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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术考古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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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春海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汉画学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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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术考古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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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术考古与应用

艺术考古研究在很多人看来,所涉领域太过偏狭,是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高冷学问”。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一是分析艺术考古是否具有实用性的问题;二是讨论这种实用性在古代的表现情况;三是阐述艺术考古对当代的可能价值;四是列举古代中国与国外的实例,以资参考。

一 艺术考古的实用性

关于艺术考古研究的实用性,普遍性的看法大概是,艺术考古研究不是一门实用学问。因为艺术考古引导我们进入历史的深处,加强我们对自身的深层理解与认识,这是艺术考古最基本的功能。它虽然立足当下,比如使用触手可及的出土材料、传世文献等,但是其指向却是过去,而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完结”,正所谓“盖棺”才可以“定论”。我们常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如果把历史经验引导未来也看成一种功能,那么就是如庄子所讲的“无用之用”了,换句话说,艺术考古的价值主要是建构一种潜在的可能,而不是即时的,马上可以落地实施、兑现的价值。那么在强调短平快效应的领域真的就没有艺术考古发挥作用的空间吗?

首先,艺术考古的实用性过去常被忽略。艺术考古有实用性,但一直没有被发现。因为缺少关注,此前几乎没有学者从实用角度去思忖这个问题,即一个冷门学科应当如何与当下结合?艺术考古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发掘自身的学术属性或者说独立性尚且还是一个问题,自然它的延伸价值暂时就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相对于艺术史研究、艺术理论研究、考古学研究而言,现阶段专事艺术考古研究的学者在数量上并不多,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深度与研究广度的开拓尚需时日,其中就包括对实用性问题的梳理。

其次,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不仅有实用性,而且比较多元化。比如,在我们审视一个事物时,它可以提供一种历史性的视角,从纵向的时间轴上来观照事物,对眼前事物在文化史中的情况有一个客观的把握。又如,艺术考古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博物馆的学术展示提供重要的指导,为文物典藏部门的保护工作、修复工作、复制工作与收藏研究工作提供学术参考,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也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事实上,当下比较热门或比较新颖的学术研究动向、文化发展趋势都与艺术考古相关,比如大众考古、工艺考古、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都在积极地做着探索性工作。无论是在做“古代文化”的再生、再利用工程,把高深的传统学问面向大众的文化工程,借助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机进行的文化复兴工作,还是做基于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的文化旅游业而开拓的创意产品开发工作,很大程度上都要利用艺术考古、艺术史的研究成果。

最后,艺术考古的应用性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畸形发展的事实,在中国出现的许多创新产品,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文化糟粕,而且被到处复制,以致随处可见、无可回避,甚至达到“令人生厌”的地步。它们可能是一些著名遗址、风景名胜、文化展馆内及周边地区商贩手中兜售的低劣文物仿品,小到缩小比例的、更换材料的或者是模制的各种假文物,大到管理机构设计、策划的各种主题公园,包括各种粗制滥造的假遗迹、历史人物塑像,甚至可能是罔顾事实捏造的迎合观众猎奇心理的典故、传奇,总之大多数是俗不可耐的(见图5-1)。艺术考古研究者有责任让人们知道事物是如何在特定时代形成的,又是如何在另一个时代发生变化的,古人使用的是这个古物的哪个功能,今天我们又可以如何去看待这个事物,等等。

图5-1 西安仿唐代仕女城市雕塑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葬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媒体宣传引起了一波“汉文化热”和“海昏侯热”,对于这个文化热潮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其特点与意义,此处我们仅简要地回顾一下这项考古发掘成果是如何被应用的。从2015年开始,由于电视直播形式的介入,此前寂寂无闻的海昏侯墓考古工作得以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掀起了一股“海昏侯热”,首先带动的是人们对历史、考古的兴趣,进而扩展到对国学文化的兴趣,顺着这股文化热潮,有关的文学创作、影视创作、文创产品开发等也被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紧锣密鼓地推进,一股以海昏侯为中心的“海昏侯文化热”开始持续发酵。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为与之相关的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丰富的原材料和广阔的空间。比如黎隆武《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胡迎建《传奇刘贺:从昌邑王、汉废帝到海昏侯》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些甚至转化成影视剧本,实现版权输出。以海昏侯出土文物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创意产业也蔚然成风。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推出了包括以马蹄金、鹿镇、青铜雁鱼灯、玉神兽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为核心造型元素来设计的钥匙扣、书签、马克杯、充电宝等系列衍生品(见图5-2)。当然这些文创产品总的来说都失之粗糙,多数只是简单转化,没有把出土文物的深层文化价值挖掘出来。这不仅跟中国创意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层次较低有关,还跟海昏侯文化热有关,有关人士希望尽快实现对这股文化思潮的经济转化,没有耐心或足够的时间去加以沉淀和深耕。

