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汪篯先生的大名，我是在读了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后才知道的。后来知道，早在1966年，一个这样了不起的学者年仅50岁，就过早地走了。汪篯先生没有能逃过劫难，家中这封先生写给祖父的信札倒是安然如故，连同信封完整地留存到了如今。在那个年代，祖父家中也经历了抄家，加之屡次的搬家或住房的种种变迁，这封信札如何逃过各种曲折与变化而存留下来，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故事。今年是汪篯先生百年诞辰，谨此发表先生的这封遗札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信的内容抄录如下。 长孺先生 北京近半月以来感冒流行，不幸连患感冒，前后逾十日，致未能及早拜读尊稿，至歉。尊稿于材料引用之丰，运用之熟，诚令人叹为难及。关于南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论述足当实事求是之誉，悉所赞同。后学前与余庆等谈论此问题，与先生所论基本相符。所略异者在于北朝，然此正是争鸣问题，暂当难断言孰是。尊稿纸质油润，水笔墨色皆不粘着，故后半以朱笔抒写愚见，望勿见怪。以后学之薄浅知识不足以论尊稿，承先生不耻下问，敬总括提出几点小意见如下：（一）稿内引用原文颇多讹字，其中一部分或非伪字，其歧异在于版本不同（校对所用系竹简备本，尤为无把握），但至少有一部分确为伪字，谅由抄写者致误。个别地方亦有影响正文者。希在发稿前详细校复一过。（二）稿内注释所介绍之参考资料多限尊著，似可适当增加一些古人与近人著作，如钱大昕《考异》，杨守敬《补注》，程树德《九朝律考》，陈寅恪《论王导之事业》等。（三）文字尚有个别地方略嫌晦涩。旨在直言，祈毋见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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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