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追续权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作者

田冰雅 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追续权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追续权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引言

艺术家在创作早期迫于生计贱卖作品,直到晚年甚至死后才名声大噪,但作品增值的福利由原件的转售人独享,于是出现了艺术界颇具特色的“挨饿的艺术家”现象(starving artist phenomenon)。[]为救助艺术家,追续权制度应运而生。追续权又称“延续权”“转售权”,学界定义不一[],但本质上均指作者对艺术作品原件初次销售后的转售收益所享有的提成权。

现有关于追续权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探寻追续权的法理基础。“非常损失说”认为高价转售原作使得作者与得利一方利益严重失衡,对作者来说构成“非常损失”,追续权在维持合同效力和交易秩序的前提下,给予作者经济补偿,调平失衡的利益关系。[]“固有价值论”认为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和持续创作产生的名气是作品最初价值及后续增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人应该获得对等的回报,作者应是作品价值及增值的获益人。[]“价值权衡说”认为追续权是法律在自由与公平价值之间的一种平衡,是对市场放任行为产生不公结果的纠正,体现了立法部门的再分配功能。[]“物的追及说”认为艺术作品原件具有“物”和“作品”的双重属性,其初次销售价格较低但后续增值空间大,作者在物的价值上并未获得公平的对价支付,可基于物权上的求偿权分享转售收益[];且《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作品在售出以后,除展览权外,其他著作权仍归原作者所有[],因此从现行立法中也能推演出作者对艺术作品转售的收益分享权。

二是讨论我国是否应当引入追续权。反对者认为追续权在法理上违背了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妨碍商品自由流通,作者只享受作品增值收益,却不承担贬值损失,导致新的利益失衡[],况且追续权并非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制度,在实践上不具备可操作性,贸然采用会增加交易成本,使更多艺术品收藏价值降低,初次销售愈发困难。[]艺术商为规避销售税而转移市场,减少艺术品交易带来的税收、工作职位及附属经济贡献,将动摇我国艺术品世界交易中心之一的地位。[]至于追续权发挥的作用,可以艺术家补贴制度、保险制度(作品升值到一定程度可申请保险理赔)等替代。[]支持者则认为追续权可平衡艺术品作者及其他作品创作者在著作权法上的获酬地位[],缓解作者与艺术商间的利益失衡,发挥著作权法利益分配以及激励创作的功能。根据《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的互惠原则,中国不规定追续权制度,艺术家就不能对外行使追续权,这对处于艺术品贸易顺差的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追续金相较于交易额来说占比小,艺术商对本国交易市场较为忠诚且交易地点转移成本高,因此反对者关于追续权引发交易跨国转移的担忧并不存在。[]

三是探索追续权制度的具体设计,包括制度定位、主客体范围、适用场合、计算方式、管理组织等问题。首先,对于追续权的权利属性及制度定位,有“著作人身权”“著作财产权”“综合权利说”“法定报酬说”等代表观点。其次,关于追续权主客体范围的讨论:权利主体上,得到普遍认可的有作者及其继承人,有学者主张在此基础上增加受遗赠人、债权人、继承人之继承人。[]义务主体上,有“转售商说”[]“购买商说”[]“转售商为最终义务人,受让人和中间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等观点。[]客体范围界定上,最狭窄的仅限定为美术作品[],还有观点认为应增加摄影作品[]、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的手稿[]、民间艺术作品[]、建筑模型和建筑设计图[]、实用艺术作品。[]对追续权客体的讨论一般仅限于艺术作品原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极其有限的作品复制品”也属于追续权客体。[]最后,在追续权的实现上,适用范围的讨论主要有仅适用于拍卖场合[];可适用于拍卖商、艺术画廊或艺术商等中间人参与的公开转售行为[];适用于所有公开转售情形[];适用于所有转售交易四种代表性观点。[]计提方法的争议焦点在于以转售总额还是增值额为计提基础,以及采用固定比例还是浮动比例。在权利实现方式上,学界普遍支持由集体管理组织集中行使追续权,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畅想了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并主张建立艺术市场信息登记制度[],但是关于集体管理组织具体运作的研究较少,也不够深入具体。

