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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的变动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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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善庆 白族,云南大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大理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西南边疆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和省、厅、州级项目多项,在《暨南学报》《湖北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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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的变动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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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的变动与运行

护国战争结束后,云南成为滇系军阀的统治势力,自此,云南政局转向军阀割据混战的乱局,云南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变动。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新的《商会法》。1917年7月,云南总商会完成改组,在此前后,各地方县镇商会相继改组,有些地方增设了商会组织。在军阀政争的社会格局中,云南商会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在组织规模上也有较大的变革,其组织架构和运行体制也更加趋于规范和完善,并形成了以云南总商会为中心的区域商会网络。在军阀内乱的社会环境中,云南总商会和各地方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协调、制衡社会的作用,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了对于政府的支持与合作,其中双方之间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还存在冲突与矛盾。这些都真实地展现了商会在军阀政争中的复杂面相。

一 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的改组与整顿

护国战争结束之后,随着新《商会法》到滇,云南商务总会改组为云南省总商会。由于这一时期正处于西南军阀的内争中,时局变动频繁,商会组织极不健全,经历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组织整顿后,商会得以正常有序地运行,并在经历20世纪20年代末商会的存废纠纷后得以改组,步入常态化的发展轨道。

(一)护国战争后云南商会的变动

1916年7月,护国战争胜利结束。此后,北洋军阀失去了总头目,内部各集团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因扩张地盘、争权夺利而分裂为若干派系。此外,反袁战争结束后,“独立”省区失去了共同的反袁目标,有的拥军称霸,割据一方,形成地方军阀。诚然,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国就出现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当时,南方六省区逐渐出现了与北洋军阀相对的西南军阀。西南军阀统辖的区域为广东、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六省,这六省形成相对独立的分成许多派系的若干地方军阀集团。西南军阀中,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滇系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力图向四川扩张;桂系陆荣廷控制了两广,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它们之间各自的割据及不断的混战,成为民国前期时局变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1917年,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己任,掀起了护法运动的帷幕,表示“当荷戈援枹,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从此发动了轰动一时的护法战争。孙中山寄希望于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并力主推举他们为军政府元帅。但是,唐、陆虽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护法,暗中却企图拆台,只谋自身势力的发展。因此,唐继尧控制滇黔,入川扩张,宣称的却是“靖国”。靖国战争时期,是唐继尧一生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也是其走下坡路的开始,自此以后,唐继尧作为滇系首领、云南的统治者,在省内经济建设及文教建设的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业绩,但在政治上已开始衰退,并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西南地区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后,地方政局变动较为频繁,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地方军阀统治的政治生态持续性存在,遂使地方出现“权力真空”,中央政府已无力对商会实行有效的强权控制,商人利益的表达不再受到控制,云南地区商人组织的统合性也渐趋受到削弱,云南商会的变动也呈现出特殊的面相。

1916年筹组总商会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欧战方酣之时,从这时到1919年大战结束的几年间,英、法、德等帝国主义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压迫和经济侵略,云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和全国各地一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相继新增加入总商会的各业行帮达到近一百个之多。这些新加入的行帮,不少是新兴行业,如照相、钟表等;有的是来昆明新开店铺或做批发生意的省外客帮和省内商帮,省外如北京帮、福建帮、成都帮,省内如通海帮、玉溪帮、泸西帮等;也有的是因业务发展,大帮划为小帮,如迤西帮划为腾越帮、大理喜洲帮、鹤庆帮,迤东帮划为昭通帮、曲靖帮,迤南帮划为临安邦、蒙自帮、思茅帮等。[]此外,由于军阀混战,社会秩序严重失序,以致这一时期云南的商业贸易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各地商业发展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据1923年云南省政府实业司工商科的调查,“全省100个县输入商品货值为3873.969万元,输出货值为4621.245万元,进出总值为8495.214万元。在贸易货值中,其商品构成为:粮食占43%,食堂占9.4%,布匹占7%,食盐占5%,这4项商品共占64.4%。其余为食油、火腿、茶叶等副食品及手工业制品、土产品等占35.6%”[]。这充分反映出此时期云南地区商品率低以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面貌。此外,由于军阀混战需要耗费大量的军费,唐继尧政府大开烟禁,鼓励种植运销,很多商号、行帮都竞相贩运鸦片,攫取暴利,此时云南的社会经济和商业呈现出畸形发展的态势。

