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50年(1965~2015)

关键词

作者

〔韩〕裴京汉 裴京汉,韩国釜山大学特聘教授。
赵润雨
郭洋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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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50年(196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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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50年(1965~2015)

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虽然敏锐地反映着变化中的中国以及与之关联在一起的中韩关系、中韩间的相互认识,但研究者们的现实认识仍然局限在同样处在变化下的韩国社会的框架之中。若将韩国最有代表性的亚洲史关联学会即东洋史学会创建以来的50年内所发生的历史,即1965年至2015年这一时期作为观察对象的话,或许可以使用“剧变”一词来准确地描述上文中提到的中韩两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如此,与中韩两国所发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中韩关系以及中韩间的相互认识也同样发生了“剧变”。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终结,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形式再一次进入了“大变革”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实力迅速上升。同样在这段时期,随着中韩两国在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的交流迅速地得到了扩大。虽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站在2015年的视野来看,将一直处在“剧变”中的现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韩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同样处在这一“剧变”的延长线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经历的“剧变”包括:首先是东亚地区内冷战体系的缓和与终结,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中韩建交与中韩交流的全面扩大化;接着是千禧年之后,中国的发展在东亚地区产生的影响,如在东北工程(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中逐渐显露的中国对东亚秩序的构想;最后还有中国在经济上飞跃发展并逐步恢复自信心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对自己历史的再解释等。这些错综复杂的现实对中韩关系及两国间的相互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对研究者们的问题意识带来了影响。当然,这些复杂事件的另一个侧面同样包括经历了“剧变”的韩国社会,所以将韩国社会的变化作为标准,以不同阶段来给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学者进行区分是有一定意义的。本文将以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两个侧面——中国与韩国社会自身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中韩关系的变化、中韩两国间相互认识的变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展开的这一较为广阔的视野为标准,再划分为几个阶段来介绍韩国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整体脉络。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全面概括韩国学界在50多年来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所以未能对部分相当重要的个别研究成果进行引用。

一 “现代”的下限延长与“近现代”的时代区分问题

从1968年开始,韩国最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历史学术杂志 ——《历史学报》便开始设置“回顾与展望”专栏。这个专栏一开始的设想是将内容划分为韩国史、东洋史、西洋史三个领域,并在每年年底对以上三个领域在这一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综述。但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与原初设想的计划不同,这个专栏或三年或六年一次对韩国学界的各领域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到最后才固定为每两年对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持续到了今天。

最初,中国近现代史板块在“回顾与展望”专栏中的标题叫作“(东洋)最近世”。1971年,板块标题变为“近代”,到了1976年又改为“近现代”,随后便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这样的时代区分,并不是在对每个时代的界限都进行过严谨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论是最近世,还是近代,无一例外的都是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的。另外,在近代与现代的时代区分问题上,也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即将辛亥革命视作近代的结束,而将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中国的起点。还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初期以考察当代中国为主并将之归类为政治学领域的中共研究,即1949年之后中国发生的历史;在进入21世纪之后逐渐从禁区中解脱出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下限在不断得到延长。大体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才普遍地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作为现代中国的下限;而与此相反,进入21世纪之后,现代中国的下限已经往后推到了20世纪50年代,最近几年则又往后延长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另外,《东洋史学研究》期刊在第1辑(1966)中将1945~1966年发表的与东洋史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并且在之后每年的期刊中都整理了这一年发表的与东洋史有关的著书与论文的目录。这个目录也对时代进行了区分。最初,近现代史部分被收录到了19世纪的后一项中。到了1974年,该期刊再一次将1945~1974年的研究成果制成了目录。这个新的目录将鸦片战争之后到有关中共的著述(主要是政治学研究者们的著作)都涵盖在了名为“近代·现代”的栏目中。这个时代区分法一直使用到了今天,将所有鸦片战争之后的研究成果都收录到了“近代·现代”部分。《东洋史学研究》的论著目录与《历史学报》的“回顾与展望”专栏一样呈现了现代的下限在不断得到延长的过程。

虽然史学界对于该如何界定现代史的下限问题仍然存在争论,但是如果同意将现代的概念视作当代史的话,那就如字面意思一样,要将直到今天为止的历史都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如果从包括获取一手史料在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侧面出发,运用历史学所固有的追溯时间的方法来对实际研究的时间范围进行限制的话,历史学将很难对最近展开的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历史学对最近一个时期(近30多年)发生的历史仅保留在概述性质的程度,并且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紧密联系,从而对之前时代的方向性问题进行叙述,是比较合理的。

除了界定现代中国的下限问题之外,与近现代史的时代区分有关并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近代中国的起点、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界限等问题。然而,目前《历史学报》“回顾与展望”专栏与《东洋史学研究》“论著目录”所采用的时代区分立场,即将鸦片战争视为近代中国的起点,将辛亥革命视为近代中国下限,以及将五四运动视为现代中国的起点的视角,大概是直接借鉴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学界或中国学界的观点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如前所述,现代中国的下限在不断地延长,近、现代的概念也在经历着相当大的变化。从这个立场上看,现在有必要对近现代的时代范围与区分问题进行更深层的探讨。与此相关的,最近以中国学界为中心的研究者们正在积极地对西方中心以及现代性问题进行检讨与反思,并与此相对应地出现了对近代与现代概念的使用方法进行再解释的研究,这些研究为韩国学界带来了诸多启发。

二 作为对冷战体系回应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世纪60~70年代)

国共内战(1946~1949)与韩国战争(1950~1953)是联动在一起发生的事件,完好地体现了当时亚洲地区的冷战体系。将这样的背景考虑在内的话,韩国战争之后便开始的韩国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其实是将中国看作敌对国来进行研究的。在这一点上,可以把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断定为在冷战体系下的政治、社会规定下的产物。如果把在韩国战争的废墟中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们称为第一世代的话,这些研究者的共同点,首先是在西方现代化观点下观察中国的立场,其次是该如何解释“敌对国”中国的比较实用的立场,在这双重立场上从中韩关系史的角度来接近中国。这个时期以金俊烨、咸洪根、权锡奉、闵斗基、郑世铉、金钟圆、严永植为中心展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虽然多少带有偏见性,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者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以西方社会为标准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与韩国有关的问题上。这些第一代研究者面临着恶劣的研究环境,其中在获取研究资料方面尤其困难,而这样的困境又是由两方面造成的: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废墟状态使整个社会没有更多的余力来支持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冷战下日益高涨的反共思潮使韩国学界的学术思想自由处在了极度封闭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近现代中国本身的研究,诸如对太平天国或洋务运动的研究也被怀疑为是与敌对中国有关的研究。在交流上与中国断绝关系,使得连基本资料也难以获取,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只能在讨论总体特征的同时,以概括的方式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历史学报》“回顾与展望”专栏在这个时期刊登的文章千篇一律地在为难以获取一手史料而抱怨的同时,又格外强调自己所获取的成果的宝贵之处,这种复杂的情绪就是在以上那种环境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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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现代”的下限延长与“近现代”的时代区分问题
  • 二 作为对冷战体系回应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世纪60~70年代)
  • 三 摆脱冷战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式化(20世纪80~90年代)
  • 四 21世纪以来新的尝试与未来的课题
  • 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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