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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多方权势博弈时期云南商会的式微与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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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善庆 白族,云南大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大理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西南边疆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和省、厅、州级项目多项,在《暨南学报》《湖北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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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多方权势博弈时期云南商会的式微与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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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多方权势博弈时期云南商会的式微与转轨

抗战胜利后,卢汉主滇,这一阶段云南地区面临多种政治势力纷争的格局: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二是以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三是蒋介石在云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国共之间、国民党中央政权和云南地方政权之间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下,国民党政府在恢复战后政治秩序和重建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同时,也着手对商会组织加强控制和渗透,以维系其统治根基。云南地方政府也希望通过改选和整理商会组织,从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与民间力量的支持。此外,内战爆发后,中共云南地下党和武装组织也积极团结工商界人士,尽量争取商会中的上层人士,为云南的和平解放事业获取更大的支援和拥护。因此,战后的云南商会是在以上三方的博弈中生存,其组织运行效能也明显地衰退,随着时局的转变,在云南解放后,商会组织也面临新的转轨。

一 战后云南商会的衰变

战后的云南社会面临多种政治势力相互较量的政治格局,此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逐渐衰变,战后云南商业的发展渐趋衰落,商会组织也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角色和地位,成为国民党中央政权、云南地方政权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这三方力量博弈中的一个“变量”,其组织架构也日渐衰变。

(一)战后云南的社会局势与商业的衰退

抗战胜利后,卢汉奉命率第一方面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蒋介石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借受降之机把滇军主力调离云南,以为其之后解决云南省主席龙云作准备。1945年10月,蒋介石下令解除龙云在云南的本兼各职,令其赴重庆就任有职无权的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同时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在其未到任前,由投靠蒋介石的云南人李宗黄任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蒋介石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固然有打龙拉卢、安抚云南军民的用心,但其真正目的是最终以李宗黄取代卢汉,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在云南建立国民党中央的直接统治。卢汉在主政期间,把“保境安民”作为其治滇的执政纲领和首要目标。为了完成这一政治目标,他从就任省主席之日起,就始终不渝地把建立和发展云南地方武装作为核心头等大事来抓。卢汉主滇的四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因此,他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采取多项应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恢复社会经济和安定政治局面有积极作用,并有利于抗拒国民党中央企图加强控制云南的斗争。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卢汉对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具有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从维护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出发,始终不渝地进行抗拒国民党中央控制云南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作为地方政权的行政首脑,为了取得其合法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又不得不表示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这种既抗蒋又拥蒋的策略,表面上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在实践中,卢汉却运用自如、并行不悖。由于表示拥蒋,他也才能够多次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不断扩充云南地方武装力量,增强云南地方经济实力,其结果又反过来加强了他反蒋斗争的实力和地位。

同时,云南作为西南边疆的多民族省份,在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国民党统治基础较为薄弱,各地方大小实力派、民族上层与国民党中央势力存在矛盾。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为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回旋余地。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云南地方党组织在省工委领导之下,动员广大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深入农村、城镇各行业及滇军中,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了一大批工作据点。云南中共组织经过长期积极的准备,至1948年年初全省发动武装之前,已掌握了12支近2000人/枪的秘密武装和接受中共领导的统战人士的武装,在18个县建立了武装斗争据点,形成了全省范围内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云南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根基。1949年11月后,解放军南下野战军发起了向西南进军的战役,滇桂黔边纵队按中共中央的指示,为阻止国民党军队白崇禧、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继续进行艰苦斗争,积极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控制、封锁和破坏各战略要道,分割、孤立敌军,打击反动顽固的地霸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争取卢汉起义和云南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而言之,1946年至1949年,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势力治理云南大致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1946年至1947年的“求安定”,1947年至1948年的“求进步”,1949年的反蒋起义。在前两个阶段,其中心点一是扩充军事实力,恢复和巩固地方上层势力对云南的统治权;二是在全国政治形势激烈变动、国民党日趋崩溃的条件下,竭力维护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治局面。云南表面上较北方及内地战场平静,实则各种矛盾斗争错综复杂,云南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中央势力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武装三种主要势力的斗争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在战后云南社会的政治格局中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面对时局的转变,1946年以后,为支持内战的军事开支,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紧对人民的掠夺,另一方面通过滥发纸币搜刮财富以弥补其庞大的军费支出,致使国统区工商业百业凋敝,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经济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云南地方当局虽然勉强支撑,但仍呈现经济衰落的总体趋势。