在政治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剧变的背景之下,1916年年底,适值北京政府颁布的新《商会法》到滇,云南省商务总会遵照《商会法》筹备改组成立“云南省总商会”,以振兴商务、促进改良工商业为宗旨,以省会昆明县所属区域为限。[]云南省总商会改组后,主要进行以下会务:“谋商业之安全及改进;关于工商法规及商业事项建议于行政官厅;受当事人或官厅之委托,办理商业清理事项;答复官厅或其他团体或个人所咨询商业之事项;调查或证明官厅或其他团体或个人所委托之事项;设商事公断处办理和调处本会区域内当事人或官厅委托之商事争议;受商人之委托,办理华洋文契之移译、检定及商业登记;办理商品查验和商事公告事项;关于市面恐慌、调剂物价及重要产业之组织等事,有维持及请求官厅维持之责任;设立商品陈列所和商业学校。”[]依照新《商会法》,云南总商会把原来商务总会的总理、协理在新的总商会中改为会长、副会长,会长主持全会事务,副会长协助之。会长缺席时,副会长代行其职权,特别会董及会董有参议协助会务之权责。[]此时,云南总商会的组织机构扩大为会董60人,并继续设置商事公断处,每届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总商会的经费由各行帮按业务大小分担,具体数目由每次代表大会决定,按月缴纳到会。1917年5月召开各行帮代表大会,依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云南总商会,当选会董祁奎等61人,互选祁奎为会长,王廉升为副会长,并函聘赵鹤清等六人为特别会董,次年王廉升病故出缺,依法推选会董雷恩溥继任副会长。[]云南总商会设置的工作部门有总务、商事、文书、调查四个科,科长多为会董兼任;又按旧制设立了公断处,从会董中选出处长一人,即评议长,评议员若干人,调查员数人,此外还聘用了专职秘书。由于总商会日常工作日益增多,就公断处的评议员来说,第一届有评议员21人,第二届增加到38人。[]

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商会法》后,云南商务总会随即依照新《商会法》改组为“云南省总商会”,把总、会办名称改为正、副会长,但应当注意的是,这时实际组织上的改组并未立即完成,云南总商会的筹备改组一直持续到1917年7月才正式完成。有关调查报告记载:“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十四日农商部发布商会法及施行细则,商会法公布后经过二年的时间,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云南商务总会依照商会法进行改组。”[]这应该是较为可靠的记载,而云南地方史志资料多以1916年为记录,这是不可信的。根据本章下一节之“1924年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对云南各县市商会改组情况的统计可知,1915年新《商会法》颁布以后,地方商会进行改组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商会经过2—5年的时间,还有些商会甚至用了6—7年的时间,才完成改组。如《昭通县志稿》载:“商会为商人组合团体,系为改进商务及保障商人而设。昭地商务殷繁,设立较早,自逊清光绪三十三年经邑绅李临阳提议,即已设立,初者昭通商务分会,公举杨履恒为总理。民国七年,奉实业部令改组,始名昭通县商会。”[]又如《新平县志》载:“商会于民国二年成立,公举徐兆英总理,八年李元皋任内,改称商会长,拟具会章呈报政府及总商会。”[]从《新平县志》的相关记载来看,各县商会的完成改组以各县拟定的章程上报为定。从各地商会新颁布的商会法来看,因为1915年新《商会法》的制定较为完备,规章法文较为完整,所以各地商会很大程度上已经没有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自由制定规章的余地,地方商会的章程与中央政府的《商会法》大致是相同的,只有细微的差别而已。较之以前的商会组织架构和体制而言,云南地区不少商会组织虽然在商会内部构成、经费筹办方式上有了明显的改革外,在许多方面还是延续了旧有的体制。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是,云南经济结构的变动对商会组织的发展也是相对有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外输入云南的工业品减少,而对云南工矿业产品的需求激增,这在客观上给云南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在各种有利条件的促进下,民国前期的云南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工业近代化的程度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此外,随着工业资本的进一步增加,投资结构也趋向多元化,并吸引了一批华侨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如1917年法商徐壁雅洋行在昆明设立大型洗鬃厂,招募了50多名工人,次年工人数增至100多人;[]1918年,华侨商人张桐阶不仅呈请开办云南矿业,还邀集新加坡、庇能、苏门答腊等地侨商赴滇开办实业;[]1918年,云南省政府代表刘祖武等“呈准督军兼省长唐继尧,与美国人安德森议定勘矿条件14项”,由美商与云南省政府合资成立云南明兴矿业公司。这样,商人、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投资就构成了云南工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共同推动了云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1923年,云南省总商会向省议会提出了设立总分工会的提议,并提出其组织应该隶属于商会管辖。“工业乃商业之母,工业振兴则商业亦同时发达,议案所云诚属确论,滇省比年工业亦渐有向上之机,所请设立总分工会以奖劝而促进之洵为要图。总商会及商会之设,原已包括工商两业在内,故商会法于发起设立商会及组织商会之职员暨商会所办理之事,皆合工商两业而规定之。又按商会法第四十四条载,自本法施行日起,之前成立之工务总会或分会,一律裁撤,但得于六个月以内依本法与同地商会合组,其地原无商会者,亦得依本法改组商会。是于原有工会尚须改为商会,或与商会合组揆其用意似。以吾国工业尚属幼稚,社会经济人才又时感困乏,工商既有密切关系,与其各自为会,反觉筹措维艰,莫若合组一会进行,又较便利。况滇省经费支绌,现设之总商会、商会皆系合工商两业所组成,而其经费尚时苦不给。若分别工商各自设会,则经费、人才两项即为先事解决之问题,果经费不虞拮据,人才不虞困难,则工商各自立会或更易收工业发展之效。”[]

