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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云南”建设时期云南商会的治理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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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善庆 白族,云南大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大理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西南边疆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和省、厅、州级项目多项,在《暨南学报》《湖北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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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云南”建设时期云南商会的治理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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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云南”建设时期云南商会的治理与调适

1929年年底,历时三年的滇军内部征战和滇黔两省间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龙云最终取得了对云南的统治权。龙云在逐渐稳固自己的统治以后,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建设的新云南”的总体设想[]。“新云南”建设的进程从整体上又以抗战爆发为时间节点而分为两个阶段,尤其是在1931年至1934年,龙云对云南的治理取得了诸多成就,他是迥异于旧式滇系军阀的西南地方实力派,使云南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体系,因此,龙云也被称为“云南王”。在“新云南”建设时期,云南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贸易趋向繁荣,以商会为主导的商人团体在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中呈现出新的态势。这一时期,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商会的双重博弈中,云南商会形成了常态化发展的格局;在各方的权力制衡中,商人团体通过国家、社会和自身组织的“三维”治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运行秩序中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一 云南商会的发展格局与治理体系

1929年年底,龙云正式主滇后,遂提出建设“新云南”的治理方略,云南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社会经济环境相对安定。1930年2月,依照新颁布的商会法,撤销商民协会。1931年3月,昆明市商会正式成立。各地商会也依照新的《商会法》及其实施细则相继改组和改选,组织架构也趋于完善。在此期间,云南商会呈现出“常态化”的发展趋势,而昆明市商会也作为“以市代省”的一种新样态,引领着云南地区商人组织有序运行。在历时余年的改组整顿之下,云南商会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组织治理体系,其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趋于完善。

(一)云南商会的常态发展格局

1929年8月,龙云正式确立其统治权以后,在《云南省政府委员会改组就职宣言》中阐述了施政方针,“今后谨当……服从国民政府,拥卫党国,始终勿渝。对于同隶党治之邻省,则当本初旨,益力敦睦。对于地方庶政,则当基于革命要求,努力训政建设。绥靖匪患于以确保安宁,建筑公路于以开发交通,筹办自治于以训练民权,普及教育于以睿启民智”[]。在“新云南”主政方针的指引下,云南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从1928年开始,龙云利用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原战乱,自成一体的优势,从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治理举措,努力建设“新云南”,并对东南亚、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实效,使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一个引人瞩目的省份,龙云也由此被称为“云南王”。[]而以龙云为核心的彝族统治集团掌握后,云南甚至西南地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这个以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上层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民国时期西南地区地方政权中一个坚强的政治实体,边疆云南的政局也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这与邻近的川、康、黔三省政治局面是有明显差别的,是民国时期地方政治生态中较为少见的现象。[]另一方面,龙云统治云南后,全国的形势也已经发生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全国基本实现了统一。各地军阀已经无力问鼎中央政权,他们也采用自己的方式和主政理念,专心于各自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在上述背景之下,民国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十分微妙,龙云主滇后至1937年以前,中央对云南政治、经济等方面管控势力的介入基本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形式上也依然与之保持着必要的政务往来,这显然是龙云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条件之一。这一时期,云南的商会组织依据新颁布的《商会法》及其实施细则,奉上级党政机关的指令,陆续进行了改组事宜。但由于云南地方政权的独立性所在,加之国民党的统治力在边疆民族地区也较为薄弱,云南商会在这一阶段的变动并不十分明显,多数商会只作了形式上的改变,部分商会也未完全符合相关的改组法令,商会规模与20世纪20年代和抗战爆发后这两个时间段相比而言,新设立的商会并不多见,且呈现“马鞍形”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政权的稳定性,商会组织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善。总体而言,“新云南”建设时期,云南商会的发展显现出一种“常态”格局。

