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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南海主权观念与主权教育的嬗变

作者

温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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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南海主权观念与主权教育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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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南海主权观念与主权教育的嬗变

主权是国家的最重要属性,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近代以来,随着“主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内诠释和运用,并成为建构世界政治格局秩序的基本原则,“主权的捍卫”和“主权的教育”变得更加重要。中国近代以来从“天下观”向“国家观”的转变,一方面是中国中心天下观一步步解体;另一方面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观逐步确立。较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在分析近代南海问题的过程中,对南海主权问题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南海发现、命名和管辖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积极的进展,形成丰硕的成果,但就主权观念觉醒后的中国政府如何加强南海主权教育的研究基本没有。翻开史料,一方面我们能够在民国时期的地理、历史教科书中找寻到许多涉及南海知识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何瑞年西沙岛承领案”和“南海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和国民大众反响强烈,积极行动起来捍卫南海主权。由此,本文试站在主权教育的角度,对1907年东沙岛事件后至1949年的历程做考察,主要分析其历史阶段的变化和主权教育的观念、内容、措施和效果等。

一 “重领土而保海权”(1901~1927)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但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南海观念的认识转变,沿循着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轨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上催生了中国人的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伴随着思想启蒙和西学东渐,西方的sovereignty概念,在流入中国之后,有了“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的认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署之后,中国开始寻求融入主权国家体系。在这样的转型背景之下,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开始改变过去从“天下疆域”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维观念来认识南海及南海诸岛。1841年,明谊、张岳崧撰修的《琼州府志》和钟元棣编的《崖州志》把“琼洋”所属“千里石塘、万里长沙”列入海防领域。1876年,郭嵩焘出任驻外公使途经西沙,视为“中国属海”。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规定“该线以东海中各岛归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对南海的非法测量等侵犯,也开始有了近代国家主权捍卫的意识,“查公法,他国军舰在领海测量,主权国得拒绝,非航行必需之线,可不认许”。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关于主权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强化和深入的过程,而且先是着眼于“陆权”,后逐步发展到“海权”,比如同治年间发生的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1900年3月,在上海出版的日本乙未会主办的中文月刊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为题,连载了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内容。《新民丛报》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疾呼“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查阅这一时期《申报》,1904年之后,先后刊登《俄谋海权》《渤海领海权之抗议》《海权将被日人占尽》等文章,指出:“近来辽海一带渔业,日人视为独擅之利,海洋辽阔,行动自由,渐次进至渤海沿岸,网船出没,吾国漠不关心。近且在盖平县境之鲅鱼圈抽收鱼税,直有反客为主之势。锡钦帅以海权所在,断难放任,屡向日领交涉。乃驻奉日总领事坚执领海二字当以潮退时离岸三英里为断,其余海洋除特订条约限制外悉为公海,均归各国人之自由,且借口此说为万国公法之所规定。其强辞夺理,所援公法无非舍短抽长,以片面的单词据为例证,刻交涉司韩司使特函达德领,请其将海权约章抄示一份,以为抗议之根据。”孙中山认为:“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陈独秀认为:“我国海岸……再南下为中国海”。1923年4月,海军部也派员南下调研海权,包括渔业权、税务权、引水权和海防权。1925年,在“警卫海岸、救防灾害、传报风警、转助航术”的职责之下,全国海岸巡防处在东沙岛修建了无线电台灯塔,“装配明显炭气灯,发射光度可达二十海里,现已是确定岛屿主权归属的重要依据”。

正在中国近代主权观念和领海观念日趋成熟之时,继英、德等国非法测量南海之后,崛起后的日本接踵而来,并多次登陆东沙岛盗采磷矿资源。日本人对东沙岛资源的盗采,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此为吾国之领海,何来日本之国旗”。从晚清政府跟日本交涉东沙岛问题来看,其显然有了国家主权,特别是海权的意识。“在南海方面,近若庭户,犹若放弃海权,则又何怪别人起而谋我耶。”张人骏在给朝廷上奏折中特别强调:“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非唯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并采取了一系列“重领土而保海权”的措施,包括“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和李准率领水师巡视等,巡视过程当中,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这一系列的措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国航海之书都称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帕拉赛尔群岛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海上的群岛”。另外,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东沙岛事件”处置之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意识开始逐步融入国家主权意识教育。当然,这在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国耻教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也是一个自新的进程。伴随着国家主权意识觉醒而来的,是对国家集体感的认知。这集中体现在对“国耻”的认知和“国耻教育”的发展。20世纪初,《申报》《东方杂志》《甲寅》《复旦杂志》《清华周刊》等出现大量有关“国耻”的论述文章,比如《申报》在1908年后刊登《女界国耻会记略》《论国耻会》《各乡国耻会之踵起》《痛哉国耻会之纪念》等文章,强调:“我中国当人人以国耻为纪念,而不可稍忽忘者也。”国内还先后出版《国耻杂志》《中国国耻地理图说》《中国国耻地理》等书籍。1904年,《东方杂志》刊登《社说国耻篇》,认为我国有可耻者五,分别是无个人、无家庭、无社会、无国家、无宗教。近代中国国家主权观念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犯刺激下觉醒的,这也使得一旦国家主权观念觉醒之后,一方面从已有知识经验和现实利益出发对国际法加以本土化的理解与采择,发生由因应到自觉、由注重工具理性到追求价值理性的整体变迁;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再次遇到外敌的侵犯之时,很自然地在观念里将它视为对主权的侵犯,视为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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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重领土而保海权”(1901~1927)
  • 二 “现在的国境”(1927~1945)
  • 三 “国境范围”(1945~1949)
  •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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