对于此议案,云南总商会会长张荫后、副会长董洺章也同时向省议会表达了设立工会并将其纳于商会之中的必要,也呈请省政府无须再单独另设总、分工会。“职会查工商二者各有相需为用之理,滇省僻处天南,物产丰富,特以制造未精,遂致行销不广,外货充斥,寖成绝大漏厄。自总商会、商会设立以后,提倡诱掖,各种工艺虽有向上之机,而视他省出品之精美则瞠乎,其后皆由于材财两绌,一切遽难兴举耳。段议员拟请设立云南总分工会顺时势之潮流,图工业之改进洵属切要。如果工业人才众多,经费易于筹措能自立会,与农会、商会鼎足而三,共谋发展互策进行,岂不甚善。无如滇省工业颇为幼稚,经费更无从筹划,有难与他省工商各自设会者相提并论。遵即召集工商业全体开会宣布议案,详加讨论,并就经费、人才两项从长计议,为兹事之解决签请工之与商有密切之关系,相济而成之事实,故商会之组织,皆合工商两业之分子而成立,并未有何区别,经费由会员负担,载在会法。就省城总商会而言,向无的疑,几经困难,虽劝有各商帮之常年捐,各大商家之特别捐,并呈准坐支蒙剥路之二成等项,而仍入不敷出,拮据时形,其中工业者之担负为数甚微,若各自设会,则省垣之工厂寥寥,其慷慨捐资势所不能,此外之业工艺者殷实之家极少贫寒之辈,最多资本薄弱,勉谋生计,值此米珠薪桂颇难支持,负债累累者有之而赖终日劳动之资,以为一家生活者,所在皆是更安。有余力以负担会费,是应促其进步而反增其苦累,此对于经费问题——[]也。中国戕视工人之积习由来已久,欧风东渐,有劳工神圣之名次,究未尽行破除。而滇垣肄业工艺者,大都愚鲁粗率之人,囿于见闻通晓文义者百不得一,如总商会每届改组各业,推举帮董,求一明白事理、热心公益者,颇难其选,于此而欲其独树一帜,分道扬镳,则适当之人才将于何取之,不得其人则滥竽充数,有会与无会等耳,此对于人才问题实存困乏者也。”[]对此问题,云南总商会认为:“省会为商务繁盛之区,工人荟萃,已所筹款尚如是之艰难,人才又如是之缺少,推之省外各县莫不皆然,与其各自立会,情势隔阂,莫若因仍旧贯免除困难,且现在之总商会、商会原系工商组合,久已团结,一气合同而化,似未可显分界限,徒有虚名,请为核复。复经各会董再三审查,所议确属实情,一致表决应请矣。诸异日社会经济裕如工业人才辈出,再议设立总分工会较为妥协,此时请暂勿庸置议。”[]总、分工会设立与隶属的争议表明,商会的组织结构在工商业结构变动的情况下,已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