“新云南”建设时期,云南的商业发展态势总体上依附于省际长途贩运和对外贸易,省内贸易除延伸国际贸易和省际贸易外,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盐、大米、纺织品、染料、日用器具等商品在各地流转,构成了省内贸易的主流。昆明的商业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他县市的商业贸易状况有兴有衰。在一些交通方便的地区,集镇有所发展,昭通、曲靖、玉溪、保山、下关、腾冲分别成为区域性交易中心。同时,思茅作为滇南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受到影响,因而思茅的商业渐趋衰落。[]当然,这一时期云南商业中的传统因素有消有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业帮会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它们逐渐开展跨帮别联合,实行同行业协作,维护行业利益。福春恒的衰落、庆正裕的诞生,以及永茂和、茂恒、永昌祥、庆正裕合组“滇缅生丝公司”的尝试,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要求。[]而随着各地方商会的改组改选,商界自身的组织开始突破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及商帮、商号的组织形式,更多地以行业为纽带,纳入了同业公会之中,商界自身的传统因素有所减弱。可见,这一时期云南的商人组织由传统向现代的趋势不断加强,在“常态”格局中得以实现有序发展。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颁行修正商会法,工业、商业输出业公会法到滇后,当即由建设厅拟订督导办法,分令各市县政府转行,商会依法调查,各业会员分别拟定各重要工商业同业公会后,先将各业公会组成推派代表改组市县商会,经指定昆明市为输出业公会区域,依法组织输出业同业公会,统限一年内一律改组完成。由于云南省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工商事业发展缓慢。1929年以后,“督促推进,尤属不遗余力,如筹设各县工会、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举办工厂登记、公司商店登记,倡设民生工厂等事,均分令各市县政府饬速分别办理,因各县人才、经济多感缺乏,于饬令举办之事每多延搁不办或奉行不力。二十二年厘订县政建设三年实施方案,复将依法组织工会、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筹办民生工厂,督促各公司、商店、工厂依法呈请登记,推行公用度量衡,提倡国货等五事,规定于各县区共通事项之内,限令按年继续办理,并于呈报工作季报,表内切实填列,由主管之建设厅随时考核,其延未举办,或词语空洞者,均各严予申诉,督令赶速办理具报查核”[]。鉴于此,1929年,云南省政府饬令各市县依照部颁新订工商法组设工会、商会及各业同业公会后,首由昆明市依法改组商会,并组织各业同业公会,渐及于附近省城及商业较盛各县。

已改组上报登记的商会有:晋宁县商会1929年成立,为会长会董制,1930年改用委员兼会董制,组织登记;蒙自县商会1929年改行委员制,1931年3月改组登记;曲靖县商会1931年前为会长制,改组登记;牟定县商会于1930年改组为委员制,又改组登记;泸西县商会于1930年改为委员制;宣威县商会1929年改组为委员制,后改组登记;武定县商会1929年组织商民协会,1930年改组登记;富民县商会于1931年改为委员制;个旧县商会于1930年改组;弥渡县商会于1930年改组登记;凤仪县下关商会1929年正式成立,行委员制总登记;鲁甸县商会于1931年改组;宜良县商会1931年成立为委员制,改组登记;楚雄县商会于1931年改为委员制;蒙化县商会1930年改组为委员制;大理县商会1930年改组行委员制;玉溪县商会1931年改组为委员制;开远县商会1929年改组为商民协会,1930年成立县商会行委员制;思茅县商会1931年改组;文山县商会1928年改为委员制,1930年改组。[]从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可以看出,这些商会多分布于交通主干线沿线或商业繁盛之地。

已改组但未上报登记的各县商会有:华宁县商会1933年改组为干事制;路南县商会1930年复组为委员制;丽江县商会1930年改为委员制;剑川县商会1930年改组为委员制;兰坪县喇井商会1929年成立并实行委员制;新平县商会1930年会长改称主席;盐丰县商会1930年改组;西畴县商会1929年改为委员制;佛海县商会1930年改组委员制;永北县商会1930年改为委员制;镇雄县商会1930年改为委员制;巧家县商会1931年改组;峨山县商会1931年改组;宁洱县商会1931年委员制已改组,外有磨黑商会;元江县商会于1929年改为委员制。[]从分布上看,这些商会多属少数民族聚居、交通和信息不发达、商业落后之地。

表3-1 1936年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

表3-1 1936年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续表1

表3-1 1936年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续表2

表3-1 1936年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续表3

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运用“党规”与“国法”,对民众团体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重建。商会和同业公会也按照新的《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进行改组,取得政治及法律合法性,其组织形态也有所变化。较为明显的表现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之下,云南各县市的商会组织经过历时余年的改组整顿,商会内部的制度规章与组织设置趋于规范化,商会与同业公会的组织关系得到加强。[]