国民党发动内战,要支撑愈来愈庞大的战争经费支出,别无他法,只有乞灵于印钞机。因此,法币的发行额不断扩大,导致法币贬值,物价上涨。到1948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此后,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以金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们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金圆券刚发行,物价便直线上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昆明,三个月内,物价上涨十余倍到数十倍。加之国民党中央银行此时又加发大钞,此前由上海印的50元钞一律作废,遂引起金融大混乱。此时,云南的金融混乱,币值低落到金圆券发行时已达于极点,人们拿到的金圆券等于废纸。云南向来有用硬币的习惯,国民党政府在发行金圆券时,即下令收缴黄金、白银等,这是一次席卷性的大搜刮,自然会引起和加剧社会的混乱。当时在昆明市面流通的货币是半开银币,为本省造币厂所铸造,两个半开抵大板(袁头、孙头银币)一元,由富滇新银行铸造流通。省政府又饬令各征税机构以半开为现金收税,工薪人员凡是持纸币的,转手即换成银币或洋纱实物,以便保持币值。改用金圆券,使云南民众又遭受一次浩劫。此外,抗战胜利后,美货充斥市场。1945年冬到1946年春,昆明《正义报》报道,“中美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曾与渝、昆各行号代办之原料,已于上月向美国纽约汽巴顿厂购妥,计5万吨,已由美舰载就,自纽约开出”,“大量香烟由沪运渝昆”,“昆明东成公司、南裕商行、庆正裕等商号向美国芝加哥巴布里士旧货行订购男女旧大衣约4000件,大批运滇”。[]从汽车、布匹、颜料、香烟到旧衣的美货源源不断涌入云南市场,这对云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沉重的打击。

由于上述状况的发生,战后云南商业的发展逐渐走向衰落,市场渐趋萧条。昆明市商业户数由战时的3万多户到云南解放前锐减到只有6000余户。据1949年的不完全统计,昆明城区共有173个工商行业,25134家店铺,按当时昆明市和昆明县的人口计算,平均32人才有1个商业网点。[]地处滇西的保山,在抗战胜利后,大量军政人员撤离保山,货币流通减少,市场更趋衰退,到1949年保山城区只有商业户数342户,较之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后有一二千户坐商下降很大。[]滇东北的昭通地区,1948年过境物资减少3成左右,匹头百货业由原来的28家大小店减少到18家,纱布业连同布摊共100余家,倒闭30%,盐业倒闭20%。[]曲靖、沾益地区,1944年有商业11个,行业734户,各行业总计952户。至云南解放前,商号倒闭甚多,下降到348户。[]此外,云南解放前夕,有部分资本大的商号及贸易公司将其资金转移到香港及国外泰国、缅甸等地,如墨江县的有些工商业主,将大量资本买成金、银等贵重物品,赶着骡马前往泰国、缅甸侨居。有一些工商企业在云南解放前夕或解放时自行停业,商业资本则隐匿或抽逃。另外,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出口商品萎缩,云南的对外贸易一落千丈,如1946年云南最主要的外贸商品大锡只出口了20吨,只相当于最高出口年的1/500;生丝也只出口了21.2吨。[]到云南解放前,对外贸易的发展态势也始终没有回升。因此,抗战胜利后直至云南解放前,云南的商业发展呈现明显的衰落态势,商人及商会组织的境遇也因此而改变,其组织结构及运行实效也渐趋式微。

(二)战后云南商会组织的改选与衰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社会部曾拟修正战前1929年颁行的《商会法》,并会同经济部拟订了草稿,以及检发各地商会征求意见,但因国民党的败退而未能如愿。[]因此,战后各地商会改选所依据的法规仍然是1929年颁行、1938年经修正后的《商会法》及其《施行细则》。另外,还要继续遵从战时和战后的一系列法规,如《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等。而在组织体制上,仍然延续战时的理监事制。由于云南政治生态的特殊性所在,加之商业贸易严重衰落,战后云南商会总体上呈现衰变的态势。

