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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战时期云南商会的组织嬗变与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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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善庆 白族,云南大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大理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西南边疆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和省、厅、州级项目多项,在《暨南学报》《湖北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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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战时期云南商会的组织嬗变与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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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战时期云南商会的组织嬗变与因应

时局的变动,是影响商业发展和商人组织演变的基本环境因素。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经济剧烈震荡,市场秩序面临失序危险,社会经济环境亟须整顿。国民党政府通过推行战时经济统制体制,加强对商会的督导与管控。全面抗战爆发后,云南作为西南大后方之一,由于内迁和滇缅战局的转变,云南商业呈现繁荣的景象,商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也不断增长,组织规范性也不断得到加强。在战局不断转变的形势下,云南地方党部和政府对商会的督导改组和组织规范也尤为重视,昆明、下关等主要地区的商会组织有显著变动,省级商联会也得以筹组。商会组织与时俱进地采取了新的应对举措,从而能够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组织制度,使商会的职能更好地服务于战时需要。同时,商会也被纳入云南地方政府的施政体制之中,有效地配合了战时国民党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一 抗战时期云南商业的凸兴和商人组织的演进

全面抗战时期,僻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成为大后方之一,由于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和内迁带来的剧烈变化,云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有了快速的发展,商人组织也因此急剧增长。而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商会战时政策的变动、大后方战局的转变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战时昆明、下关等主要市、县的商会组织有显著的变动,其组织演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特殊性。

(一)战时云南商业的凸兴与商人组织的激增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大片国土的沦陷,云南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抗战大后方之一,中东部沦陷地区的工商企业、政府机构和高等学校相继内迁到滇。对此,苏联《真理报》也著论赞许:“在战争以前,云南省本来是个偏僻省份,它坐落在中国的内部,……省内的经济情况,在工业生产方面,所可提到的是矿产——主要的是锡,每年出产可以值两千万元,论中日战争的一开始,该省在进出口的工作方面确有了重大意义,譬如,锡运出去,换了枪炮回来,因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特别注意了,全国民族资源委员会、银行和建设委员会都搬到该省的省城昆明去了。各种大学和政府的机关都开始论事采访这广大的边境区的各部分的工作了,短时期内已断定,省内皆富于煤铁蕴藏,这样就有在这里建设可以供给战争用的巨大钢铁工业的可能,许多矿产成分中现的硫化铜砂、银、铅及其他砂产到处可运到,这一切的开发都可促进重工业发展的推动。上海陷落后,有许多中外的银行家和实业家都注意到云南,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更加强了,因为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这一点,云南省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随着战局的加剧,大量人口、工厂、企业、商业、学校被迫从沿海各省先后迁到云南的昆明及其地方各州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数十万军队和2万多美国盟军进入云南。城市人口剧增,扩大了经济经营范围,工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云南的商业贸易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甚至一度出现了“盛极一时”的景象。尤其到抗日战争中、后期,昆明作为战略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日益显露。抗战时期,云南地区的社会资本结构形成了中央官僚资本、云南地方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三股经济力量并存和竞争的局面。其主要特点是:企业规模虽小,但行业俱全,多数是工商结合,既搞生产,又搞运销;不少企业内外贸易结合,进口业务的资金比重很大;金融市场活跃,既有银行资本投资工商业,也有商业资本渗入银行,仅昆明就有公私银行49家,南屏街一带银行大楼林立,出现暂时繁荣。1944年,全省(缺腾冲、龙陵两县)有商户289288户,占全省总户数的4.4%。[]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作为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驼峰航线、川滇公路等重要通道终、起点的昆明,扮演着枢纽、中转、交汇等角色,军需物资和进出口商品都集中于省会昆明和下关等地,云南的商业贸易顿时兴旺起来。特别是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后,进口物资涌进,进一步扩大了商品流通,全省主要城镇,尤其是滇西地区的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行业与商号逐渐增多,市场繁荣。1938年广州沦陷后,滇越铁路承担了相当一部分以重庆为中心的整个非沦陷区的对外贸易重任。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滇越线中止国际贸易。这时,于1938年修通的滇缅公路便成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要道。其时,滇缅公路沿线的商业相当繁盛。这一时期,云南的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昆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云南的外贸从1919年开始连续17年的入超到1936年一跃而为出超,而且出超数额逐年增大,到1939年仅蒙自关就出超法币1290余万元。[]1941年,云南外贸出口额达5869.8万美元,进口额达2922.1万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但日寇“南进”,1940年登陆海防,先后占领了越南、缅甸,又攻占云南腾冲、龙陵和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先后截断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使云南的国际通道只剩由丽江、德钦到西藏拉萨转印度噶伦堡的一条通道。此后,云南外贸大幅度下降,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仅出口1585万美元,进口2281.5万美元。