图5-2 海昏侯文创产品——香炉

二 复古和仿古

艺术考古的应用其实并不是一个在当代才凸显出来的问题,中国文化历史上绵延不绝的复古主义,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或者在出土的文物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古人总是努力地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古代知识、收集到的古物,以仿古、拟古、鉴古、怀古甚至疑古、非古等具体的活动或行为,展开文化史意义上的回溯。复古与创新似乎是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但它们总是诡异地搅扰在一起。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托古改制”,无不披着复古的外衣粉墨登场。实际上,复古的本质就在于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古代政治生态中的复古运动都是政治革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复古不仅是政治文化变革的表现形式,更是物质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关于中国古代的复古文化,李零、巫鸿等人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李零的《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是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复古的类型与复古文物和遗迹的一部著作。他举了很多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商代妇好墓中所出土的数百件玉器中,钩云形玉器(同红山文化所出)、玉猪龙(红山风格)、玉凤和玉蝉(类似石家河所出)等,造型特点都迥异于当时的器物,这些器物或为前代所遗,或为仿古的新作;又如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九女台大墓)出土了各种仿照古代青铜器制作的陶器,包括食器方鼎、鬲、盨、方豆,酒器方尊、方壶、缶、勺形方爵,以及水器匜、盉、鉴,甚至还有模仿早期“璇玑形”玉器的陶璇玑等。巫鸿也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深入地讨论中国的“复古”文化,他认为中国“复古”概念的出现与“祖先崇拜”有密切关系,作为一场运动,“复古”同时也是重塑历史、再造传统的一个文化生成、发展与延续过程。陈芳妹指出,宋代以前的复古其实是零星的、点状的,延续性并不明显,但宋代以后,复古从“无意”发展到“有意”、从少数发展到多数,形成了一个“运动”。中国的复古文化到了宋代,经历了一个由“考古”到“玩古”的变化。以铜器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到了宋代不是无意间出现的,而是被有意地寻访、珍藏、研究、记录和出版。中国古代复古文化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相关研究也很多,且说法各异,但有一点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复古是连接“当下”与“往昔”的一个重要形式。它不但为“仿古”“鉴古”等实践提供了机会,也在普遍意义上规定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关系。

复古不同于仿古。复古既是一种主义,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实践,在这个层面上,它和仿古、拟古等行为一样,都是在“复古主义”主导下的具体行为,复古与仿古是其中最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以山西万荣的汾阴后土祠(见图5-3)以及山东半岛的八主祠为例,它们从汉代或更早时起就是重要的祭祀场所,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些祠庙被不断地修复与翻建,但是整个过程始终是在模仿(或重复)之前的造型,因此它们只能被称为仿古建筑,而不是复古建筑。复古与仿古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同种材料的仿古,由于制作传统一直连续下来,只是观念刻意回避时代特征,那么其本身不存在创新的问题;但复古则是传统中断以后的复原,很多所谓的“传统”其实就是“创新”,如王莽所建明堂(见图5-4),“从考古发现来看,半是根据礼书的想象,半是参考式盘、博局,整个设计是典型的汉代想象,它所体现的是当时流行的宇宙模式”。这种情况可以说就是复古,这种古物在当时(汉代)其实是一种新生事物,含有创新成分在内,是一种探索性的恢复,因此有人直接称之为“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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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艺术考古的实用性
  • 二 复古和仿古
  • 三 鉴古与开新
    1. (一)二者的关联
    2. (二)存在的问题
    3. (三)手工艺的未来发展
  • 四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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