僻处滇西的下关商会在1930年前设正副会长各一人,董事四人,分别由喜洲、鹤庆、四川等四大商帮各出一人,下设文书、会计各一人。此后,设正副主席各一人,常务委员四至七人。[]大理县商会在1929年前采用董事制,商会负责人称“商董”或“会长”,1930年后采用委员制,商会负责人称“主席”。[]下关、大理商会成员每届任期一般为三年,也有因特殊情况任期短至二年、一年或半年的,也可以连选连任。1930年前,商会正、副会长通过“辩场”方式产生(即各帮或各行业商人共同磋定后推选)。此后,其由投票选举产生。而常务委员则由各帮(或行业)提名,每帮(或行业)必有一人,在全体会员大会上通过,不进行投票。无论“辩场”或投票,商会会长(或主席)都是各帮各行业分期轮流担任,且无薪给,为义务职。商会常务委员会下设常务机构,设有调解委员会(即“商事公断处”)、税务委员会、评价委员会、经费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各委员会有专职人员料理该委员会范围内的日常事务,文书负责上下往来文件。各个商业行业组织同业公会,作为商会的基层组织。同业公会会内设主席一人及常务委员、委员若干人,人数依会员代表人数多寡而定,并推选代表加入商会为会员。同业公会的经费,大多由同业会员商店负担,分为入会费及月捐两项,均由会员分定等级来承担,每月按规定数目解缴商会月费。同业公会在缴纳税捐、对外联络、评议货价等集体行动方面负有责任。[]

1931年,滇西北地区的鹤庆商会依据新的商会法令进行改组,解友三被选为第五届商会会长。鹤庆商会内部下设调解、评价、税务、财务、外事五个专门委员会,各司其职、协同工作;文书负责处理上下往来文件。商会会长每届任期一般为三年,可连选连任。正、副会长的产生,首先由各行业领头人共同磋商推选出候选人,行话称之为“辩场”,后由全商会成员投票选举而出。常委则由各行业各自选举业内能人,提交会长认可即行。商会领导人名曰选举产生,实际均为商帮中有钱有势的老板或其代理人担任,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1936年,商会改选华绍三为第六届商会会长,内设常务理事五人,监事、调解若干人,下设15个同业公会,即国药业、匹条业、屠宰业、百货业、纸业、烟业、土杂业、皮革业、五金业、盐糖业、酒醋业、织布业、缝纫业、食品业、木器业。各同业公会产生该行业正、副主任。[]

1930年,僻处滇南边境的河口商会再度改组,重订新的商会组织规程。规程分总章、会员、职员、权限、会议五章共23条,按新会章选出主席梁仲文,常务委员廖建南、罗朗秋、蔡瑞奄、黄义廷和执行委员4人(白成文、招汉宗等),监察委员3人,候补委员3人。商会会员代表80名(即各商号代表),其中杂货业27家、布匹12家、洋纱(棉纱)6家、药店6家、旅店8家、山货7家,其余系照相、酒楼、典当、首饰、米庄、鞋店等行业。[]同年,在政府的积极督导下,僻处滇东北的昭通县商会也如期改组,“复奉中央通令改组,另拟会章,报经县党部指导委员会核许,仍沿旧号。内分商事、财务、统计、审查、公断等五股,选定邵韵笙为主席,主持会务。统属匹头、纱布、山货、盐业、生皮、粮食等公会,所有各股职员即由各公会商人推选,各负专职,推进商务,秩序井然”[]。滇东北的镇远县商会也遵照相关指令积极改组,“敝会因时局不靖,停滞日久,此次案奉县政府转省政府颁发国民政府通行商会法及各种条例,并促从速组织成立,以维商权。因遵即依法组织投票选定执监各员,呈请县政府榜示,谨遵于二月一日正式就职成立”[]

(二)新态之呈现:昆明市商会的组织完型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商会法》,规定总商会和商民协会应予撤销并依法组织新的法人团体,但昆明市商民协会不同意撤销,云南总商会和昆明市商民协会发生了纠纷。此次改组纠纷历时数月,最后省政府主席龙云出面,令建设厅出面调解,召集三方代表开会,决定组织昆明市商会筹备委员会。1930年3月,昆明市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昆明市商民协会与云南总商会的纠纷也得以解决。1931年3月21日,昆明市商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从此昆明市商会进入了一个较有作为的历史时期。在龙云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市商会组织架构得以完善,在商业发展中得以有效运行。