(二)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云南商会的组织整顿

1922年2月,督军唐继尧统率驻外滇军,由桂回滇。唐继尧回滇后,撤销滇军总司令部,改组省政府,唐继尧遂任省长,总揽全省军民政。“民国成立以来,屡经事变,督军一职,实为厉阶。1920年6月1日,业经宣布废除督军,暂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收束军队在案。厥后黔、湘、川、粤皆次第实行,近顷废督之声已遍全国。联省自治,尤为废督后建立国家之坦途,现为贯彻废督主张、确立自治基础之计,改组云南省政府,于省长下设内务、财政、军政、外交、教育、实业、交通、司法,八司使军政隶属省长之下,即将靖国军总司令职废除,所有靖国军未完事件由云南省省府继续办理。由法制委员会拟定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已定于八月一日实行。”[]同时任命省政府所属八司司长、华封祝署实业司司长,实业司下辖各实业机关。而这一时期,云南商会组织也属于实业司的督管领域,重要事务和组织方面的变动都要呈请实业司认可与督导。1922年8月1日唐继尧复掌省政后,恢复成立市政公所,划定省会区域,“以城内外不属于五乡者,脱离昆明县范围,而属诸市,其属于五乡者,仍由昆明县管辖,并按诸历史地理关系命名为昆明市”[]。可见,“昆明市”之名虽已存在,但“云南省总商会”之名尚未变更,故此时也未将商会之名变更为“昆明市总商会”。

滇系军阀统治时期,云南地区的商会组织较之清末商会的力量已经有所增强,商人的近代思想意识也日臻成熟,能够在某些方面抵制军阀政权的限制与侵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政府的作用,从而维护了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及应有的权利。经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各地商会的联合诉求与努力,1915年12月,新《商会法》和《商会法施行细则》公布施行,其中第1条即规定“本法所谓商会者,指总商会及商会而言”,第2条还申明“总商会及商会均为法人”。[]依据新《商会法》的规定,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所在地及工商业总汇之各大商埠应设立总商会,而各地方行政长官所在地或所属地工商业繁盛者亦设立商会。[]此外,设立商会或将其改组时,应将该会章程、会董选举情况等事项依法上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在此背景下,云南各地商会也相继改组,但由于军阀政争时期政局的动乱,云南各地区商会的改组进程并不一致。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之际才进行改组的部分地区商会,在改组程序和会董选举等事项上还存在诸多不符法规和不完善的问题。如1922年实业司对镇南等十六属地的商会成绩查核后,当即要求:“迄今各属商会列报者已居多数,而该属商会应行查报之表尚未据报,殊属玩延,合再令催,仰即转行该属商会迅速遵照前颁表式,将民国十年及十一年成绩即日详切填报来司,以凭核办,勿再违延。”[]对此,云南实业司下令要求各地区商会限期内呈报关于该会改组情形和年度成绩表,对各地商会的具体情况予以查核整顿。“商会之设,原为联络商情,振兴商务起见,凡商会职员宜如何认真整顿,依法办理,以符该会本旨,乃考核各属近报商会成绩表及近来状况,其间成绩考者有职员任期已满延不改选,迹近把持者有改选职员并不依法办理、任意争执、互相攻讦者,复有藉筹会费名目未经呈准、任意抽收捐款者,既负国家设立商会之本心,且失地方工商人民之厚望,若不认真整顿,工商业前途其何以资改进,亟应通令设立商会,各地方官迅即一面考查该属商会有无上指各情事,据实查报,以凭核办,并即转行该商会务期认真整顿,以符本省长注重工商业之主意。”[]

