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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艺术考古与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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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春海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汉画学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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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艺术考古与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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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艺术考古与相关学科

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它与艺术史、考古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只有了解艺术考古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加明确这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并进一步探索可行的研究方法。在探讨艺术考古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前,我们得先讨论艺术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尤其是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艺术考古”包含了“艺术”(人文学科性质的“艺术”对应艺术史)与“考古”这两个关键词,更因为艺术考古与艺术史关系甚深,而艺术史与考古学又是共生学科。

一 共生学科

“无论是作为一门单独学科的艺术史,还是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考古学,其学术研究体系皆可以追溯至温克尔曼。”换言之,德国学者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见图1-1)是公认的艺术史之父与现代考古学先驱,因为这层关系,艺术史和考古学天然地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研究对象基本一致,都是古代物质文化遗产;均属于哲学与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个学科的研究主体基本上都是同一群人。直到考古学逐渐发展出地层学与类型学等专门的方法论,并以科学的、系统的发掘为基础,展开对古物历史的追踪,这才显出与艺术史分道扬镳的趋势。考古学与艺术史的研究工作分别覆盖了古代物质遗存的发掘整理与后续研究这两个先后承接的学术领域。

图1-1 温克尔曼画像

说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北宋中叶出现的金石学,最初局限于青铜彝器与石刻,如吕大临《考古图》(见图1-2)就仅仅著录公私收藏的古代铜器与玉器。晚至清末,金石学的范围得以拓展,碑刻、造像、画像石、墓志、题铭等均相继被纳入其中。但是罗振玉并不赞成这个说法,而是建议以“古器物学”这个新概念取而代之。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的考古学,也被称为近代考古学,它的概念是20世纪初通过俞剑华翻译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1881~1938)的论著《通论考古学》时输入的。中国的考古学起步比较晚,但是后来发展得比较快,甚至有迎头赶上之势。1948年,中研院曾设立“考古与艺术史”院士席位,并正式选举了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等学者为院士(见图1-3),可见在那个时期中国的考古与艺术史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是基本同步的。

图1-2 (宋)吕大临《考古图》内页

当代世界大学的学科设置也反映了艺术史与考古学这两个学科的紧密关系。一般情况下,很多重要的大学都设立了独立的艺术史专业、考古学专业及相关院系,甚至有些大学直接将二者设置在一起,将有关的研究与教学归入“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这个复合的框架下进行,有意地强调两个学科的并列状态,曹意强依此将二者命名为“共生学科”,认为在学术史上发生的多次争辩反映了二者具有的“对抗”性质。夏鼐对考古学与艺术史之间的差异曾做过较为精辟的描述:“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便是这些具有社会性的实物,是器物的整个一类型,而不是孤立的单独的一个实物。后者是古董,而不是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标本。便是有突出的美术价值的,那也是美术史研究的好标本,是代表某一个人的艺术天才,而考古学要研究的是一个社会或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传统,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这是美术考古学和美术史的区别,二者的着重点不同。”

图1-3 1948年中研院部分首届院士合影

这对所谓的共生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并不一样。考古学虽然起步晚,但在引入国内之后则迎头赶上,后来的发展与西方的同期状况比较接近,但艺术史的发展在中国则有些特殊。新中国成立以后,艺术史并没有像考古学一样,沿着民国时期奠定的模式与格局发展下去,而是经历了较大的路线调整,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局面。

在国内大学学科建制体系中,艺术史普遍被设置在以培养实践类的艺术创作人才为主的专业院校内,成为各种艺术实践专业的基础课程,是一个辅助性的课程。而在西方,艺术史通常被设置在综合性大学内(如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索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单独设立艺术史系,系里有十几到几十个不等的专职教授,阵容强大),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人文学科,同样的情况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内却屈指可数,在这为数不多的几个综合性大学的艺术史系,实际上艺术史还有沦为“艺术学”的危险。艺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与西方同类学科的不同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讨论在高校设立艺术史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当时,翦伯赞希望将该专业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但徐悲鸿坚持将它设在中央美术学院,这种做法参照了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建制,在不少人看来,设在美术学院可以加深美术史专业的师生与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此举决定了艺术史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后来很多艺术类院校也纷纷效仿,设立了艺术史系。在西方,艺术史学科是一个典型的人文学科,与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通常设在综合院校。但是中国的艺术院校,以专业技能训练为主,在学术资源与人文环境上显然都不能与综合院校相提并论,因此厕身其间的艺术史也难以与相关学科进行交流。而且长期以来,艺术史一直是辅助性的学科,在专业院校中处于从属地位,在学科发展的层级、学术资源、人才的配置上都受到很多制约。这种方式所培养出来的最多是艺术专家,而不是艺术史家。尽管中国艺术史学界近年来有摆脱以审美、风格探索为主的趋势,但是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的艺术史学科虽然与考古学“共生”,但却没有共同生长。

二 矛盾调和

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伊始,中国的学者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他们试图去调和考古学与美术史之间的对抗性。曹意强认为“美术考古学”这个概念是我国学者为调和两个学科的矛盾而引入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俞剑华所译的《通论考古学》。夏鼐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就想弥合这种分裂与对峙,他明确指出,“考古学是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考古学所利用的资料虽然是物质的遗存,但是它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还要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以及“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之后,这条道路在滕固、岑家梧、刘敦厚等前辈学人的努力下,逐渐形成规模。“美术考古学”(Kunstarchäologie)一词虽然最早出现在德国考古学家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1798-1848)的著作《美术考古一世纪》中,但是这个词在其著作中与“考古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时时言及而已”。维也纳大学德裔教授倪克鲁(Lucas Nickel)博士也认为它只是表达了“关于艺术品的考古”以及“骨头和木头碎片的考古”的意思,在德语中很容易被误解,所以并未被沿用下来。1929年,郭沫若翻译并出版了该书,书名译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该书先后在乐群书店(1929,见图1-4)和湖风书局(1931)两次出版,1948年再版时改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虽然使用了“美术考古”这个概念,但没有做进一步的阐释。1941年,岑家梧最早使用了“艺术考古”这个概念来呼吁艺术史研究者们应该跳出文献的束缚来研究文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以“美术考古”或“艺术考古”的名义展开有关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有些学者和机构还组织人员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学术(史)梳理、研究方法以及学科体系建构工作的探索。其中观点比较鲜明的当属刘凤君,在他看来,艺术考古是“考古学中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在(考古学)诸分支学科中,美术考古学产生的最早,是考古学产生的基础之一,它与考古学的密切关系是其它任何分支考古学不能与之相比的”。这里的表述似乎有些矛盾,一边说它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一边又说它是“考古学产生的基础”。显然,在刘凤君看来,艺术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但是这个说法有先入为主的意味。众所周知,在艺术史与考古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们不分彼此,因此还谈不上谁是谁的分支。但从艺术考古学的发展脉络与现状来看,艺术考古学晚于艺术史与考古学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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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共生学科
  • 二 矛盾调和
  • 三 根本问题
  • 四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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