昆明市商会于1931年3月21日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昆明市商会的筹组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的改组整顿步伐是相互因应的,“在1931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布了新的商会组织法,并规定市区只能有市商会的设立,总商会不应存留。昆明市党部召集总商会和商民协会负责人开会商议,劝令双方言归于好,并遵照法令和衷共济的合并起来,组成昆明市商会筹备处,依法进行基层组织,改组各行帮及各业为同业公会,再正式组成昆明市商会。当经双方同意,即由两会及行业中推举筹备员各数人,组设昆明市商会筹备处。约经半年余方将各行帮划分合并,一一改组成为以业务种类作为区分的几十个同业公会,并由各同业公会和几个非公会会员(公司厂家)推选代表出席定期召集的代表大会,正式组成了昆明市商会第一届代表大会”[]

昆明市商会成立后,依法指导旧有未曾照新法改组的各业组织商业同业公会,同时将原来加入组织的各业照新法组成公会,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组成昆明市商业同业公会70余个,之前的组织名称,类皆冠以地名,今则以货品性质为准。[]昆明市商会的会员分为两种:公会会员和非公会会员(商店会员)。凡有组织的公会,都可按商会法规定派代表出席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称为公会会员代表,如果同业不满七户,不够组织同业公会条件的,可以非公会会员名义参加商会。作为非公会会员,也可以选派代表出席会员代表大会,称为非公会会员代表(商店会员代表)。商会的会员是“法人”,不是“自然人”。代表人数系按公会会员及其使用人数的多寡及负担商会经费的多寡比例分配。每会员15人得派代表一人,15人以下的公会也可以派代表一人。每增加15人得多派代表一人,但至多不超过15人。[]市商会会员代表大会主要有以下职权:决定本会一切重要事项;修改或变更章程;会员及会员代表之除名;审核本会之预算决算;议决职员之退职。[]

昆明市商会第一、二届实行委员制,执行委员21人,监察委员7人,并由执行委员中选出5人为常务委员,又由执行委员就常务委员中选出一人为主席。执行委员会设置总务科、财务科、商事科、宣传科、调查科,各科承常务委员之议决分掌各项职务。监察委员会之主席于开会时由监察委员临时互推之,主要的职权有:监察本会执行委员执行会员代表大会之议决案;监察本会执行委员有无违背会章情事;监察本会会员之言论、行动有无抵触本会宗旨事项;稽察本会之财务出入。[]昆明市商会第一届主席为张厚安[],卢鸣章继任,常务委员为张绍曾、张厚安、卢鸣章、黄梦九、陈子量。张厚安辞职后由王汉声递补,张绍曾辞职后由马筱春递补,黄梦九辞职后由何劲修递补。执行委员有严燮成、潘璞轩、孙耀东、张万忠、廖资始、沈圣安、王源谱、张善辉、张寄凡、陈鹏九等,监察委员有陈德斋、李应详、赵幼廷、张茂林、李毅衡、张静安等。第一届委员因经办救国捐及办理鸦片烟倒号债权债务清理工作,经市政府批准延长任期至1936年。1936年下半年才改选第一届委员,主席为周守正[],常务委员有陈德斋、周守正、赵海安、李梦白等五人,执行委员有李沛阶、朱幼安、张宜轩、童荫农,监察委员有王汉声、马筱春、孙耀东、何劲修、卢鸣章等。周守正在任期内因病去世后由陈德斋代理主席。[]

