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佛学的发展无疑是既曲折又富有重要思想意义的。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与内忧外患下的近代中国一样，注定是在曲折中蜕变求生。在救亡图存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回荡在思想界的各个领域。如何抵御新兴的西方文明，如何学习西方又不失掉中国文化自身，无疑又促使近代佛学努力寻找在传统与反传统中得以生存的内缘。这种矛盾，在批判传统与维系传统中的思想斗争与矛盾，在近代佛学之父杨文会那里也有所反映。一方面，他契入佛理之应机在《大乘起信论》，欧阳竟无说他“学贤首遵《起信论》”，在杨文会那里，学佛入门首先要读《大乘起信论》，如来藏缘起不可废，这是其维系传统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积极除旧布新，建立祇洹精舍，广泛从日本引入失传的古德典籍，如《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大疏》等，对唯识学也比较重视，其门下研究唯识者先后有章太炎、孙少侯、梅光羲、李证刚、欧阳竟无等。后由欧阳竟无继杨文会之慧命，创立支那内学院倡导弘扬唯识学，并走出与其师不同的道路。而欧阳竟无则重点阐发唯识大义，偏弹如来藏缘起思想。其门下吕澂、王恩洋等人继之以如来藏学为非佛说，力证《大乘起信论》为伪，开始了一场倡导唯识学复兴的佛教运动。因此，传统的维系与反传统一开始便在近代佛学复兴运动中成为一股相互制衡的力量，唯识学的兴起一开始便与如来藏学所受到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两者密不可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把唯识学作为新兴科学般看待，为其科学性张目，而唯识学的兴起又隐含着教派下的义理纷争，则必然有评弹中国化的如来藏学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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