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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潜行与苦战:于伶在上海“孤岛”的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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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旋波 1968年生。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该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1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教育,已出版学术专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曾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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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潜行与苦战:于伶在上海“孤岛”的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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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潜行与苦战:于伶在上海“孤岛”的戏剧创作

于伶(1907~1997),原名任锡圭,字禹成,江苏宜兴人。早年在江苏省立二中求学期间,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喜欢新诗,并初步接触街头戏剧。1926年他赴苏州第一师范念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迷恋田汉戏剧,组织成立“太阳剧社”。1930年考上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政治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进步的演剧文艺活动,并于1932年成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初于伶受组织派遣赴上海,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总盟组织部部长,开始了在上海长达八年的“黑暗潜行”。在白色恐怖下,上海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左翼戏剧团体被迫解散,他组织成立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展演中外名著,提高舞台艺术,扩大了话剧影响,使左翼戏剧运动完成了战略转移。此期间,于伶在从事繁重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创作了《夏夜曲》《汉奸的子孙》等独幕剧,参与“国防戏剧”运动,宣传抗日救亡。

抗战全面爆发后,于伶参加《保卫卢沟桥》的集体创作,并组织动员上海广大戏剧电影工作者迅速组成13支救亡演剧队,赴全国各地开展抗战宣传工作。1937年11月7日,在淞沪会战中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弃守上海,英美法等租界沦为四面被日伪包围的孤岛。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于伶坚持与敌伪和租界当局进行了不折不挠的“苦斗”,成为上海“孤岛”时期的英勇的戏剧战士。他团结留在沪上的欧阳予倩、阿英等组成青鸟社,演出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作品,并通过合法斗争成立了“上海剧艺社”,演出中外进步戏剧,培养戏剧编导和舞台艺术工作者。“孤岛”时期于伶笔耕不辍,自1937年至194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创作了近20部多幕剧和独幕剧。1941年“皖南事变”后,于伶奉命转移到香港,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抗战戏剧运动。

1939年,也就是上海沦为孤岛的第三年,于伶的工作极度忙碌。他除了组织领导“上海剧艺社”筹演大型话剧外,还为业余演剧积极奔走,创办了专门演出小剧的群众性团体“戏剧交谊社”,同时挤出时间创作戏剧作品。1939年6月,孤岛史诗剧《夜上海》出版,这部描写上海“孤岛”的戏剧是于伶创作生涯中的重大收获,也是他在“孤岛”利用戏剧进行战斗的代表作品。

作为一名潜伏于上海“孤岛”的中共文艺战士,如何立足于“孤岛”的社会现实,充分利用租界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巧妙地同敌伪进行周旋和斗争,唤起人们的抗战救国意识,增强人们的抗战决心和信念,是于伶首先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上海成为“孤岛”后,娱乐业畸形发展。一方面是舞厅、歌厅蜂拥而起,租界内笙歌达旦,呈现出纸醉金迷的“魔都”景象;另一方面是《貂蝉》《一代尤物》等恶俗电影充斥其间。与此同时,日伪势力加紧对“孤岛”的渗透和进逼,租界当局的对日立场也逐渐转向绥靖和妥协。有鉴于此,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沙文汉、上海文委书记孙冶方以及于伶、梅益等文委文员,面对新的形势做出了“文化工作必须改变方式”的决议,并提出具体主张:在租界的特殊环境里必须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储集社会上各种力量,并尽量用公开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诸如在报纸、出版、群众业余补校以及演剧等战线均可依此展开。因此,当时“孤岛”出现了打着“洋旗报”名义的诸如《文汇报》《译报》周刊、《华美周刊》等抗日报刊,出版了《鲁迅全集》及《资本论》中译本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也涌现出如新怡和纱厂夜校等工人业余学校,而最能对广大“孤岛”市民产生积极影响的文化工作方式则主要是演剧。学者孔海珠在论及中共地下党的“孤岛”文艺政策时写道:

租界的畸形发展,使地下党文委考虑如何教育这几百万人民。他们在租界要娱乐,要有东西看,话剧是很好的形式,党指示要继续搞好剧团……如果不能演明显影射抗战或写上海现实生活的戏,至少要演不屈服、不投降,不变节要有正气的戏。

1938年以后,“孤岛”的电影厂纷纷关门。一些拍摄娱乐片的公司因缺少电影剧本而难以为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即涌入上海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拷贝也因战时交通管制而停止输入,许多电影院处于完全闲置状态,这就给演剧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同时,由于电影和戏剧这两种艺术表演门类最具有相似性,在电影业一蹶不振之际,长期以来沉浸于电影世界的上海“孤岛”市民转而向演剧寻求精神慰藉。大力推动“孤岛”的演剧活动因而成为中共文艺工作的必然选择。