全面抗战爆发后,昆明货品“向遍及滇黔川三省,遍及滇黔川康四省……又遍及三迤,及滇池沿岸各县,滇池沿岸各县之销量,由本市直接运去,可达本市之各个区域,迤东各县,由曲靖、威远、昭通转去,迤西各县,由大理、腾越转去,迤南各县由蒙自、个旧转去”[]。1936年,昆明有商号3730户,全面抗战爆发后,商业迅速发展,除原有的行业外,增加了新的行业。据1939年12月昆明市商会统计,昆明有商业行业99个,有批发商50余户。[]抗战时期的种种际遇,使昆明商业发展出现难得的时机,商业贸易大幅增长。到1945年8月,据相关统计,政府登记在案的商号增加到约10000家,而没有登记的商号更是多达20000余家,这个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尤为可观。究其原因,即昆明在全国商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枢纽。从昆明内部来看,一方面是大量的人口在短时间内涌入昆明,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都大幅度增长,刺激了本市商业贸易的繁荣;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进入昆明,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在滇西地区的滇缅公路沿线,下关在滇缅公路通车后,也随之成为滇西物资转运枢纽和集散中心。本地和外地商人纷纷到下关经商,一时商贾云集,人口骤增,市场繁荣,商帮迅速发展。鹤庆帮在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大商号有40—50家。其中大多数在抗战前只有几千、几万半开资本,到1945年发展到几十万、百万、几百万资本。以永昌祥、锡庆祥为代表的喜洲帮进一步发展为“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的格局。下关除各帮大商号以外,还有1500余家中小商店,经营50多种小行业。[]此外,抗战时期内地商人到边疆经商的逐渐增多,促进了边疆地区商业的发展。例如元阳,抗战时期进入该地区的汉族商人增多,形成了一些较大的市场,市场上出现百货、火柴、煤油、手表等商品。[]沿着各大交通线,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区域商业网络。

此外,在1944年史迪威公路修通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印公路的一段,从这条路可以直接通到印度阿萨姆。1940年之后,这是西南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又因为日本占领缅甸而中断。此时,陆上还有一条商贸孔道,就是经过丽江、中甸、德钦到拉萨,再到印度。但是,这条路崎岖又艰险,只能依靠马帮运输,从丽江到拉萨就要3个月。因为其他道路的断绝,这条唯一的通道就显得非常重要,日军全面封锁了各条通道,此时内地物资奇缺,所以,尽管道路艰险又漫长,它依然是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一时间,省内各大票号商号都组织马帮,涌上了这条运输道,比如大商号茂恒、永昌祥、恒盛公、洪盛祥、永茂和等。还有丽江传统经营滇藏贸易的商号,以及山东、北京都有10余家商号经营这条线路,还有丽江和西康、西藏的头人、资本家,以及拉萨、昌都的上层官商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很多商号都在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设立分号,经营滇印贸易。一时间,丽江通往拉萨的崎岖山路上的马帮,由原来几千匹骡马增加到一万多匹,甚至动用了西藏的牦牛加入驮运的队伍。通过这条孔道,运输黄丝、药材、瓷器、土特产、猪鬃、羊毛等货物出口到印度,又有一部分辗转输入英美,换回棉纱、布匹、呢绒、染料、药品、手表等物资。这条路运量有限,而且路程很长,所以贸易额大大缩减了。

如上所述,抗战时期,云南商业获得了一个空前发展的环境,云南各地区的商人组织规模和数量都明显增加。至1938年年底,据云南省社会处统计,全省上报依法成立商会的有85个市、县,未成立的有20余县。到1940年1月底,云南省共成立商会67个,同业公会有331个。[]到1942年,全省共有98个县设立商会组织,未成立的有10余县,地处边远及尚未建县的设治局未设立商会的有19个县、局。当时设有商会的县有马关、石屏、宣威、江川、巍山、武定、勐腊、麻栗坡、保山、罗平、绥江、广南、腾冲、盐津、云县、临沧、晋宁、路南、江城、曲靖、南华、凤庆、沪西、玉溪、禄丰、华宁、昭通、富民、金河(今属金平)、大理、文山、镇雄、个旧、盐丰(今属大姚)、澄江、永胜、河西(今属通海)、牟定、西畴、思茅、墨江、弥渡、金平、景谷、丘北、祥云、广通(今属禄丰)、建水、富宁、凤仪、大关、永平、邓川、宾川、鹤庆、镇沅、德钦、巧家、晋宁、峨山、蒙自、通海、中甸、陆良、勐海、华坪、会泽、丽江、南峤(今属勐海)、呈贡、大姚、普洱、宜良、禄劝、龙陵、楚雄、维西、鲁甸、姚安、彝良、永仁、兰坪、洱源、寻甸、剑川、云龙、沾益、元江、镇康、易门、永善、开远、元谋、安宁、新平、河口、潞西、勐烈(今属江城)。[]