根据云南实业司和云南总商会的相关指令,僻处边疆的缅宁等三十三县暨阿墩行政委员也要求查报商会状况:“本署前以商会之设,原为联络商情,振兴商务起见,凡商会职员宜如何认真整顿,依法办理,以符设会本旨,乃考该各属近报商会成绩表及近来状况,其间成绩可观者,固属不乏而亦有徒具商会名称,无事绩可考者,有职员任期已满,延不改选迹近把持者,有改选职员并不依法办理、任意争执、互相攻讦者,复有藉筹会费名目未经呈准、任意抽收捐款者,既负国家设立商会之本心,且失地方工商人民之厚望,若不认真整顿,工商业前途其何资以改进,亟应通令设立商会,各地方官迅即一面考查该处商会有无上指各情事,据实查报,以凭核办,并即转行该商会务期认真整顿,以符本省长注重工商业之主意。迄今遵令查复者已居多数,该属仍延未据报,殊属玩延,现在亟待考核,合行令催,查明呈复,以凭核办。”[]

云南省政府缘何整顿商会?除上述材料谈到要保障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正常秩序的运行外,主要有以下一些在制度运作上存在的实际问题。

一是会董选举不符程序。如富州剥隘商会就在会长、副会长选举上存在问题,“据该县剥隘商会呈报,会长罗典、副会长罗九贤辞职,补选会长、副会长情形,请立案。当经省公署核以所选会长、副会长均系召集会员补选,并不由本届会董互选而出,且何显芳又未在会董之列,不得被选会长,令饬另行依法互选,选定后将会长、副会长及由候补人升补之会董分别造册,报由该知事转呈核办”[]。此外,有个别商会的分事务所在会董选举的数额上不符合法令之规定,如顺宁县右甸商会事务所的职员选举,“商会分事务所办法只能设董事数人,由该商会会董公推住居或营业于该右甸分事务所区域内之会董充任,并公推一人为会长,勿庸委任,亦勿庸另订简章。该分事务所职员竟选至二十人之多,且非由顺宁县商会会董中推出者,况不应为董事而称为会董,均属不合,合将简章及表发还,应饬遵照上指各节办理,另行推定列册转报来司,以凭核办。又该顺宁商会中如无住居右甸之会董,可增加会董数名,专由右甸选出,即以充任事务所董事”[]

二是关于商事公断处的设置问题,主要还是针对商事公断处的办事细则是否合乎法令规定。如漾濞县商会,“该会附设商事公断处,应照公断处章程第六条及第九条之规定选定各职员,造具清册二份,呈转核办。又该会因设立公断处,另拟章程尚有详略失宜,及与商会法不合之处。兹由司饬科就原章代为修改,由该商会遵照另缮二份一并呈司核办,并饬更正,来册为第三届,发还原章清册,指令分别办理。迄今日久,尚未据遵办具报前来,殊属玩延,合行令仰该知事即便遵照前令,分别办理具报来司,以凭核办,勿再违延”[]。对此类问题,实业司令各县知事、督办、县长、委员等拟定商会改选暨附设商事公断处改选各职员册式,并令发所属单位分别遵照办理。“商会职员及附设商事公断处职员,每届改选选定后,应依商会法施行细则及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将各职员姓名、年岁、籍贯、住址、商业行号、就职日期等项列册报由地方官转呈核办,乃查各商会于职员选定后列册呈报之案,其册列各项详明记载者固多,任意增列或漏列者亦属不少,虽迭经指令更正,仍难免凌乱无纪。兹特由本司规定册式,嗣后各属商会关于列报职员清册务须依式造报,以期划一。”[]

