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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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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善庆 白族,云南大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大理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西南边疆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和省、厅、州级项目多项,在《暨南学报》《湖北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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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选题缘起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之一,毗邻东南亚、南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近代前期,随着西方殖民者侵略的步步推进,云南对外贸易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传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云南经济直接与近代世界市场对接。在世界市场的影响下,云南城乡市场商品流通、市场网络和商人阶层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商业贸易也逐步地向近代转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云南的商人组织开始从亲缘到地缘,再到业缘演变。清代中叶,省外商人在云南的活动十分活跃,在云南商品流通中占据主导地位。中法战争以后,这一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不仅云南本土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实力明显增强,还出现了洋商和买办商人。鸦片战争以后,云南地区仍以旧式的会馆、商帮和行帮等传统商人组织为主。中法战争以后,云南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新式商人不断成长,旧式商人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也逐渐发生变化,行帮逐渐没落,清末之际出现了新式的商人组织——商会。

1906年,云南省按照清政府劝办商会的谕令,由马启元、王鸿图、董润章、祁奎、王连升、施复初等发起筹备,以“振兴商务、开通商智、扶持商业”为宗旨,正式成立了云南省垣商务总会。在昆明的58个原有商业行帮加入商务总会。省内商业较为发达、商号较多的下关、蒙自、腾冲等地,也相继设立了地方商会组织。1916年,云南商务总会改称云南省总商会。云南商务总会和后来的云南省总商会建立后,开展了商务仲裁、公断,设立商团,进行人员培训,组织参加各种商品赛会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近代商人团体的作用。同时,各地商会相继创设,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区域商会网络。省内各地商会在组织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互不统属,但在区域商业网络和市场格局中协调行动,在履行各种社会事务时遥相呼应,从而使云南地区的商人群体形成一个多边网络。总之,云南商人组织的不断崛起和快速发展,从不同层面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迈向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组织的研究备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商会作为近代中国重要且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领域,还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化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商会组织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但是,大量关于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东部大城市的商会的考察,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商会组织研究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研究较为薄弱,少数研究成果也并未深入,亦未突破既往商会史研究的框架和路径。从问题意识的角度而言,对商会史的研究似乎遭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如何“走出商会”研究商会,进一步拓宽商会史研究的领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到各个地区而言,边疆民族地区的商人组织之于本地区的意义未必就不及中东部的各大城市,而对边疆地区商人组织研究的滞后,不仅使商会史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推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还制约着对中国近代商会发展势态的整体认知。因此,本选题的研究虽然谈不上创新,但对区域商会的比较研究和差异性的探讨无疑起到了一定的补充、完善作用。

就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路径而言,区域性视角也是使其研究推进和深入的可行性选择。自社会人类学家施坚雅提出区域体系理论后,学界也逐步认识到区域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作为中国内部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学界被一度忽视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研究再度发掘其学术价值。云南属于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省份之一,对其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应是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中心”与“边缘”二元对立的理论解释框架之中,以往的解释框架基本是局限于“从‘中心’看‘边缘’”和“‘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两种模式,这显然是有其不妥之处的。只有将研究的视野转向地方之后,我们才能清晰地认识到近代云南社会变动的关键节点,这既是出于对区域研究和地方性特征所凸显的重要意义的权衡,也是对“边缘”的地方能动性的肯定。这也是将“地方性视野”(即“从‘边缘’看‘主流’”)的分析路径贯穿于本书的主要原因。

从“地方性视野”的分析路径入手,在本书的行文叙述上,需要为一系列影响商会与云南近代社会变动的事件提供相关的地方史背景,否则就很难对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嬗变进行准确的描述和阐释。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突破以往二元对立的诸多研究视角,如民族与国家、中心与边缘、中央与地方等。这些对立面对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是有很大局限的。就云南省而言,不同族群、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形态和不同商业区域的衔接也呈现出迥异于中东部地区的独特景象。对此,为了能更好地揭示并阐述商会在云南地区的特殊历程,本书在具体的叙述方式上,特意选取能够充分展现近代云南社会变迁的典型地域作个案考察。

