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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与文学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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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佩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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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与文学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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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与文学发展规律

陈众议,1957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西班牙皇家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和文艺学,累计出版专著和文集1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代表作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想象的边际》《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Ⅱ)等。曾获留学归国人员成就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入选“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和“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陈众议教授从小与外国文学结缘,洞察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是对当前国内外文学研究的脉络、症结和药方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了解外国文学与文学的发展规律,对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对陈众议教授进行了专题采访。

一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陈老师您好!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攻外国文学研究的?能否谈谈您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看法?

我同外国文学结缘纯属偶然。虽然从小喜欢文学,但是年轻时读得最多的还是中国作品,尤其是明清小说和历代演义。也许是因为我下乡时间比较短,恢复高考之初又基本没人报外语类专业,我是被指定的,而且一不小心还跻身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首批公派留学生行列,并辗转去了墨西哥和西班牙,从而与外国文学,尤其是西班牙语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倒是半个“亲历者”。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适值拉美“文学爆炸”进入尾声,而其中最重要的流派恰恰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拉美文学之所以全面炸开,正是因为它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又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先河。巧合的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术语最早均来自拉丁美洲文学。

现代主义的起因很复杂,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19世纪末拉丁美洲的一个唯美主义诗潮。这个诗潮就叫现代主义。但是,这个诗潮更接近于法国象征主义,却传承了16~17世纪西班牙巴洛克诗风。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主义,则主要指20世纪初叶勃兴于西方文坛的各种反传统思潮。从社会历史维度来看,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必然性。首先是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坍塌,这表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经济危机。其次是文艺界对时代剧变缺乏心理准备,尽管左翼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来已久。现代主义的标志性流派:一是起始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二是萌生于瑞士的达达主义。前者由意大利诗人和文艺评论家马里内蒂于1909年发起,以《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他认为现代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为表征的文艺也必须随之改变。未来主义鼓吹放弃传统、着眼未来,甚至宣扬“一艘巡洋舰远胜于一个卢浮宫”。达达主义产生于1916年。是年,欧陆大战正酣,一批流亡到苏黎世的欧洲文学艺术家聚集在咖啡馆里,准备为他们的组织取个名字。他们随意拿来一本法德词典,闭上眼睛任意翻开词典触及的一个单词便是“dada”。它在法语中意为儿童玩具摇木马。虽然这个流派本身并未创造多少惊人的作品,尤其没能在文坛留下什么巨制,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和形形色色的先锋思潮。在整个20世纪初叶的西方文坛,流派、主义纷至沓来,可谓多如牛毛。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如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象征主义和印象派。这且不论,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依然强劲的现实主义文艺。此外,苏联的出现从一个方面推动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尽管俄国形式主义也曾对其产生过一定的反作用力。需要强调的是苏联后来走向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其中的某些元素或倾向在我国的红色文学和样板戏中产生了一定的回响。

在苏联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大众文艺蓬勃兴起。而西方的一些文艺精英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在文艺的去社会化、去市场化道路上渐行渐远。西班牙文人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就率先在《大众的叛乱》(1930)等著述中猛烈抨击大众文化,并且认为由大众主导的社会必然导致乱象丛生、无政府主义泛滥。这样的思想无疑从精英主义的角度助推了现代主义。

那么,能再请您讲讲后现代主义吗?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有扬有弃。首先,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潮、各种流派杂然纷呈,相互交织;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争奇斗艳,各领风骚。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或者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文学伦理学等,它们或多或少对我国的文学及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比如某些“后主义”,我们对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必须认真反思。

“后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意识形态的“淡化”(或谓“终结”)。而这说穿了只不过是冷战一方的淡出(或终结)而已,客观上则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是服务型、资本型经济取代生产型经济,其次是控制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此外,在贝尔看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主要由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构成。这些观点不久即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大趋势》(1982)或《第三次浪潮》(1984)等。此外,贝尔早在1960年就开始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对峙犹如传统殖民方式,正明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便白宫并未从一开始就接受贝尔的意见,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明显开始两条腿走路,即在保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同时,有意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为冷战时期乃至20世纪60年代的内部矛盾(如在越南战争、代沟、学潮等问题上的对抗)和20世纪70年代的反共政策蒙上了面纱。

奇怪的是这些带有“未来学”色彩的理论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登陆我国,且颇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自己的“未来学派”(以我为主、从我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立足现实、背靠历史,并在有关学科的微观研究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更为宏观的战略研究的团队)。再者,上述美国学者虽然不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基本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其主要思想观点也基本建立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诉求上。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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