学界的广泛讨论也推动了立法进程,2014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增加了第14条专门规定追续权[],对我国追续权制度的构建有重要意义。法条规定的合理性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本文将围绕第14条所涉及的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评析:第一,该条款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国引入追续权的合理性所在;第二,追续权的权利属性和制度定位,将其作为与第13条的著作人身权、财产权并列的特殊权利是否准确;第三,将权利主体界定为“作者或者其继承人、受遗赠人”,客体界定为“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文字、音乐作品的手稿”是否合适,需不需要增加义务主体的规定;第四,在追续权的实现上,适用场合是否应限定为“通过拍卖方式转售”,计提基础设置为“增值部分”是否科学合理以及采用何种计提比例,具体实现方式上如何与《送审稿》中第64条的集体管理组织对接;第五,追续权的行使是否应受限制,权利的限制内容应规定在何处,如何与第14条衔接。

一 我国引入追续权的合理性

第14条规定的追续权是《送审稿》中新增的权利内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解释说修改权利内容是为了“鼓励创作,整合权利体系”,“目的是解决作品成名前成名后获益差距大而著作权人无法分享收益的问题”。[]第14条及相关解释明确了追续权平衡艺术品作者与其他作者、转售商间利益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引入追续权的合理性,但是设置追续权的意义不限于此,《送审稿》中增加追续权制度还是保护艺术家权益、落实“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客观要求。

(一)设置追续权的必要性

从横向利益关系来看,追续权制度是缓解艺术作品作者与其他作品作者间利益失衡的重要保障。艺术作品原件的非复制性和双重属性形成了单一的盈利方式,引发作者和其他作者间的横向不公。首先,艺术作品具有非复制性,并非艺术作品绝对不能复制,而是指复制件不能实现原作的艺术价值。即使再精巧的艺术作品也能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复制,但是只能还原物理形态,缺失原件所独有的审美水平、艺术价值。而其他作品的复制件承载着和原件一样的艺术欣赏价值,能够将原件蕴含的情感理念、思维逻辑等进行完美还原。其次,由于艺术作品不可复制,一旦原作丢失,该艺术作品的价值将严重减损甚至消失,因此原作不仅是物的载体,还是作品的载体,具备双重属性。而其他作品能够无限复制,原作和复制件都是作品的合格载体。即使原件丢失,只要复制件存在,就能广泛传播供世人欣赏。[]最后,艺术作品原件的非复制性和双重属性使其变得稀缺和唯一,在市场供求原理的作用下增值潜力大、经济价值高,复制件的经济价值则显著低于原件,给作者带来的利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艺术作品的价值依靠人们对原件的鉴赏和购买实现[],作者只能从原件的展览和售卖中获利,一旦出售则权利一次性卖断,获利方式单一,缺少重复、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其他作品的作者可以对作品进行无差别的复制和重复利用,获利渠道较为多元。

由此不难看出,同样进行了艰苦的艺术创作,其他作品的作者能够通过复制权、表演权等持续获利,其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符合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等朴素理念,也为后续创作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艺术作品的作者一旦售卖掉原件就无法从作品中再获利,其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缺乏持续创作的良性激励。现行法律名义上对所有作者进行同等程度的保护,却造成了实际效果的不平等。设置追续权能够让作者从艺术作品的转售收益中分享部分红利,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弥补了艺术品获利方式单一的缺陷,在艺术品作者和其他作品作者间重新找到平衡的支点。

从纵向利益关系来看,追续权制度是缓解艺术作品作者与转售商间利益失衡的重要保障。转售商收藏艺术作品并进行宣传运作,存在因艺术家无名而投资失败的风险,由其享受作品增值福利在情理之中,而且转售商作为原作的物权所有人,行使处分权和收益权也符合法律规定。即便如此,艺术家穷困潦倒而转售商一夜暴富的行为仍然让人无法接受,因为两者间的利益划分严重违背了劳动财产理论和投入产出原理。