1937年4月5日,昆明市指委会召开第二次党政联席会议,商讨昆明市商会第二届改选事宜。昆明市党部指出:“昆明市为全省首善之区,市商会对于全市之商业盛衰与否,关系异常重要,并且现在既没有省商会之设立,而市商会所有之使命更为重大,若市商会组织不健全,不惟影响本市商业之繁荣,并且对于本省商业前途不无相当关系,此次希望各位本着法治精神,使市商会各位委员能够依法产生,务使此次所选出之委员,确能代表一般商民之利益,俾将来市商会之组织,一届比一届健全,而本市商业之改进也一天比一天的进步。”[]由此表明,此时昆明市商会作为全省商会的核心,已经扮演“代省商会”的角色。随后,市指委会对改选事宜进行讨论议决:“一、市商会呈报审查第二届商店各公会代表名册由市党部审核公布,并令饬该会知照。二、商会法之规定,商会职员任期满四年者不得连任,但上届执委当选下届监委,抑或监委当选为执委者,其当选者是否有效,法无明文规定,议决后呈请上级解释。三、商会法之规定,商会职员任期满四年者,不得连选连任,但上届商会委员被选为下届同业公会代表参加选举,是否有选举权案,议决后并案呈请上级解释。四、由昆明市党部核定市商会改选日期和选举规则。”[]可知,此时市党部对商人团体的督导已经处于主导地位,党政关系的介入已表明此时商会组织已被国民党政府所管控。

1937年5月19日,昆明市政府、昆明市党部在市党部会议室召开第四次联席会议。由于市商会在党政联席会议领导之下,所以第二届改选非常顺利,据统计,此时昆明市人民团体一共有170余个之多,半年增加40余个,而商人团体占了90多个。此次会议认为:“假若商会组织不健全,甚影响同业公会会务非常之大,所以本市党政双方为了健全商人团体组织及发展本市商业前途起见,对于市商会的改选问题,不得不加以严密的注意,因此在上月二十二日的改选,此次选出的第三届执监委员,不但一般商人认为满意,即党政双方亦表示十分同情,能有这样圆满的结果都是各业热心指导所致,将来本市各商人团体能够组织健全,则市商会应为领导枢纽,健全市商会即为健全本市各商人团体,党政联席会议不惟指导权力集中,并且减少很多书面手续,这是大家共同的见解,今后要更进一步,作本市改革社会、推进事业的一个发动机关。”[]

昆明市商会成立以后,其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也不断得以完善。全体会员代表大会是商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最多不超过21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执行业务,选出监察委员(为执委的三分之一)监督执行委员会执行业务。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均由会员代表采用无记名连选法在会员代表中选出,任期四年,两年改选半数。第一次改选留任委员比解除委员多留一人,不得连选连任。[]昆明市商会从第一届到第五届都是在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财务、商事、调查、宣传五科和商事公断处。各科都有比较完备的办事细则。总务科办理典守、印信、保管卷宗、掌理文书、统计庶务、召集开会及不属于各科事项;财务科办理造具预算、决算并掌理一切出纳事项;商事科办理筹办工商业之改良、发展国际贸易之指导介绍及一切登记组织事项;宣传科办理掌理编拟出版一切宣传事项;调查科办理一切调查事项。[]商事科是商会组织的核心,其他科密切配合商事科进行各项工作。只有在第一届时设有公断科,后因行政院指示商事公断处章程仍然有效,即改设公断处。[]除上列各科外,设商事公断处掌理关于工商业之调处及公断事项,仍依照1927年国民政府令准暂行援用之商事公断处章程细则组织。[]公断科副主任张茂林认为,请遵照司法院统一法规委员会解释商事公断处章程,改组本会公断科为公断处,并据商事科签复,改科为处于法尚无不合,应准援用。会议经议决后指出:“公断科即改为商事公断处,遵照原颁章程条例及施行细则办理,仍推举该科正主任张福坤为处长。除呈报党部及主管官署外,已代表会提出追认所改组呈报一切事物,并指派商事科陈主任会同办理。”[]张福坤任主席时,以旧商会移交公断案件悬而未决者达百余件,且商事纠纷申请来会者日凡数起,陈德斋担任公断委员会主委并以张茂林副之,公断委员会的组织,除正、副主委及委员外,可向各业延聘评议员若干人。“新案方面随到随办,都无积压。其中有一件烟土纠纷案,两造各有厅长,旅长及老太爷(指龙云)的关系,甲请甫到会,即有某厅长某旅长或亲身或电话前来访问,旨在藉势解决,但经过调查,仍秉公办理。”[]由以上所论可见,昆明市商会在这一阶段已形成“五科一处”的组织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与民国初年相比,这一时期商会的商事公断职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虽有政府威权的干预与控制,但此后各地商会仍一如既往地承担和处理了大量的商事纠纷案件,有力地促进和规范了工商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云南的商业发展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经营鸦片生意的大批商号纷纷倒闭,因此,在这一时期商会受理的案件中关于倒闭商号的债务债权清理案件占多数,案情也较大,情况较为复杂。从1932年开始,昆明市商会联合多方力量着手清理大批鸦片商号的倒闭案,因为这些案件牵涉面广,商会还与市政府等机关及法院联合组成“临时债权债务委员会”来处理,历时四年的清理调处,致使昆明市商会应在1935年就须改选第二届的时间推迟,待清理工作完毕移交后,1937年4月才进行第二届的改选事宜。