在此环境下,于伶领导和组织的“上海剧艺社”“戏剧交谊社”等进步戏剧团体承担了大量的演剧任务。他们排演《雷雨》《爱与死的搏斗》等中外经典剧目,吸引了一些观众,但由于这些剧目与“孤岛”文艺斗争方向存在较大的疏离,并不能适应中共关于“孤岛”文艺运动的需要,排演一些具有抗日倾向的剧作无疑是当务之急。然而,由于大批左翼戏剧家已经内迁,能立足于“孤岛”社会现实的剧作家已寥寥无几,创作剧本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于伶身上。

1939年于伶创作的剧本《夜上海》显然是“听将令”的“孤岛”文学杰作,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共的文艺方针,揭露了日本侵略而造成的社会苦难,唤醒“孤岛”市民抗战的觉悟,鞭挞不法商人和汉奸,表现了中国人不做亡国奴的家国情怀。这部作品成为“孤岛”复杂政治环境中战斗的利器,其成功对于当时抗日剧本严重缺乏的中国剧坛也有激励性作用。它出版两个月后,《大晚报》发表了燕华的文章《〈夜上海〉评》,该文指出“《夜上海》作者,为剧本荒的中国剧坛,铺上了一条平坦的大道,它指示出中国剧作者新的路向”。确实的,一年后,曹禺的《蜕变》、夏衍的《心防》等抗战题材戏剧不断出现即是明证。

五幕话剧《夜上海》主要以梅岭春和周云姑一家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逃入“孤岛”两年来的活动为明线,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人民的苦难和抗日意识的增长。开明士绅梅岭春带领一家人逃难到上海,大儿子和大媳妇被日寇打死,女儿梅萼辉所嫁非人。梅岭春尽管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仍保持着民族气节,不受敌人威胁利诱,并萌生了抗日的决心。而周云姑则为了拯救患重病的母亲而被迫卖身。剧本同时还讲述了梅家的仆人李妈一家的故事,着重设置了李大龙参加游击队的叙事暗线,以此凸显抗战的思想意蕴。

由于“孤岛”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夜上海》在抗战主题的书写上有“隐而不发”“藏而不露”的特点。这部戏剧的成功在于,它既能揭露日本侵略,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又能抓住时局变化的热点,同时抓住舆论关注的社会热点,顺应上海“孤岛”市民的生活情态,叙写他们身边的悲欢故事,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强烈的共鸣,以达到对他们进行抗战教育的目的。本文以《夜上海》的戏剧叙事为论述主线,并与淞沪会战及上海“孤岛” 的史实相互印证,力图揭示1939年于伶在戏剧战线上落实中共关于“孤岛”的文艺方针、对民众开展抗战宣传教育的精神轨迹。

第一节 战争与生民之多难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之际,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顿时被战争分割成截然不同的地理区域。苏州河北岸的闸北、虹口地区战火连天,国民党驻军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向日本侵略军驻沪陆战队发动进攻,日军在舰炮和飞机的掩护下疯狂反扑,日机狂轰滥炸,建筑物化为灰烬,中国军民横遭虐杀,生灵涂炭。与此同时,英、美、法等国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考虑,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立即宣布“中立”,居住在闸北、虹口地区的外侨和中国殷实之家及许多难民潮涌而入,深受战火波及的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地主、乡绅也成群结队到租界的“中立”区避难。这样,上海以苏州河为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地域:兵火弥漫的闸北、虹口战区和相对平静的租界。这两种区域之间有严格的边界,正如《夜上海》第一幕开篇所言:“上海,这东方的大都市,大得叫我们这些生活在它的底层的每天劳碌着的人摸不着它的边。它是有边的,有华丽热闹的边,也有荒凉冷落的边。”这是隐喻,也是战争的现实写照。淞沪会战期间,从“荒凉冷落的边”涌入“华丽热闹的边”的难民不计其数。据学者统计,淞沪会战爆发后,单是8月13日当天,“涌入租界的难民就有6万余人,直接暴露在炮火下的闸北、虹口、杨树浦、南市和近郊一带居民避至租界总数在20万以上,各收容所顿患人满,后至者竟露宿街头。随着战区向江浙蔓延,江浙难民也大量涌入上海,最高峰时达70万”。著名报人、现代史家陶菊隐在《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具体情形:“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拟拒之门外,曾将租界边沿的几扇大铁门紧紧关闭,但因人多势大,租界当局无法阻挡,只得将租界内若干学校、庙宇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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