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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当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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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张夏准(Ha-Joon Chang) 1963年出生,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首尔国立大学毕业后赴英留学,1992年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获缪达尔奖,2005年获列昂季耶夫奖。被归类为制度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和全球化等,被誉为“最近十五年经济学界最令人兴奋的思想家”。著有国际畅销书《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Bad Samaritans: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蔡佳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与英语教育双学位,现代国际关系史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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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当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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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当前的教训

第一节 导言

根据前文讨论可知,当今发达国家在早期所采用的政策和制度,与它们的最初设想存在很大差别,甚至与它们“推荐”或更多时候“强制要求”当今发展中国家采纳的那些政策和制度也大有不同。

在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中,笔者总结了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要结论,并讨论了我们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发达国家极力推崇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实际上是“踢开了发展中国家赖以发展的梯子”。第四节指出了本书结论的不足之处。第五节得出了一些结论,并提出了当前研究中已出现的新的研究方向。

第二节 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

本书第二章回顾了当今发达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所采用的政策措施,这一发展进程指从14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末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

笔者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150年前李斯特在观察后得出的结论:不出两代人的时间,德国将挑战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或者美国将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当时很多人嘲笑这个结论。一个连贯的模式出现了,在这个模式中,所有经济体都采用了积极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而不仅仅像笔者一再指出的那样,采用关税保护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就像李斯特之前的时代那样。自李斯特所处的时代起,政策工具更多样、更复杂,也更有效,但是这些政策工具中的普遍模式一直存在,并且被不断重复采用。

无论这些政策工具是如何付诸实施的,从14世纪的爱德华三世,到18世纪的罗伯特·沃波尔、腓特烈大帝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再到19世纪美国、德国或瑞典的政策制定者们,最后一直到20世纪东亚或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这些成功的发展战略家被一些共同的原则指引。

正如我们通过近几个世纪的反复观察所看到的,所有赶超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向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型,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然而,这一过程并不能“自然”发生,[]主要是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在赶超经济体中,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或新兴产业的社会投资回报和个人投资回报之间存在差异。[]

鉴于这些差异,建立相关制度使这些投资所面临的风险社会化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更多内容详见本章第三节)。与一些主流观点相反,这里的制度并不包括直接的政策干预,如关税保护或补贴。不过,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法存在很大局限:第一,制度生来就是一般规则的体现,因此在针对特定产业的问题上并不一定十分有效;第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建立新制度需要很长时间,这就限制了国家应对新挑战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一个更有重点、更快速的政策干预措施的实施也许比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法要好一些。

然而,虽然直接的国家干预(尤其是以在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的方式进行的干预)是化解幼稚产业发展过程中风险问题的必要手段,但并不是唯一手段,也就是说,关税保护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正如第二章讨论的内容所表明的,由于不同国家在相关技术背景、国际环境、人力资源可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即使为实现同一个目标,不同的国家也会采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即便在同一个国家,随着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其发展的重点问题或中心问题也会随之变化。通常,成功的国家能够及时地、熟练地调整它们政策的重心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虽说积极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是必需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采用这些政策的国家就能实现经济发展。从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些政策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政策的具体形式,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执行这些政策的国家的国力和意愿。[]

我们对历史所做的考察似乎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为了赶超先进经济体,当今发达国家采用了干预主义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促进幼稚产业发展。这些政策的形式和重点可能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们确实积极采用了干预主义政策。相比较而言(也就是说,考虑到它们与更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的差距),当今发达国家过去对工业的保护程度要远大于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工业的保护程度。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当今发达国家当前极力推荐的一系列“好政策”,即标榜自由贸易和其他放任自由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似乎与历史经验并不相符。除了一两个特例(如荷兰和瑞士),当今发达国家并不是以这些“好政策”为基础而获得成功的。当今发达国家过去为了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而采用的政策(积极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正是它们认为不能被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对经济发展有消极影响的政策。

那么,由当今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发展政策机构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否只对当今发达国家有利,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和19世纪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反对美国和其他当今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否相同?就像英国和其他当今发达国家曾强加给殖民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那样,当前世界贸易组织限制发展中国家采用积极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是否只是一种“现代的”“多变的”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当今发达国家是否在踢开它们曾爬过的梯子,不让发展中国家超越呢?遗憾的是,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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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导言
  • 第二节 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
  • 第三节 对制度发展的反思
  • 第四节 本书可能存在的不足
  • 第五节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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