云南省商联会成立后,云南省社会处要求各地依法改组商会组织,委员会制一律改为理监事制。到1945年7月,组织已登记者有沾益、晋宁、会泽、镇南、蒙自、曲靖、平彝、澄江、牟定、泸西、大姚、姚安、宣威、昭通、建水、武定、富民、陆良、个旧、石屏、祥云、广通、盐津、马关、盐兴、弥渡、罗平、凤仪、弥勒、鲁甸、师宗、宜良、元谋、楚雄、江川、墨江、昆明市、昆明县、蒙化、漾濞、禄丰、镇越、大理、呈贡、玉溪、昆阳、开远、思茅、文山、寻甸五十县、市、局商会及同业公会并商联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省内外工商企业的内迁,作为商会的基层组织同业公会也不断增加。据1944年昆明市商会的统计,昆明市商会所属各行业公会已达129个,随着商业结构的变动,与1931年原有的80个对照,其中粮食商业同业公会,煤炭业、薪炭业同业公会,新药业、化妆品业同业公会,火腿腌腊业、丝绸呢绒业同业公会等均为更名,黄白铜业同业公会消失,新增加的同业公会有48个,其中属商业同业公会的有31个。[]相较昆明而言,各县商会所属的同业公会相对较少,但比战前又有显著增加。据相关统计,到1945年7月,已正式上报成立同业公会的有蒙自、曲靖、富源、沾益、南华、澄江、晋宁、会泽、牟定、泸西、大姚、姚安、宣威、昭通、建水、武定、富民、陆良、个旧、石屏、祥云、广通、盐津、马关、盐兴(今为禄丰)、弥渡、罗平、凤仪、弥勒、鲁甸、师宗、宜良、元谋、楚雄、江川、墨江、昆明、巍山、漾濞、勐腊、大理、呈贡、玉溪、昆阳、开远、思茅、文山、寻甸48个县,共有同业公会377个,多的每县10—20个(如蒙自、个旧、大理等县),一般为8—9个,少的仅有2—3个。[]这表明,由于战局的影响和内迁工商企业的分布差异,战时云南各地区的商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新增地在布局上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二)战时昆明、下关等主要地区商会组织的变动

抗战时期,国土大部沦陷,云南以有利的战略地位而成为抗战大后方之一。因国际物资缺乏,加上法币贬值,云南地区“商人握货在手,无不利润百倍”[],许多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或经营走私生意,云南商人及其团体组织都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商业环境。因此,抗战时期云南各地区的商会组织不仅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明显的增加,而且各主要市、县的商会在组织架构和职能上也有一些拓展和变革。

1.昆明市商会的组织建设

昆明市商会于1931年筹组成立,昆明市商会成立后,还组织了同业公会,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已达85个。[]按照会章,商会每届任期四年,第一届任期届满后,因经办劝募救国捐款及受理大烟倒号的债权债务工作未了,呈请党政机关核示暂缓改选,延至1937年春才结束,在任期届满两年的中期也未改选半数。全面抗战爆发前,商会于1937年4月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市商会,周守正等15人当选执委,周润苍等7人当选候补执委,马筱春等7人当选监委,沈献之等3人当选候补监委,复由执委选出周守正、陈德斋、李岐山、赵道宽、周芸生5人为常委,又由常委选举周守正为主席。监委7人中推选何劲修为监委主席。[]1938年12月周守正病故后,推选陈德斋继任主席,并以执委李沛阶继任常委。昆明市商会在第二届任期满两年的中期,因国民政府新颁《修正商会法》,奉党政机关命令,依照新法改组同业公会,故未改选半数。[]

