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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与教会之间:民国云南的麻风病防治

作者

刘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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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与教会之间:民国云南的麻风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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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与教会之间:民国云南的麻风病防治

19世纪后期西方医学的发展使麻风病变得可以被准确辨认和掌握,欧美国家因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的需要,将麻风病加上了种族的因素,在西方现代医学和帝国主义扩张及殖民主义的共谋之下,麻风病开始披上特殊种族的、落后而不文明的疾病外衣,因此麻风病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蒙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的麻风病防治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其中以梁其姿的研究为代表。以往研究认为传教士主导了近代中国的麻风隔离,对政府在麻风病防治上的作为估计不足,忽略了近代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是在教会(包括具有宗教背景的社会组织)与中国各地方政府的竞争合作之下进行的。所以,在从整体上评价近代中国麻风病防治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有学者认识到近代中国麻风病防治呈现繁芜的数重面相,但仍以教会发出的声音为研究切入点,并没有实现麻风病防治领域的“众声喧哗”,也就无从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且学者们大都是进行从宏观出发的定性研究,缺少对各个麻风病严重流行地区防治事业的详细考察,缺乏近代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从晚清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连续性记录及其演变过程,无法呈现近代中国麻风病防治的全面图景。

考察近代中国麻风病的分布情况,广东和云南“麻风之多,为全国之最”。但与广东不同的是,云南省政府不仅在麻风病防治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相关政策措施也没有因为抗日战争而中断,从而比较完整地展现了近代中国麻风病防治问题的演变进程。鉴于此,笔者借助于云南省丰富的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在厘清近代云南麻风病防治问题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对云南省政府与外国传教士基于麻风病防治问题而产生的诸多关系进行了论述,从而更为深入地考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殖民医学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博弈历程。

一 传教士与清末民初云南麻风防治的开展

1873年麻风杆菌被发现后,国际医学界确认了麻风病的传染性,传教士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动麻风隔离运动,并着重在热带地区建立麻风院。同时,国际医学界的指控,即认为太平洋地区麻风病传播的主要疫源与传播者是中国人的说法,也使中国社会开始对麻风防治日益关注。清末民初革命风气浓厚的云南呼应了这一国际潮流,开始了麻风病防治的尝试。

(一)教会麻风防治在滇开展和受阻

近代中国麻风病隔离的发展历程是与国际基本同步的。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医生和中国的有识之士,均大力提倡麻风病的隔离,以杜绝传染。此后,麻风院被作为一种科学的防疫手段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建立起来,并在20世纪初期得到了大力推广。在这一波麻风院建立潮流之中,传教士进入云南开始办理麻风隔离。

清末光绪年间,昆明金马寺教堂的法国传教士除传教外,也为麻风病人施药治病。1900年,中国民众仇教反洋风潮不断高涨,民教矛盾愈趋尖锐,云南爆发了以反对法国驻滇领事为中心的“昆明教案”。金马寺教堂的传教士逃走,教堂建筑被老百姓“焚劫拆毁”,但接受过传教士救助的麻风病人仍然聚居该地。1921年,传教士在金马寺被毁的教堂原址创办麻风院,医疗设备和药品由英国惠滇医院提供。由于政府的干预,金马寺教会麻风院只能为病人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方便,在麻风病医治方面并没有太大作为。

外国教会在云南开展的麻风病防治事业遭到政府和民众的双重抵制后,相关的隔离机构被迫转移到边境地区活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中缅边境建立了九龙江麻风院,最多时收容病患达到300人。该麻风院集治疗、隔离、劳动与宗教等功能于一身,病人接受治疗后开始信教,院中设立教堂“以供癞民灵心上之修养焉”,所以长老会发展的教徒大多是麻风病人。除了为病患进行定期的强迫性注射治疗外,九龙江麻风院强调病人要参加劳动,有劳动能力的病人被组织起来建造院里的工程,治愈的病人被派去做医生的助理,病患也从事畜养家禽、种植蔬菜等其他劳动。对麻风院来说,这些劳动可以维持院内日常生活,并增加经费来源。九龙江麻风院还放宽了隔离制度,允许病人回家探望,已婚的病人可以住在一起,以此吸引了更多的病人入院治疗。

即便如此,九龙江麻风院仍然遇到了来自政府和士绅的阻力。地方官员不仅对其补贴微薄,还对麻风院组织的活动如“自立团”“夫妇团”等直接进行干预,甚至当地县长直接下令“严禁癞民结妇,违者枪决”。九龙江麻风院处于边疆民族聚居地区,院内有大半的苗族麻风病患,然而“苗族会长则一无捐助也”。地方当局经常指控九龙江麻风院随意让病人外出,常常以民众不满为借口,非难传教士宽松的政策。

(二)教会策略调整与云南省政府麻风隔离措施的肇始

国际上把中国人称为“麻风中国佬”,这让中国的政治与医学精英受到极大的刺激,想尽快消灭这个让中国蒙羞的疾病。无论是发动重九起义,还是掀起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云南向来领全国革命风气之先,在消灭麻风病这一“国耻”问题上也不例外,较早地拟定隔离政策并采取隔离措施。