二 学术史的回顾与认识

(一)近十年国内商会史研究的宏观认知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研究早于国内。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学术风气的开化,近代商会研究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并开始起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会的作用和功能被重新认识,近代商会研究开始兴起,商会研究的主题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推动了商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尽管如此,商会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界的影响似乎在无形地衰退,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商会史研究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拓展的空间,对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也比较难以深入,商会史研究也亟待突破这样的“瓶颈”和“藩篱”。在近十余年持续的研究进程中,学界也在对学术史的回顾中不断地反思这一问题,在看到问题的同时,也有一些共识和真知灼见。[]

近十年来,随着上海、苏州和天津等地的商会档案先后公开出版,大量的报刊史料也得到挖掘,这为开展商会史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可靠的史料依据,从而推动国内商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热潮,一批较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先后出版。[]这些专题论著都从不同的层面体现了学界高度的理论自觉,它们不同程度地运用相关理论,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近代中国商会研究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促使近十年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

2015年,作为中国商会史研究领域中的里程碑式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由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四卷本正式出版。[]该部《通史》以商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探讨商会制度的演进,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商会与市场经济的孕育、兴起和演变,商会与国家形态间的复杂关系等问题,尤其是借鉴和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存在的社会与法理基础、商会的组织与运作原则以及其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具有“从现实中找问题,在历史中找答案”的显著特色,充分吸收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全面爬梳了中国近代商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性意义。在注重贯通研究的同时,朱英教授对近三十余年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学术理路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检视,他指出,商会史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也要避免在借用西方学界的新理论、方法时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这对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不同观察视角下的近代商会是多面的、立体的、动态的,研究者重新定位商会不同层面的主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当然,值得重视的是,目前的研究过分关注本体和个体,忽略了“总体史”的研究趋向。近十年来,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同时,随着大量商会档案的整理出版和新资料的运用,商会史研究在主题和对象上呈现出多元化和立体化的显著特点。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表现在商会组织结构变动与演进、商会人事与选举问题、商会法的修订颁布和商事公断、商会的经济社会活动、商会与政府间的关系等方面。

对商会组织结构变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20世纪20年代商民运动之际的商会存废之争和总商会的改组。对此问题,朱英作了较为深入的专门探究,将20世纪20年代商会的存废之争置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之下,对商民运动时期的商会政策、商会与商民协会的纠纷、商会的存废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乔兆红以上海总商会风潮为个案,对商民运动中商会与商民协会的纠纷、商会改组整顿作了探讨,她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商民协会被撤销,但不能据此认为商民协会的斗争和商民运动是失败的,只能说是其历史使命的完成。[]此外,对商会的组织结构也有更为系统的研究,朱英对民初苏州商会的演变作了考辨和爬梳,王仲在此基础上以实证方法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组织系统的变迁,并证实了国民党强势控制的现状与商会从权应变的特征。[]汤可可等探讨了近代无锡商会的治理结构,认为商会的组织结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体制,商会组织在近代政治—社会条件下面临管制治理,与政府之间存在控制和抵制控制的矛盾冲突。[]

选举制度作为商会组织运行的核心制度之一,近年来对此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讨。朱英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商会领导群体研究须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商会选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旧变化的趋势。[]对此问题,有论者通过对衡阳商会领导层群体的专门论述,探究了商会领导群体在向现代转化的趋势中呈现出来的过渡特征。[]谢放对商会选举制度的研究关注较早,他以清末苏州商会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商会选举制度及其发展变化。[]朱英有关天津商会选举舞弊案的研究,表明天津商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很好地实行投票选举制度,清末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表明,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朱英还以上海商会为个案对商会选举制度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具有近代特征的选举制度,最早实行于新式社团商会之中,而并非出现于政治生活领域。[]此外,朱英也关注到了商会改选既与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地方势力,乃至外国势力的发展变化也多有联系,也与各地商会的时代处境和自身运作息息相关。[]

商会的立法和法制化建设是近几年来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朱英深入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商会法的修订,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从“革命的破坏”进入“革命的建设”新阶段,对商会性质与作用的认识也有所改变,最终于1929年8月颁行新商会法,商会随之安全渡过政治危机而得以继续合法存在,此次商会法的修订不但动因独特,而且进程复杂,商会主导参与的程度也较深。[]赵颖对1914年的商会法之争也作了专门的探讨,王红梅详细研究了商会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互动关联机制,李姣考察了近代商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立法理念下形成的商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所呈现的政府与商会多元化的关系。[]此外,王静认为,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过程既具有近代意义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也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此外,有论者从法学的角度专门探讨了商会制度的创立,但从长时段而言,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近代商会法制史的研究。[]

