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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

作者

隋云鹏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法学硕士。
Sui Yun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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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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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有着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有着四千年传承不绝的文献史”,在世界文化史上书写了绚丽的篇章。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史上,构建理想的天人关系始终是其着力解决的基本主题、主要命题和根本问题,其主体思想和主要实践始终是天人合一,呈现独特而经典的发展规律。春秋末期和清末民初,中华文化经历了两次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中华文化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是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新的天人关系,引领文化全球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 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

中华文化起源于天文学。为了观象授时、制定历法,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中国先民对天体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逐步产生了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论尤其是心性之学,其本质是追求内心光明,其方法论是允执厥中,其信仰是天命,这一传统持续了约万年之久。

(一)天文源头

文化一词来源于“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文与天文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实际上人文出于天文,中华文化是伴随着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产生的。这种思考首先是为了确定“时变”,即时间和节气变化,从而服务于先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周易》忠实记录着人文与天文的这种密切关系,忠实记录着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国先民关于天人之际的思考,也就是天人关系的思考。关于这种思考的记录贯穿着整个《周易》,充分体现在《周易》的方方面面。乾坤两卦作为《周易》的根本,最为经典地体现了这种记录。陈鼓应、赵建伟两位先生认为乾字本义是指日之上出,而“《乾》卦以龙之潜、现、飞、亢取象日之升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继承了闻一多先生关于乾卦龙的本质特征的学说,认为乾卦与坤卦构成了古人对于东宫苍龙星宿周年运行的完整的观测体系,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见群龙无首等卦爻辞实际上描述了“苍龙六宿的周天变化所体现的季节特点,皆为公元前二千年黄昏之后所见的天象。”实际上,古人是根据太阳和包括东宫苍龙星宿在内的二十八星宿的运动规律一起来确定时间和节气,即“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周易·乾·彖》)。“大明”即指太阳。很明显,人们的生产生活必须根据时间和节气进行,所谓“应乎天而时行”“顺天休命”“与时偕行”,等等,从而形成了初始的天人合一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周易》成熟地将天文研究引入人文领域,引申出君子之德,为人文源于天文提供了文献证据。

(二)光明本质

考古学证据显示,观象授时在中国有着超乎想象的悠久历史,“大约距今万年左右,北斗七星大概已经被先民奉为尊贵的天神了”,中国先民观象授时、立表测影的历史则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悬象著名莫大乎日月,当一代又一代先民为了观象授时、立表测影,而“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时,太阳、月亮的光明成为他们身心两方面至死不渝的追求,光明成为天人合一的同义词和内在本质。《周易》中关于光明的论述比较丰富,“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周易·履·彖》)。“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周易·谦·彖》)。“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周易·艮·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先民对光明的追求也推动了中华文化最核心、最独特、最瑰丽的学说——心性之学的诞生和发展。其实,天文与人文中的“文”字本身忠实记录着先民的这种追求。商周古文字的“文”像人形而特彰明其心,因而文明一词的本义为内心光明,文化一词的本义为通过教化使人内心光明。所以,文明实际上兼有文化和光明两者的含义,《周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正义》解释道:“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种光明由内而外,所谓“君子之光,其晖吉也”,从而实现内圣外王,明明德于天下。

(三)允执厥中

中国先民关于天文与人文的思考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考虑,是将天文引入个体生命的内心,实现个体生命精神世界的天人合一,或者说人的思维领域的天人合一,从而创造了中华文化独有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合一的内在灵魂,天人合一是心性之学的外在逻辑。儒家尤其是宋儒,认为心性之学的来源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而后世有学者认为此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为伪造,实际上这句话所蕴含的思想有着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允执厥中的“中”字来源于先民观象授时、立表测影而产生的“中”。立表测影要求表垂直于水平地面,精确辩证四方、八方等方位,因此使“中”具有了中正、中央等含义,并进一步发展出中庸、中和等思辨,形成了中国、中华等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中庸中和的哲学观。“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也同样表达了“执表而求天下之中,并居中而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中庸》作为全面总结“中”的思想的篇章,已经将“中”的思想从天文学扩展到政治学、哲学等人文领域,例如“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正是由于这个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在宋代之前,儒家对于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允执厥中”;直至南宋时期,朱熹认为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道心惟微”,并以此构建了道统论。实际上,“道心惟微”是形而上,“允执厥中”是形而下,而在上古时期,两者是一体不二的。

(四)天命信仰

天命信仰起源于中国先民对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中国先民在很久远的年代已经发现天体是有规律运行的,而且天体运行规律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时间流逝、季节变迁、生物繁衍、粮食丰歉,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篇第二十》)说明4000多年前,天命信仰已经成为国家(中央邦国)层面的文化信仰,这已被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证实。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作为距今约4300年,大约相当于尧舜时期的中央邦国都城,已经是在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以及八卦、五方的天下观指导下规划建设的,体现最高统治者天命所归、居中而治、掌握历法、敬授民时的权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赞美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篇第八》)有文献记载,商汤为祈雨甘愿自焚祭天。大量殷商卜辞、两周金文,例如西周天亡簋铭、春秋秦公簋铭、秦公钟铭等,出现了统治阶级关于天命、天、上帝、上、“(其)严在上”的文字。《尚书》通篇涉及天、天命,《尚书·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天命的话语权由统治集团垄断的局面。天命从统治者的话语权转变为民心力量、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民心即天命、天命即人心。孔子继承发展了这一信仰,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随着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指导学说和主流思想,天命信仰成为中国人的最高文化信仰,深刻影响着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东传中国后,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其宗教信仰被打上了天命信仰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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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
    1. (一)天文源头
    2. (二)光明本质
    3. (三)允执厥中
    4. (四)天命信仰
    5. (五)守正传统
  • 二 从天人合一到心性之学
  • 三 从文化自强到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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