商会的经费由各业会员负担。之前大部分经费是从抽收鸦片烟驮捐而来,一直到第一届市商会特货统运处成立都抽收过鸦片烟驮捐。在市商会时期,按照各业所收会员的会费提出一部分作为商会的会费。商会的经费,不论在任何时期都是入不敷出,收入不能按照预算实现,而支出又往往超出预算,各业拖欠会费很多。第一届商会接管后,结余存款仅有滇币300余元,而欠应发职工薪金则达2000余元。不足之数系由五个常委各借出滇币2000元,垫付职工薪资及支付其他费用,此项借款后来因无法偿还而作为捐款收入。在第一届市商会时期,开始每月支出预算为滇币3200余元,结果实际收入仅为1500元左右。各业所欠会费,七年中积欠至滇币两万余元,几乎完全依靠鸦片烟驮捐来弥补,不足之数还请求财政厅以积欠代售印花票数千元和代富滇新银行调解汇款纠纷的收入来弥补。第二届以后的会费收入比较容易,积欠较少,在取消了职工的伙食以后,费用开支同时减少,收支逐渐达到平衡。商会法规定,商会的经常费用分两种:一种是事务费,是照上述办法收集,另一种是事业费,系临时由委员代表大会决定临时募集。市商会从来没有募集过事业费。此外,还规定必要时经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募集临时费。这项临时费也很少募集。商会的事业费收入仅有耀龙电灯公司的股息,每年不过滇币二三百元。[]以后市商会又按月拨款400元补助出刊《云南新商报》,多刊商事消息及市情,经六七年,至1938年停刊。[]

工商同业公会作为商会的基层组织,在经历中央政府对商人团体组织法规与政策的转变之下,其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昆明地区同业公会的治理结构总体上也代表了云南地区工商同业公会的发展情况。1931年,昆明市商会成立后,下属共有同业公会80个,行号会员户数共4550户,[]并由各个同业公会推举代表加入商会。同时,昆明市商会制定了《同业公会业规准则》,依法将原各业行帮改组为65个同业公会。1936年,昆明市商户计有2021户,从业人员4331人,资本额为115.69万元(新币)[]。当然,部分商会组织尚未健全的地方,其同业公会也是较为散乱的,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已,如商业较为发达的滇西下关地区,其同业公会的组织运行机制较为完善,在地方社会经济运行和市场交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云南商会的组织治理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再次对商会组织展开大规模改组。此次改组,“商会与政府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对抗,最后虽以双方互相妥协的方式结束,但商会在实质上已沦为官方的御用组织,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这次改组也被视之为中国近代商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这次改组由于“党治”因素的渗入,政治力量也介入到商会的组织治理体系之中。云南地区由于政治生态的特殊性所在,加之地方政权相对独立,而在“新云南”建设的进程中,滇政一度游离于中央政权的强势控制之外,也诚如前节“1936年云南各地商会一览表”所示,各地商会的改组进程参差不齐,因此,在依据新商会法改组的同时,商会组织治理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以适应于地方政府的施政体系与治理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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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云南商会的发展格局与治理体系
    1. (一)云南商会的常态发展格局
    2. (二)新态之呈现:昆明市商会的组织完型
    3. (三)云南商会的组织治理体系
  • 二 云南商会的经济事务参与
    1. (一)商会对金融财税政策的调适
      1. 1.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
      2. 2.税政调适与参与税收开征
    2. (二)商会对民族商利的维护
      1. 1.抗议火车运费加价,组织马帮运输
      2. 2.抗议英缅征收银税,多方呼吁应对
  • 三 云南商会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参与
    1. (一)商会设立改组与边疆政区建制的特殊关联
    2. (二)商会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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