艺术作品的增值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市场不稳定、艺术本身难以参透、供求关系作怪、市场结构变化、收藏者的非理性喜好、消费者审美变化、作者名气上涨、转售商运营炒作、通货膨胀等因素综合决定了作品的市场价格。其中影响较大的无非三个:一是作品本身蕴含的作者劳动和艺术价值;二是作者后期持续创作、名气上涨,其社会地位、影响力等人格因素导致早期作品水涨船高;三是转售商的保存收藏和营销炒作。作品的固有价值虽然在初次销售中有所体现,但是往往存在被低估现象,后续的增值可部分归功于转售商的收藏运作,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固有价值的充分挖掘以及作者持续创作、名气攀升带来的名人效应。因此,根据“谁投资谁受益”“多劳多得”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公平正义观念,应将艺术作品的增值收益在作者和转售商间合理分配,而非由转售商独享。追续权允许艺术家获得部分转售收益,在兼顾作者创作热情和转售商投资热情的前提下,减少了两者间的纵向不公,打破了原有的分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利益再分配的效果。[]

我国引入追续权不仅可以缓解利益失衡,还具有更深远的政策意义,利用追续权制度保护我国艺术家的合法权益,也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要求。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难以用大宗款项从国外购买美术作品,而我们的美术精品却大量售到国外。中国艺术家在欧盟和美国艺术品市场中占有较大比例,齐白石、吴冠中的作品在欧美都有非常好的市场。以2012年春拍为例,最高成交拍品为齐白石的《溪桥柳岸·海棠秀石》金笺屏风,该作品被日本藏家保存多年,最终以超越拍卖前估价3倍之高价7010万港元成交。[]我国的艺术作品现在处于输出状态,但是根据《伯尔尼公约》中追续权的互惠原则[],在没有规定追续权的前提下,本国作者无法享有追续权,即使作品在海外市场卖出天价也无可奈何。《送审稿》中第14条规定追续权,使得作者能够分享作品海外转售的收益,契合我国艺术品贸易顺差的经济现状,有利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二)设置追续权的可行性

我国现阶段引入追续权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送审稿》中引入追续权绝非一时兴起,我国为此进行了长期的积累和准备。物质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活力,艺术品交易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为追续权的实现夯实了物质基础;制度上,《著作权法》《拍卖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逐渐出台并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完整的艺术品权利保护体系,我国也适时提出了“走出去”的文化建设方针,充分的法律、政策依据逐渐提高了民众的权利保护意识、对文化产业的认可度以及对艺术品交易和提成的接受度;组织建设上,我国针对文字、音乐、视听、摄影作品等分别设立了集体管理组织,虽然还不存在专门管理美术作品的集体组织,但是现有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人民团体已在人员、机构、管理等方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成立艺术作品的集体管理组织自然水到渠成;在经验方面,追续权诞生于1920年的法国,现已被多个国家所接受,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完善程度、社会文化习俗不同的国家分别对追续权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该制度对我国而言是全新的探索,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已然成为一项成熟而完善的制度,各国的理论发展与立法实践能够为我国提供借鉴和参考。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10.01 查看全文 >

VIP免费

论文目录

  • 引言
  • 一 我国引入追续权的合理性
    1. (一)设置追续权的必要性
    2. (二)设置追续权的可行性
  • 二 追续权的权利属性和制度定位
  • 三 追续权主体、客体范围的界定
    1. (一)追续权的权利主体
    2. (二)追续权的义务主体
    3. (三)追续权的客体范围
  • 四 追续权的实现
    1. (一)追续权的适用场合
    2. (二)追续金的计提标准
      1. 1.追续金的计提基准
      2. 2.追续金的计提比例
    3. (三)追续权的实现方式
      1. 1.管理机构的选择
      2. 2.集体管理组织的具体运作
  • 五 追续权的限制
    1. (一)追续权的限制性保护措施
    2. (二)追续权的诉讼时效与保护期
  • 结语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