1919年,唐继尧政府就已经意识到“倘不实行隔离严加防范,小则遗传于一家,大则流毒于社会,卫生前途妨碍滋多”,云南警察厅在昆明金马寺狗饭田筹设了昆明麻风院,与金马寺教会麻风院相邻。共收麻风病人36名,购买药物大枫子油给重症患者服用。根据传教士的观察,这里“四周有高高的墙垣围着,没有空地可供种植之用,病人每天无所事事,像一所牢监”。1921年,唐继尧政府虽制定公布了《云南省改订取缔麻风规则》,却因连年军阀战争的消耗,设立麻风院、隔离所的计划“各县多未实力奉行,任听其散居,贻患堪虞”。

外国教会在滇的麻风病防治事业受阻后调整策略,逐渐倾向于主动谋求与政府合作,政府推行麻风病防治政策不力给了教会活动的空间。他们向当局表达了十分积极的态度:“无论其病势之若何沉重,总以可能的力量,施以拯救。”以较为先进的医疗手段进入昆明麻风院救治病人。从1927年开始,传教士每星期去昆明麻风院施行两次注射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病患死亡率骤减,病人心理得到较大的安慰,“昔日群以为无希望者,今则大抱乐观,即前者一切患病之人,切心望有机会,可以逃逸,今则安心住院矣”。收容患者增加至50人,一时“患者入院情形踊跃,非常切心望治”。

传教士的活动对云南的麻风防治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建议政府开展麻风病人口调查登记,尔后,当局在全省策划了全面的麻风病人口调查。当然,传教士对云南省政府建立的麻风院颇有微词,将它与教会麻风院比较,认为“前者可以比之于冷酷的慈善,富于道德观念的;后者是基督式的慈善,以同情为主”。

政府麻风控制的“冷酷”和教会麻风机构的“同情”,正是二者基于不同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政府想要消灭“国耻”;教会则希望托宗教意义来发展教徒。双方的合作基础是不稳固的,合作过程也是貌合神离的。

二 要政:云南省政府主导的强制隔离

清末民初来自国际医学界和传教士的压力,使麻风病防治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越发成为当时中国人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诉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积极扑灭麻风,在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股麻风院建造潮流,力图表明中国人是以超越外国人的严格作风来实施麻风隔离的,并且坚信中国精英在处理麻风问题上,有能力做得比传教士更彻底。在某种意义上,麻风问题的处理成效其实已成为中国是否已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举办五省卫生行政会议,议决了两条与麻风有关的法案,即《取缔癞病病人》和《规定设立麻风院办法》。两条法案的主要精神是用强制方式取缔麻风患者的行动自由,“藉以保护社会而杜传染”,同时建设麻风院“以资收容癞者而终其天年”。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之下,云南省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控制疫情。1933年,龙云政府开全国之先河,将“铲除麻风”列为云南“四大要政”之一,把近代中国这一重要的民族主义诉求通过施政纲领的形式确定下来,麻风防治在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与经济建设、军事建设同等重要的官方地位,已经不单是一个公共卫生层面的问题了。

(一)麻风隔离救治的举措

首先,云南当局为掌握麻风病人群体,着手进行麻风病人口卫生调查。派督导员到全省各地视察麻风病情形,麻风病人群整体的数量和分布越发清晰起来。1933年,先行调查省城外各县麻风病人数,上报的患者数为2300多人。1935年,除让各县区上报麻风病人数之外,专门派视察员去实地调查,审核后暂定共有麻风病患者5518人。1938年,云南卫生实验处的报告中写道:“全省一百二十九区中患麻风病者达九十八区之多,患者共有6300人左右。”但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调查所得人数仍有缺失,据云南卫生行政负责人、著名医师姚寻源的估计,“加以轻症疑症及潜伏遗漏者当有二万患者”。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麻风病人口调查统计。经过麻风病人口调查,云南省政府不仅有效掌握了麻风病人这一群体,也引发了社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普遍恐惧,而将其被动或主动排除,迫使其逃离社会,最终进入麻风院、隔离所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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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传教士与清末民初云南麻风防治的开展
    1. (一)教会麻风防治在滇开展和受阻
    2. (二)教会策略调整与云南省政府麻风隔离措施的肇始
  • 二 要政:云南省政府主导的强制隔离
    1. (一)麻风隔离救治的举措
    2. (二)麻风隔离救治的具体实践
  • 三 流毒于社会:云南省政府麻风隔离能力趋弱
    1. (一)抗日战争对云南麻风防治事业的直接影响
    2. (二)政府麻风隔离能力趋弱的表现
    3. (三)教会与云南省政府在麻风防治场域的冲突
  • 四 国体攸关:云南省政府推动教会全面接管麻风防治
    1. (一)教会全面接管昭通麻风院
    2. (二)美国援助下的云南麻风防治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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