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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谣为枪:童谣与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

作者

刘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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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谣为枪:童谣与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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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谣为枪:童谣与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

童谣,在古代也被称为“孺子歌”“小儿谣”“小儿语”等,这里面“孺子”“小儿”皆指儿童,由此可见,童谣的主人是儿童。虽未必创自儿童,但必出儿童之口。周作人言:“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把“儿歌”当作了“童谣”的另一称谓,只是古今不同之名而已。在本文中,笔者对此不准备专门讨论,只以此解释说明,文中所引的童谣,以传统意义的“童谣”抑或“儿歌”为主。

正是由于童谣主要是通过语言创作,依靠语言传播,因此讲求口述耳听,要入心入脑。而儿童年幼,天真无邪,好奇心重,求知欲强,处在语言习得、思维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人们很早就发现了童谣在儿童成长中的价值,尤其在儿童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的发展至关重要,便有意识地利用童谣的形式,创作出适合儿童学习唱诵的童谣,强化了童谣的教育性。

进入民国,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从1918年开始,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征集民间歌谣,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又创办了《歌谣》周刊。这一“歌谣运动”,在全国征集到13000多首歌谣,其中不乏大量童谣。据此,周作人、冯国华、褚东郊等撰写了一系列研究童谣的文章,分析了童谣的起源、分类、特征及其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指出传统童谣“音韵流利,趣味丰富”,“思想新奇”,“不仅对于练习发音非常注意,并且富有文学意味,迎合儿童心理,实在是儿童文学里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而到了抗战时期,随着战事日蹙,在早期西方教育理论的熏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助力下,童谣就已不再是简单的“童谣”,日益成为教育下一代从小立志救国的有力的武器。目前,有关抗战时期的童谣,学界已经有了关注,不仅对这些童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搜集、整理,也在童谣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上有了初步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与对同时期其他体裁的作品研究相比,还显得比较单薄、零散。而事实上,这些童谣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儿童的教育尤为重要。从孩子们的传唱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儿童内心深处的呐喊,也可以听闻这个时代的呼号。故笔者就此进行了初步梳理,以供学界参考。

一 抗战时期童谣的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沉重一击,让全国各族各界民众迅速觉醒。由此,进入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时期。在这场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无论是武装战线,还是文化战线,都在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诞生的各种诗歌,更是延续了整个抗战过程,表达了中华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和信心,传达了全国军民团结一心的豪迈气魄和气概,唱出了人民必胜的斗志和意志,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正是在谋求强国复兴、抵御外侮的形势下,童谣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人对童谣在抗战中的作用寄予了厚望,认为“假如把用文字写成的文学,变为口头上的文学,那末,宣传的效力,不更广大吗?宣传的地域,不更普遍吗?”“歌谣是通俗文艺部门中的一种。它的文字最自然,意义最明显,音节最天然,它不受板眼、调子的限制,只要随口唱出来就行,也不受性别和年龄的限制,无论成人小孩或者男子妇女,都可随心念唱。故历代以来的歌谣,大都由口头传诵,流行民间,虽然年代久远,仍旧受着民众的欢迎。在抗战的现阶级,假如能把旧有的歌谣改编,或者新写,使歌谣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质量上有所改进,对于抗战宣传,那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

事实上,“自新教育风行以后……于是儿童文学的呼声,就日高一日,教育家就视为急不可缓的事情”,而“儿歌在幼儿前期的儿童看来,尤为重要”,因为“儿歌在教育上自有其独立的价值”。正如周作人所言:“若在教育方面,儿歌之与蒙养利尤切近”,“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因此,在抗战爆发之后,利用童谣对儿童进行教育,就成了教育学者首选的形式。

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十分重视儿童的成长,把儿童作为国家发展的未来。因此,陶行知创作了几十首儿童诗歌来宣传爱国抗日,表达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向往。陶行知先生倡导“教人做人,教人做真人,教人做真善美的新人”,在外敌入侵的情势下,他提出首先要做一个“中国人”,以此教育儿童“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对儿童、对民族、对国家充满了希望。

而在日常生活中,他更是号召孩子们要适应目前的粗茶淡饭,抵制日货,如在《生活教育小影》中,陶行知说:“青菜豆腐糙米饭,还要看,要想,要谈,要玩,要干。唤起四万万五千万,瞄准侵略,战,战,战!”又如:“好少爷,真不错,宁可裤子破,不买东洋货,如买东洋货,没人嫁你做老婆。好姑娘,顶呱呱,宁可打赤脚,不愿穿丝袜!如果穿丝袜,便是一个女王八。”这才是“好少爷”“好姑娘”。

教育家邰爽秋也是很早就注意到了童谣的教育作用。早在“五卅惨案”发生时,就写作了一首《奋斗歌》,抗战爆发后,他将《奋斗歌》略加修改,新编为《救亡歌》三首,其一为:“我中华之青年兮,何徘徊于歧路?独不见灿烂神州,强邻相逼处?杀戮我弟兄,凌虐我父母。谁无心肝?谁不愤怒?整我奋斗旗!击我奋斗鼓!冲锋陷阵!破敌杀虏!宁为中华之雄鬼,莫作亡国之怯奴!宁为中华之雄鬼,莫作亡国之怯奴!我青年,须觉悟!我青年,须觉悟!”读着这些悲壮、激昂的词句,即使是时光逝去了百年的今天,仍然会使人产生一种庄严、圣洁的感情。

除了教育学者外,其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也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了童谣的创作中。如与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同学,就读于开封圣安得烈学校的王皎我,毕业后先后在河南漯河临颍甲种农校和广东东山培正中学教书。在临颍甲种农校期间,王皎我就大力提倡革命文学,通过诗歌、杂文等多种形式,宣传、启发学生的思想,并在校内发起创办了“飞霞文学社”,以进一步研究和创作。

同样作为教员的,还有四川的谢趣生。他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在附近的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员,除创作了不少抗战漫画外,也写作了像《我做庄稼你保国》之类的抗战童谣。

这个时候一些学生也主动援笔挥戈。在1933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抗日救国诗歌》一书中,就收录了一位叫钱重六的学生的作品。钱重六,即钱庆焘,是江苏江阴人,此时正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在耳闻目睹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暴行后,钱重六义愤填膺,孩子们高呼的口号启发了他,“暴日踏进我国门,杀我同胞,夺我山河。凡我国民,谁不愤慨,谁不愿执戈荷枪殉国难?这几天走过街头巷尾,每听得一般小朋友高呼着‘打倒日本倭奴!杀尽日本倭奴!’这足见一般小国民的爱国热诚,也不亚于成人。不过我觉得,应得善导他唱两首歌谣,使他永远的唱着。比较喊口号易动人听,并足使一般醉生梦死的人,苏甦[醒]过来,万众一心的抗日”,于是,他一连“拟了六首抗日童谣,欲献给为父母的,为师表的,请切实的教导你们的孩子,使他在街头巷尾也能这样的唱着。牢牢的深印在民众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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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抗战时期童谣的创作
  • 二 抗战时期童谣的传播方式
    1. (一)利用传统的教育形式
    2. (二)利用已有的曲艺形式
    3. (三)利用刊物发行
  • 三 抗战时期童谣的主要内容
  • 四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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