对于各地方商会,云南省政府也对各县长、县知事、行政委员、对汛督办发出通令,要求各属商会整顿改良,并按时具报查核。同时,省政府也明确指出目前各地商会存在的十大弊端。“商会之设,原为联络商情,改良工商事业,以期发展起见,商会应办之事,如调处工商业者之争议,设立商品陈列所、工商业学校,维持市面,调查工商业之状况,统计征集工商物品,改良工商事项,皆明定于商会法中,而职员资格与夫任期及其经费至筹集,成绩之报核,其大体亦皆特为规定,凡所以昭慎重,杜把持严考核也。滇省地处边陲,工商业极为幼稚,加以地瘠民贫,设立商会虽不能依法,责以事事必行,然亦须竭尽心力认真办理,始不负商会之职责而有以负政府人民之希望,乃查各属商会认真办理者固多,而就历年所报事项、成绩详加考核,其办理不善亟应认真整顿改良者约有十端。”[]云南地方政府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十大弊端:未呈报商会年度成绩;商会职员改选有意搪塞拖延;商会职员与公断处职员有连续连任一次以上且有年龄未满三十岁而被选的不合法现象;部分职员不负担商会事务所费用;借口设会抽收捐款以筹措商会事业费之举;商会经费之款与预算、决算及其事业之成绩从未报告刊布;商会公断处设立后存在权限不明,致滋纠葛的状况;商会或公断处调处事项时有越权干涉的行为;商会调处事项时,有横加武断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各地商会应针对以上问题加大整顿、改良,各县长、知事、委员、督办应立即遵照严行察查,并进行认真整顿,切实改良,如此整改,才可以推动商会组织的有序发展,促进商业环境的改善。

总而言之,民国前期商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有所增强,以商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制衡国家的能力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扩展,但同样由于各方面原因,仍存在诸多缺陷,在军阀政争的政治变局中,商会不可能真正具有完全制约政府的力量和能力。虽然当时的商界自身仍然缺乏充分的政治经济实力和行之有效的手段,难以让政府接受商界的一些诉求;从另一层面而言,由于政府及其部分官员的经济建设意识进一步增强和社会各界对振兴工商实业活动的进一步高涨,这一时期商会的组织发展和活动开展也较之清末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更为关键的是,此时政府的权威已经衰落,民间社会的力量得以迅速壮大,因此,商会的生存空间也逐渐扩大,并以更加活跃的姿态涌现于云南民族地区的近代舞台。当然,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云南地方商会的组织运行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与约束,或因地方势力的干预,或因商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难以完全按其法定的制度安排进行运转与操作,但也充分体现出商会的“自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其组织整顿的进程也表明了商会与政府之间持续的互动关系。

(三)20世纪20年代末云南商会的存废纠纷与改组

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此后,各省的商民运动蓬勃发展。组织商民协会成为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最重要的举措,国民党认定商会“处于不革命、反革命之地位”,这样的组织不可能领导商民参加革命。因此,必须成立新的商人团体,即商民协会。[]在商民协会成立后,各地的商会依然存在,诸多地方由此出现了商民协会与商会并存的新局面。这两个商人团体由于立足点大相径庭,在彼此的纷争中常常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云南地区由于“革命”条件尚未成熟,国民党党部组织在云南地方政治统合中的势力还较为薄弱,[]因而商民运动的发展不如武汉、长沙、上海、广州等地激烈,[]但由于中、小商人的崛起,商民协会成立后在商界形成了新、旧派之间围绕商会存废之论争与纠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各省人民群众受到进步思想的启发,纷纷发起组织代表工、农、商人民利益的团体,商民协会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组织成立。1927年前后,随着北伐革命战争的发展和胜利,许多省的市、县纷纷建立了新的各界人民团体组织,如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举行有关本身的革命活动。在这种形势下,昆明的新兴民族资本家庾恩锡[]、董万川[]二人是当时具有革新思想的新派人物,在革命势力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他们认为,总商会衙门积习太重,落后腐败,想趁此机会建立新的省商民协会以取代旧的省总商会。他们联络一些民族资本家和青年商人,如严燮成、卢鸣章、马小春、王汉声等,依据《商民协会法》共同发起组织成立了云南省商民协会,“云南全省商民协会筹备处为本省各业商人中坚分子所发起,已于上月五日宣告成立,因该会宗旨正大适合现代潮流,部分阶级,化腐为新,深得各方之同情,又得各筹备员毅力热心积极进行,凡事公开,朝气勃勃,故成立虽只一月,而进行事务非常敏捷”[]