战后,依据商会组织法规的要求,在云南省社会处的督导下,商运工作成为云南地方政府社会行政的核心事宜,商会的自主能力削弱,基本被纳入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范畴之中。“商人团体之组织,以谋工商业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并配合行宪之需要,本处成立后,经督饬各县局加紧策劝筹组,并由处派员分赴各县督导,截至本年二月底止,计组织成立者,有省商联会一单位,市县局商会八十七单位,商业同业公会六百一十二单位,工业同业公会四单位,镇商会二单位。自本年三月起至八月底止,经上紧督饬各县局筹组,据组织成立呈报备案者,计有龙陵等十七县局商会十七单位,弥勒等五县镇商会五单位,绥江等县商业同业公会三十三单位,直属部之工业同业公会,由处代为派员指导组织成立者,有第九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第六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第十一区火柴工业同业公会、第二十一区金属品冶制工业同业公会、滇黔区煤矿业同业公会、第六区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等六单位,其余应组织商公会之县局,现正督饬加紧办理,统限于本年底一律完成组织具报。”[]

到1948年,云南省政府委员会还将对商业团体的组织及会务督导工作列入其政府关于社会行政的决议事项中进行商讨。“本省商业团体之完成组织者,计有省商联会一,市商会一,县局署商会一〇三,镇商会三,商业同业公会六三九,总计会员三〇六五三人。自本年一月起,至六月底止,经督饬筹组成立者,有景谷、曲靖、宾川、威信、马龙、通海、耿马、潞西等县局商会五,镇商会一,同业公会一五,其余应组织商公会之县局,仍应加紧办理,并饬健全会务,以配合戡乱工作之需要。”[]

1946年12月,云南省商联会第一届四年任期届满,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卢俊卿[]当选理事长,李琢庵、严燮成、赵永年、黄美之、甘汝棠当选常务理事。在第一、二两届省商联会当选理事的有孙耀东、苏莘农、蔡淞沄、毕仰之、王燮和、吴瑞生、赵如九、何劲修、姜肃仪、梁杰三、陈现南、杨西园、朱文高、赵泽公、李奂若等人。[]1948年,卢俊卿以所任银行公会理事长的任务繁忙,拟请以常务理事赵永年暂代理事长职务,经理监事会研究讨论通过。当时赵永年是第五届市商会理事长,即以一身任市商会理事长并代理省商联会理事长。第三届理监事宣誓就职后,旋即通电各地进行通告:“本会第二届理监事任期,业已届满,当于三十七年九月四日,召开全省会员代表大会,举行票选,蒙社政主管首长莅临监选,结果……并于九月二十二日举行就职典礼,惟俊卿等才薄能鲜,谬膺巨任,绠短汲深,陨越堪虞,尚冀时锡南针,匡济不逮,是所祈祷。”[]省商联会并没有设立单独的工作部门,而是省商联会的工作人员分别加入市商会原设的各科办理省商联会的工作,除了与各市、县联系的工作由省商联会工作人员办理外,昆明市发生的重大工商事件,则由省、市商会共同协作,合作办理。[]

而战后昆明市商会的改选较为集中反映了此时商会衰变的具体状况。昆明市商会于1944年改选第四届理监事,周润苍当选理事长,至1946年任期满两年的下期改选,李琢庵[]当选理事长,严燮成、王振宇、朱文高、甘汝棠等当选常务理事,其中甘汝棠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派(表5-1)。“敝会第四届第一任理监事任期届满两年,依法改选半数,经于本年九月六日十一日依法改选,开票结果,燮成等五人当选为常务理事,文卿当选为常务监事,并由常务理事五人互选琢庵为理事长,经于九月二十二日宣誓就职。”[]

