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论中国文字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作者

孟庆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苏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Meng Qingyu
Su 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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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字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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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字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文字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新中国文字工作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众矢之的。一些学者否认中国文字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借此贬损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就,污蔑党的先驱和领袖,宣扬“告别革命”论。他们宣称相关工作“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危害”,“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将其称为“乌托邦”的“文化高烧”、“文化共产主义”的“百年冤案”与“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廓清中国文字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的内在逻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中国文字现代化的岔路口

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对于人类语文提出许多新的要求。语文现代化因此成为20世纪的世界性课题。所谓中国语文现代化,主要是指中国通用语言、文字、文体、术语,少数民族文字,各族语言文字的教育方法、处理技术和相关设备等,根据时代要求所作出的各种改进。其中,通用文字现代化是关键所在,是少数民族文字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其他各种语文现代化问题的工具、方式和基本要求。如何推进中国通用文字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人民,面临一个文字发展的岔路口。在他们面前,共有三条路径九种主张可供选择。

(一)“改行拼音”之路

改行拼音文字是国际通行的语文现代化办法。特别对于传统汉字国家而言,文字拼音化可以有效推动语言共同化、文体大众化、术语国际化,帮助民族语文走进打字机、计算机、互联网和数据库,改进排序、检索、信息和文献工作,奠定盲文、手语、电报、旗语和灯语方案的文字基础,增强本国同众多拼音文字国家的文字耦合性,促进国际经贸交流、人文交流和学术交流,加快国家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因此,其支持者对于中国文字问题提出以下四种主张。

其一,部分改行民族拼音文字。一如日本,实词和词根多用传统汉字,虚词和词尾则用民族拼音文字。许多学者指出,这种折衷主义的文字体制兼具技术价值和流通价值,值得中国效法。但是,日韩等国相关经验亦已表明,一旦部分改行民族拼音文字,不论在主观上如何规划,拼音文字应用领域在客观上总是不断扩大。面对社会拼音化浪潮,政府究竟应当顺水推舟,借机发展拼音文字,增强文字工具的先进性,还是应该当机立断,转而遏制拼音文字,维护文字工具的继承性?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日本在此问题上的模糊态度,不仅致使新旧两种文字的特殊优势均未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致使社会各界不时围绕“常用汉字”(旧称“当用汉字”)数量陷入无谓争论。如果效法日本,中国难保不会陷入此种窘境。其实,新旧文字在形式上的统一必然造成两种文字在实质上的冲突。一方面,一种文字的存在和发展将以另一种文字的不存在和不发展为补偿。另一方面,抽象的文字体制的和谐将以具体的文字生活的混乱为补偿。日本现行文字制度绝非传统汉字国家文字制度改革的理想样板。

其二,完全改行民族拼音文字。一如1945年后的越南、1948年后的朝鲜和1968年后的韩国,不论虚词还是实词,一律使用民族拼音文字。在中国文字现代化史上,效法越南、朝鲜等国完全改行民族拼音文字可谓最有影响的一派主张,但是这派主张也受到了最多的批判。相关讨论之所以一贯呈现两极化态势,主要是因为论争双方为了利用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方向的大辩论,争取文化激进主义人士或文化保守主义人士的支持,而默契地夸大了文字和文化的同一性,混淆了文字体制改革同文化改革的本质区别。平心而论,“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字和文化终究是两个问题。一方面,文化不依赖于异族性文字的存在而存在。特别是在世界历史时代,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表现为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不仅不以异族性文字的存在为前提,而且以其不存在为前提,呈现跨语文或超语文的形式。另一方面,异族性文化也不随着文字的改变而改变。例如苏联、日本、土耳其、朝鲜、越南、蒙古国、印尼等国的传统文化,无一因其文字体制或字母体制的改革而发生改变。如果硬要说改革文字制度和继承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的话,只能说前者有利于后者。因为采用民族拼音文字之后,传统文字文献照旧存在,所以其结果只能是郭沫若的“两重保障”论:使传统文化既有“旧文字的原封”,又有“新文字的改装”,获得“两重保障”。完全改行民族拼音文字的主要缺点,其实并不在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批判焦点(如斩断文化传统和造成语义混淆),而在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批判本身,即它引起传统知识分子批判的必然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已同传统汉字“共同呼吸”(郭沫若语)几千年,因此无论是在习惯上还是在情感上,立即接受拼音汉字都有很大困难。鲁迅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遑论文字制度改革。

其三,部分改行国际通用语言文字。吴稚晖等人认为,“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esperanto)”,因为“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后来,世界语未能如愿成为新的“拉丁语”,此说因此渐趋沉寂(至于掺用现存国际通行语文,例如法语或者英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恐怕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今天看来,这种主张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术语国际化问题。钱玄同等人指出:“学术上的名词,老老实实的把原字写进我们的国语中来,才是正办。”就此意义而言,部分改行国际通用语言文字可以说是世界各国文字制度建设的通则。为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计,在特殊领域中掺用国际通行术语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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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中国文字现代化的岔路口
    1. (一)“改行拼音”之路
    2. (二)“不行拼音”之路
    3. (三)“另行拼音”之路
  • 二 中国文字现代化的新进路
  • 三 中国文字现代化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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