云南省商民协会以庾、董二人为主组成主席团,开展组织行业分会、出版日报等工作。庾、董二人虽不如老派势盛,但他们在工商界中的作为,使他们在新派人物中赢得了声望,因而对这次发起组织商民协会很是积极。云南省商民协会成立以后,随即正式呈报中央政府、党部、本省政府、全国商民协会筹备处等上级直属机关,并用快邮代电通知各省政府、党部、各法团、各机关、各学校、各报馆,以期省内外均知。“吾滇有此重大之组织,并望互相联络,给予一切之指导及援助,俾有扩大之希望。”[]此后,选定各部委员主任,由于成立之初事务较繁,于筹备处内分为组织、文书、总务、宣传、财务、交际六部,从各筹备员中选出委员48人,并由各部自行推选主任委员一人,各部一切职务选出之后,各主任委员暨各委员即全体就职。选出各君,均系商界优秀分子,人才济济。组织机构设置完备后推选常务委员,以便负责执行一切会务,大会选出庾恩锡(晋候)、王用中(建一)、尹章(晦之)、王华新(汉声)、严錞(燮成)、董万川(澄农)六君为该处常务委员,六君为本省商界的中坚分子。[]

省商民协会成立后,首先着手对原来属于总商会领导的各业行帮进行拉拢、团结,使之改组成为商民协会的基层组织。按照商民协会法,基层组织称为分会,每一分会除了本业的资方外,还应包括劳方在内,这是与原来行帮组织的显著不同之处。在商民协会的拉拢、团结下,逐渐有部分行帮从总商会分化出来,改组成为商民协会的分会。但行帮中保守派较多,加之这时的总商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也加强了对所属行帮的团结工作,因而各行业多倾向于总商会而不肯贸然参加到商民协会这一边来。商民协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只拥有茶业、盐业、纱业、布业、帽业、绸缎、山货、火腿、旅栈、皮革、丝棉等二十余个分会,但因包括劳方在内,所以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实力的。接着就依法由各分会推出代表,召开成立“昆明市商民协会”的大会,选出庾恩锡、董万川、严燮成、卢鸣章、马小春、王汉声、邓和凤、张世勋、黄梦九、陈子量等35人为执行委员,推定庾恩锡、卢鸣章、马小春三人组成主席团以领导会务,并选出纪律裁判委员15人负监督之责。此后即不以省商民协会的名义出面,而是以新选出的“昆明市商民协会”开展工作,一方面积极团结工商界,以壮大市商民协会的队伍和力量;另一方面创办《新商日报》,加强宣传工作,这份日报办得生动活泼,受到工商界的欢迎,每日销量达500份左右,是当时昆明日报中数量较多的一份。1927年年初才开始由昆明市商民协会和云南省商民协会分别办理一些省、市工商业务。昆明市商民协会的会员由分会推选代表(包括劳资双方)作为昆明市商民协会代表。市商民协会的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闭幕后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执行业务。昆明市商民协会的一系列工作,显示了它的生机勃勃,使人感到两个商会同时存在,一个是安于守旧,一个是趋向进步。昆明市商民协会于昆明市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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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的改组与整顿
    1. (一)护国战争后云南商会的变动
    2. (二)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云南商会的组织整顿
    3. (三)20世纪20年代末云南商会的存废纠纷与改组
  • 二 云南商会的组织运行和区域商会网络的建构
    1. (一)“乱”中有“序”:云南商会的组织运行
    2. (二)云南总商会领导群体的选举与构成特征
    3. (三)“四道”链接:区域商会网络的建构
  • 三 云南商会与区域商业秩序的运行
    1. (一)抵制日货,以维国权和商利
    2. (二)抗议滇越铁路加价之举
    3. (三)商会与区域市场环境的整治
    4. (四)要求取消拉夫派差和蒙剥路捐向政府之呼吁
  • 四 军阀政争中商会的权衡应变与利益合作
    1. (一)权衡应变:卷入或参与军阀内部派系斗争
    2. (二)“利益”合作:“云土”贸易中的各取所需
    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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