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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幽忧闲适两有之:刘节1939年日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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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旋波 1968年生。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该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1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教育,已出版学术专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曾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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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幽忧闲适两有之:刘节1939年日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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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幽忧闲适两有之:刘节1939年日记解读

刘节(1901~1977),原名翰香,字子植,浙江永嘉人,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刘节家学渊远,幼承庭训,早岁立志献身于学术事业。其父刘景晨早年就读京师学堂,后投身新式教育活动,学术上承传乾嘉学派,苦心孤诣于乡邦文献,著有《中国文学变迁史略》一部,兼善诗文印谱。刘节1926年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研习古代史,亲承传统士人教诲,并深受王、陈两氏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在史学观念上取法梁启超并有所创获,毕业不久即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先秦诸子和史学史诸领域成就斐然,尤其是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抗战爆发后,刘节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大夏大学任教,1938年底在中英庚款会资助下赴已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担任研究员。他于1939年1月1日从香港取道越南河内,辗转云南昆明赴重庆任职,其日记写作始于该日。山河沦陷,国事危急,跟随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转迁西南的刘节与其他士人一样遭受了颠沛离乱之苦,他孑然飘零云贵川桂,为学术事业孜孜矻矻,其时身怀六甲的妻子钱澄困守浙江永嘉老家,关山阻隔,家书难抵,这种奔波流徙、家国萦怀的生活感受和精神痛苦成为刘节日记写作的动力。

1939年无疑是刘节的重大人生转折。战争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转徙流离的苦难经验;另一方面又成就了这种人生经验的描述者和升华者,选择日记写作本身就是对这种独特人生经验的感悟、反思,以及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期待。在1939年日记的绪言里,刘节如是开篇:“今天是一九三九年的第一天,也是我改良更新的第一天。”这包含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坚定态度,也透露了一种自我思想升华和积极行动的期许。中国士人被迫离开大都市,突然置身于迥然不同的中国西南边地,虽饱受羁旅离乱之苦和内心之忧,但也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强化了为民族保存血脉的文化使命感,这些错综复杂的情感此时自然喷薄而出。刘节近40年的日记文本中,1939年的日记最为完整、最为详尽,无论时局、学术、交谊、感想和日常生活,事无巨细均加以记载,为还原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历程和心灵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对于这一年漂泊不定的行踪,刘节1939年12月31日总结道:

一年以来经行之地计四省二外国附属地。本年一月一日至四日在香港,六日至九日在安南境。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云南昆明,二月一日至七月十六日在重庆,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五日在成都,又返至重庆,在重庆住十余日,于八月三十一日下午离重庆,计在四川省凡七阅月,为本年中居留最久之处。九月十二日上午抵广西宜山,十二月十二日早离宜山,整整三阅月,两次经贵阳,计共住六日,自十二月十四日抵贵州都匀县……(第196页)

刘节1938年12月15日告别家乡永嘉亲人,从香港取道越南经昆明赴重庆中央大学任职,1939年8月底离开重庆到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又于1939年12月14日随学校从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途经都匀,整整一年间,他抛妻别雏,饱经漂泊困厄,忍受思亲之苦,又面临敌机轰炸、交通困难、物资匮乏。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刘节“以学问为大前提,虽万里奔波,一身独处,亦不觉其苦”(第196页),在起伏不定的羁旅生活中沉潜于历史与学术的深处,博览群奥、著书立说,在国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同时又与抗战时期内迁到西南各地的师友、教授、学者交游广泛,建立了深厚的个人情谊,在相互切磋砥砺中开阔了学术视野,提升了学术见识。1939年日记还记录了刘节在辗转流徙过程中及治学之余游览西南边疆自然山水的经历,其抒情写景充满中国传统文人雅士的情趣,而日记里的那些诗歌习作和古诗鉴赏片段则体现了作者感时忧国的情怀和现代儒者的精神品格。

第一节 援史证今的学问之道

在中华民族艰危扰攘之际,作为历史学家和大学教授的刘节既心无旁骛、潜心治学,在历史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又自觉追求经世致用,借古说今,以史学唤醒国民的民族精神、激发国民的爱国热忱,表现出一个正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捍卫民族文化、再造民族精神的使命意识,充满了抗战历史学家的民族大义和社会良知,与太史公“以道自任”的史学风骨一脉相承。