表5-1 昆明市商会第四届第二任理监事一览表

表5-1 昆明市商会第四届第二任理监事一览表-续表

1948年改选第五届理监事时,在一次各同业公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上,李琢庵痛切陈述作为理事长的痛苦心情,激动时哽咽泪下,要求大家不要再选他当第五届的理事长。同业公会的负责人们从他的发言中理解到,在他这一届两年任期中,正是蒋介石发动内战加紧镇压人民,加紧榨取人民血汗并激化和云南地方政府矛盾的时期,市商会已更进一步地成为国民党政府压榨人民的御用工具,李琢庵作为市商会的理事长,自然首当其冲,无止境的予取予求,苛扰压榨,使他感到应付维艰,处境困难,不愿再当理事长,既是痛苦心情,也是反抗压榨的心情。大家对他寄以同情,也就没有再投他的票。[]就在此时,常务理事邓和凤[]早有竞当商界领袖之意,见此情状,即四方活动。同时,黄美之[]也急于在商界崭露头角,于是邓、黄两人之间展开激烈竞争。邓和凤以汽车运输业、盐业、煤柴炭业作基础,串联中等行业,并以商会的老资格号召一些小行业拥护他。黄美之以纱业公会常务理事的关系,依靠纱、布、银行等大行业和他的同乡、前社会处处长范承枢为其游说活动。黄美之是纱业大户,竞选中肯花钱请客,每次请客不下10桌,连续请客10多次,范承枢次次都到。根据当时的竞争阵势,黄美之颇占优势。不料又出来一个竞选的马筱春[]。马筱春在商界服务多年,与工商界的联系较为密切,而且担任百货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与纱、布、银行等几个大行业在业务上关系密切。[]黄子衡想利用马筱春竞选商会理事长,以为竞选成功就可以进一步利用商会帮他竞选省参议员。黄子衡和建设厅厅长张邦翰是亲家关系。建设厅是市商会的主管机关,张邦翰当时虽已下台,但在建设厅他的旧部仍然很多。黄又利用这种关系来怂恿马筱春,马便决心竞选。于是形成了黄美之、邓和凤与马筱春3人逐鹿的局面。为此,范承枢曾邀约邓和凤、黄美之和商会的几个负责人严燮成、李琢庵、蔡淞沄、朱文高、张子明及陈子量等进行调解,实际上是想压制邓和凤,劝邓下届再当理事长,其他人也主张让黄美之来担任,因为黄美之和金、纱、布、银行都有密切的业务联系。同时,他是纱业大户,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舍得花钱,这是当时做商会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不料邓和凤坚决不让,范承枢话未讲完,邓和凤摩拳擦掌,大发雷霆。后经几次调解,都无成效。

在关键时刻,赵永年趁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黄、邓竞选上的大好时机,便和一部分小行业的负责人如梁杰三、莫文灿等联合向工商界小业小户展开宣传。他们宣称,历届商会委员都被大业大户抢去,小业小户都没有份,他们当选后一切事务都是为大业的利益着想,不管小业,但出钱却要小业出。那时小业正被税捐压得透不过气来,小业小户也渴望从他们当中选出人来。在100多个同业公会中,中小行业占大多数,这就为赵永年的竞选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邓、黄、马的竞选纠缠不清,一部分同业公会对他们已感到厌倦,很想另选一些人出来负责。这也为赵永年的竞选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在第五届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出席人数都拿着一份赵永年印发的名单,而携带邓、黄、马3人所发的名单则很少。选举揭晓后,邓和凤、黄美之、马筱春均失利,赵永年、朱文高、梁杰三、金人宣、莫文灿、何劲修、蔡淞沄、朱幼庵、吴瑞生等当选为理事。经理事互选梁杰三、金人宣、朱文高、蔡淞沄、何劲修为常务理事,又互选出赵永年为理事长。赵永年当选后,对大行业负责人仍然团结拉拢,聘请了严燮成、李琢庵、张子明、陈子量、张植斋、洪宇文等为名誉理事。[]这些人中多数是中小业户,经互选又选出了小行业斜木行的赵永年为理事长。本届市商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49年12月9日本省起义,全省人民欢庆解放,这也是最后一届的市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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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战后云南商会的衰变
    1. (一)战后云南的社会局势与商业的衰退
    2. (二)战后云南商会组织的改选与衰变
  • 二 战后云南商会的式微与运营困境
    1. (一)商会组织运行效能的式微
      1. 1.被动参与税政
      2. 2.金融秩序的艰难维系
    2. (二)商会的经费征收与运营困境
  • 三 变革之际云南商会的因应与抉择
    1. (一)商会参与地方政治和民主运动
      1. 1.参选国大代表和地方参议员
      2. 2.筹组成立云南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3. 3.商会请愿营救民主人士
    2. (二)商会对国民党强化地方统治的因应
      1. 1.商洽调整担负的警局经费
      2. 2.缩免担负的政务经费
      3. 3.应对国民党征兵事宜
    3. (三)商会对中共革命的支援与拥护
      1. 1.支援中共云南地下党的武装斗争
      2. 2.拥护本省和平起义
    4. (四)变革中的过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商联总会
    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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