抗战前期,在组织结构变动上,昆明市商会最主要的表现是对工会是否划归商会的商讨与处理。1937年11月10日,昆明市召开党政联席会议,昆明市工会奉令查填技术人员,以备战时动员,转饬各属会遵办,“惟本市战时有关技术人员或未组织,或已组织尚未加入该会,于填报时多有未便,请将已加入商会之工人团体划归该会,应由市商会分别查明性质,具报核办”[]。对此,11月24日,昆明市商会召开第二届第38次常委会,根据市党部、市政府的指令,据本市总工会主任理事于懋德呈请,将已加入商会之工人团体划归工会,经党政联席会议决,饬令分别性质,议决交总务、商事、财务、调查四科主任,依照法规查明签会,再行核办。[]12月2日,昆明市商会召开常委会议,通过决议:“奉市府暨市党部令饬,将已入商会之工人团体划归工会,遵查法规,拟具办法,请核示,议决交常委复查明白,再行办理。”[]此后,自1938年1月起,商会将运输、夫行、木器、花璃木、刊刻、香料等业划归总工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沿海沿江的诸多地方逐渐沦陷,大量工矿企业内迁云南,近代云南工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工矿业在战时云南社会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因此,战时云南虽未单独成立工业会,但此时原属商会组织范畴的工会已提出明确要求,要求政府和商会将工业同业公会划归工会,此后为适应战时社会经济发展之需求,将独立于商业同业公会,实现“工商分流”。1938年2月24日,昆明市党部、市政府召开第12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了相关各业公会是否划归工会的决议。“一、关于前次党政会议拨肥皂等十九业同业工会划归市总工会管理一案,查所呈议决案引用工业同业公会法条文,本府会未奉上级命令颁发施行,未便援用,该会引用条文,亦未适合,本府会前所划拨各团体均系依法办理,且依照中央颁布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法第十三条‘凡边远省份有特殊情形,不能援用一般法规方案组织人民团体时,得酌量另定之’之规定,本市所划分之各团体,多属工业性质,虽闻有商店牌号之组织,但多属工人组合,以技术、劳力谋生,不能与商业相提并论,况当此非常时期,关于工人之组织训练及管理,迭奉中央令饬加紧办理,各该团体亟应明白划分,以赶事机。该会所称‘不能划分’等语殊属错误,仍饬该会遵照前案即日划分,并令市工会从速接收管理及分令各该同业公会遵照。二、香料业函称,该会不愿加入工会,香料业系属该市商会自愿划拨,并经呈报党政双方备案,及令由市工会接收。该会议事纪录所载,殊属离奇,且在二月十五日各团体代表谈话会议时,据该香料业公会代表表示,并无不愿加入工会之处,且稍亦无致函商会情事,其中有无别情及兹函所称各节,已否召集职会员大会通过之处,应派员查明,再提下次会议核办。”[]3月2日,昆明市商会奉市党部指令,划拨制革等19业归工会管理,但于法不符,而且引据条文多属错误,免予划拨,“被划团体属于该会具有悠久历史及经济上之密切休戚关系一节,尚属实情,准由该会根据此点,专案详呈来会,以便提出党政联席会议核定”,商讨后通过决议,此案迭据各业纷纷推派代表申述理由,均以所拨各业同业公会依照法令及商业、经济、历史、习惯种种关系均应属于商会,不能划拨,自应再行订期召集各业主席常委开会商讨后,再行呈请市党部、市政府核办。[]3月3日,昆明市商会也召集各业代表,对制革等19业划归工会一案进行了商讨,笔墨、肥皂、丝线、首饰等业纷纷推派代表申述不能划拨理由。此后,昆明市商会召集所拨各业主席常委到会开联席会议,共同讨论,各业代表一致认为:“首饰业、染纸业、酒业、帽业等十余业代表吴振堃、张鑫国、张吉祥、何劲修、王至仁、袁文光等提议,所拨十九业同业公会确与商会有密切关系,万不能划归工会管辖,应请商会根据法令及商业经济习惯,再行呈请党政机关收回成命。”[]议决全体一致通过,即请商会遵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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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抗战时期云南商业的凸兴和商人组织的演进
    1. (一)战时云南商业的凸兴与商人组织的激增
    2. (二)战时昆明、下关等主要地区商会组织的变动
      1. 1.昆明市商会的组织建设
      2. 2.下关商会的组织变动
  • 二 云南省商会联合会的筹组与运行
    1. (一)云南省商联会的筹组始末
    2. (二)战时省商联会的组织机制与工作实效
    3. (三)舆论认同:社会媒介对成立省商联会的关注
  • 三 战时统制之下云南商会的因应
    1. (一)战时国民党政府对云南商会的渗透与督管
    2. (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下云南商会的应对
    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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