刘节对学术研究有一种近乎信仰的献身精神,这既有家学的熏染,同时也与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深受王国维等诸先生的影响有关。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生命学问,是死于其坚定的学术信仰的,王国维这种对学问殉道式的追求也正是刘节做学问的根基,刘节在12月29日的日记言及儒家的殉道情怀,也特别提到太史公,他写道:“研究学问之道,最要者是有一种抱负,对学问应有一种感情——此感情与我之生命发生密切联系。孔子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此所谓是,即我所指之一种感情。太史公自叙中所论‘其在斯乐’之斯,亦即此感情也。换而言之,即对学问有一种信仰是也。”(第195页)1939年的日记翔实记载了刘节读书、治学、考订、校雠、教学及著书立说的丰富历程,充分展示了一个历史学家在苦境中坚持学术探索的惊人毅力和激情。一年中,刘节阅读的古代文献有《左传》《汉书》《通鉴纪事本末》《段注说文解字》《说文诂林》《愙斋集古录》《逸周书》《殷墟书契前编》《甲骨文编》《黄季刚遗著》《满蒙古迹考》等凡二十多种,阅读的近现代中外学术论著有D·Brooks的《青年期心理学》、Henri See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张君劢的《立国之道》、李璜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陈兼善的《史前人类》以及杨宙康的《文化起源论》等十多种,其间撰写论文《历史与历史学家》和讲义《中国文化史大纲》,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开设“上古史”“文字学”“中国文化史”等课程,参加学术会议,开设历史讲座,如此可见其治学之勤劬、学问之渊博、成绩之卓然。刘节视学问为生命,即使身处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的危险中,他仍坚持读书治学,其5月4日的日记写下这样一段话:“上午读通鉴纪事本末,至刘氏据广州。十一时来警报,避入防空壕,十二时解除警报。下午稍休息到二时半,起阅通鉴纪事本末,至高氏据荆南。”其身处险境而对学问之专注与执着可见一斑。

李锦全、曾庆鉴等撰的《刘节传略》指出:“他的学识渊博,擅长于中国文字学、古地理学、考古学、古代思想史和史学史,尤其对考论先秦古史问题和诸子的学术思想,取得较多成绩。”刘节1939年日记其实是一部充满学术创见的研究札记,反映了作者阐释和发现历史的逻辑及心理过程。其日记中的一些睿见,或读书偶得,或深思熟虑,都条分缕析、言之凿凿,许多成为其日后学术专著的基础。

刘节在先秦古史上的独特创见是人所共知的,他凭借自己在古文字学、古地理学和古器物学的知识优势,常常有新的发见。刘节日记里的学术创见比比皆是,且涉及诸多领域,需要分别专门进一步研究。兹仅略举一二,以概其余。如他3月17日读《左传》时,根据东南小国江、黄之属亦为嬴姓的史实,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秦、嬴”源自东方的结论(第50页)。他4月27日在日记中考辨了《左传》 关于殷周两代的史料,大胆地推论出殷周的民族关系:“虞为商祖,夏为周祖,虞商为东夷,与三苗及黎同族;夏周为西戎,与大室狄戎同种。大室者,即所谓伊雒之戎也。可见殷周两代之民族分布已甚复杂。”(第74页)此论点后来被他进一步演绎扩充至《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一书,其缜密的考论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刘节与钱穆先生一样,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与其说是他自身的历史志业所致,毋宁说是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一个历史学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崇敬和坚守。揆之于古史,刘节认为晋武帝尽管取放任政策而导致了十六国乱华之祸,但汉民族由此向南发展,开辟江南一带,使中国文化生出新的光彩(第163页),这种充满辩证思维的史观无疑避免了苛责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他提出了“重新估定旧文化之价值”(第169页),这显然蕴含复兴中华文化的深刻动意。同时,刘节将这种历史观升华到关涉人类幸福的高度,体现了他襟怀广大的历史哲学视野,正如他在2月27日的记载中所言的,“历史家应该有远大的眼光,为人类前途谋幸福”,历史应该“给人类一种理想的境界”。(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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