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新史料强调多了，便不免会有学者呼吁重新关注旧史料，读常见书。然而研究者因旧史料量多而习见，阅读时常会对一些本来重要的问题习焉不察，或不求甚解而轻易放过。旧史料的意义被重新发现常有待于新的方法或新出史料的刺激，宋代文书行政过程中的“备申”即是这样的例子。“备申”一词在宋代史料中并不少见，然而直到南宋武义徐谓礼文书发现后，在文书中反复出现的“备申”才引起笔者重视。 徐谓礼文书中包含有录白印纸80则，包伟民先生归纳它们的格式，认为大致都有书头、批书内容、结语、签押四个部分。这是从文书形态的角度，把“批书（过的）印纸”作为一类文书而归纳出的格式，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观察，而学界对于此种“印纸”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从政务运行的角度看，批书印纸是一个政务运作的过程，批书何事，如何申请批书，谁来批，如何批，不同事务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批书的异同，批书所反映的地方诸机构之间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政务关系，体现着动态的、变化的政治过程。从“政务文书”的视角，我们不仅看到80则“批书”，还看到80则批书的背后有不少于80则徐谓礼个人申请批书的牒、状，以及为数不少的徐谓礼上级部门所做的申状。在徐谓礼为申请批书印纸提交的牒、状中，多次出现“备申”一词，这在宋代文书行政过程中很常见。对“备申”概念的厘清，有助于我们理解“状”在宋代政务运行过程中使用的普遍性与重要性。

关键词

作者

李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