商事公断和商事仲裁是近年商会研究中的热点和焦点话题。郑成林等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作了深度的探讨,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商会的商事仲裁空间及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萎缩,但由于抗战前的党政、司法职能扩展囿于一定范围,商会与政府之间呈现出“控制与依赖”的双重特性。[]赵珊通过档案透视了天津商会在商事纠纷中的运作实践,提出在法庭诉讼和民间调解之间形成半正式性的“第三领域”,并且趋于制度化,这为认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交搭互动的合理性及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视角。[]张启耀对清末商会经济纠纷调理权的产生、性质与作用有专门的讨论,张松对清末民初商会裁判权的确立与发展作了深入的考察,这些探讨对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职能都有独到的见解。宫宝芝对清末商会商事公断得以有效运行的因素作了深入探讨。[]此外,有些论者从商会法制理案职能的不同层面也予以探究,从不同的视角对商会在诉讼、纠纷、仲裁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深入的认识。[]

商会和政府的关系与政治参与问题是商会史研究中持续关注的议题。近年来,除了对以往研究观点的深化以外,主要集中于以个案为例来探讨地方商会与政府或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诸多内容也涉及商会的政治参与职能。

对不同历史阶段政府商会政策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商会研究逐步深化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宫宝芝认为,晚清之际,清政府在大力扶持商会的同时,亦通过《商会简明章程》等法律规范建立了相对较为严格的商会管制体系。晚清政府实行扶持与管制并行的发展策略,从而使政府与商会之间形成相对密切的协作关系。虽然二者之间亦会因管制而发生争执乃至冲突,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中国商会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不但增长迅速,而且在经济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郑成林认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商会指导管理权移至政府,但同时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加强对商会的监管,又采取多种手段对商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渗透,逐步建构起组织管理与业务管理相结合的双重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也保证了国民党对商会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一体制本身过于偏重监管,忽视了商会能动性的发挥,也制约着国民党通过商会等团体实现改造、建设社会的目的。[]

商会与政权或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长年以来探讨的话题之一,近年来在不同层面又渐趋加强,研究思路也在不断转换。李娟婷以商会与商业行政为主题,重点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政府与商会在相关商业行政上的合作和对立关系。[]罗萍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考察了清末民初宜昌商会与政权集团的合作关系。[]葛宝森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认为,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并没有组织基础。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国民政府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的影响和作用,保定商会也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满7家以上同业商户组织同业公会,在同业公会的基础上组织商会,因而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国民政府通过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以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张芳霖等通过对南昌商会与政府之间往来公文的动态分析,认为讨论商会与政府间的关系,应该重点关注商会的相关法规及公文程式,从而探讨不同时期彼此间内在的关系。[]方秋梅以汉口商会为例,探讨了民国中期汉口商会权力、地位的变化与市政角色的转变。[]此外,有论者开始关注和探讨政府领导、人事变动与商会之间的内在关系,体现出国民党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与商会组织变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李平亮等以吉安商会整理委员会为个案,探讨了商会在抗战胜利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亦有论著从商会现代化的视角探讨了清末民初的政商关系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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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的回顾与认识
    1. (一)近十年国内商会史研究的宏观认知
    2. (二)由“个案”到“区域”研究的探索
      1. 1.东北地区
      2. 2.华北地区
      3. 3.华中地区
      4. 4.华东地区
      5. 5.华南地区
      6. 6.西北地区
      7. 7.西南地区
    3. (三)近代云南地区商人组织的研究现状
      1. 1.海外研究状况
      2. 2.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研究状况
      3. 3.近二十年来国内的研究概况
    4. (四)学术史的认知与展望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1. (一)总体思路
    2. (二)研究的创新点、难点
    3. (三)理论方法的运用
  • 四 研究对象与时空范围的界定
    1. (一)“云南商会”及研究地域的界定
    2. (二)时间断限和研究阶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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