难得的幸事。而创作自由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契合,从这里又得到一次事实上的印证。”毫无疑问,光未然和冼星海对于抓住这部作品的“黄河”主题可谓灵犀相通、一拍即合,这固然有光未然亲身所历而偶然得之的因素,更主要的是“黄河”已成为他们精神世界里灵光独耀的一种象征,这是一种他们共同感受到的在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伟业中升华出来的中华民族力量的象征。“黄河”象征体的确立是《黄河大合唱》在思想主题和艺术表现上最突出的成就。他们两人在创作伊始就对作品的主题意旨和象征指向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这种默契、共振、共鸣的现象在中外文艺史上是不多见的。

《黄河大合唱》建立了整体性的“黄河”符号表意系统,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创作都凸显了“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主体性。《黄河大合唱》共包括八个乐章,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关于这部作品的内容构成学界已有诸多论说,兹不赘述,仅撮其要概括如下:《黄河船夫曲》(混声合唱),采用劳动号子的方式表现了船夫与暴风雨搏斗的情景;《黄河颂》(男声独唱),赞颂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歌颂黄河,倾诉人民的苦难;《黄水谣》(女声合唱),诉说日寇铁蹄下人民的灾难;《河边对口唱》(对唱、轮唱)以对唱的形式讲述人民的苦难,表达抗战的决心;《黄河怨》(女声独唱)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控诉日本侵略者;《保卫黄河》(齐唱、轮唱)表现了中华儿女坚持抗战的英雄气概;《怒吼吧!黄河》(混声合唱)以宏伟的气势吹响了全国抗战的号角。整部作品围绕“黄河”展开抒情和叙事,向我们展现了博大、丰富、崇高和神圣的民族母亲河形象,并提炼和升华出伟大而坚强的中华民族精神。诗人自觉地把黄河形象和中华民族联结起来,“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啸,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修辞功能在《黄河颂》歌词中得以充分的表现,诗人是这样用宏阔激越的语言讴歌了黄河和中华民族的——

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

出现在亚洲的原野;

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

伟大而又坚强!

这里,我们向着黄河,

唱出我们的赞歌。

……

啊!黄河!

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

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

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对于诗人光未然将“黄河”设置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深沉动机,作曲家冼星海无疑是心领神会的,他在音乐上运用颂歌的形式给予积极呼应和准确配合,“《黄河颂》,是用颂歌的方法写的,颂歌大多带有奔放的热情,高歌赞颂黄河之伟大、坚强。由男高音独唱,歌带悲壮,在伴奏中可以听出黄河奔流的力量!”颂歌(carol)是具有歌颂性质的音乐表现形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为圣诞赞美诗谱写的音乐,以赞颂神恩为主题,这种乐曲旋律运用进行曲的节奏,以正拍进入的级进为主,强弱分明,风格上热烈庄重。冼星海最初想用民歌和昆曲的形式来写这篇颂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几易其稿之后仍然采用这种西方音乐中最具有神圣性的颂歌形式来为《黄河颂》谱曲,力图以一种庄严而奔放的音符表达对黄河和中华民族的礼赞。

第二节 “中华民族”与“黄河”的符号政治

《黄河大合唱》把“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运思难道只是诗人光未然和音乐家冼星海一时的偶兴?或者“黄河”这个文化表征的设置体现了1939年前后延安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诉求?答案显然是后者。在笔者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这些政治主张构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原初创作动力,而延安政治文化中对“中华民族”和“黄河”之符号认同的强化和深化则是《黄河大合唱》选择这种象征艺术运思的动意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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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黄河大合唱》主体象征的诞生
  • 第二节 “中华民族”与“黄河”的符号政治
  • 第三节 民族形式:文化资源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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