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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至上时代”中的两晋文艺及其精神象征

摘要

经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父子两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接力棒”式的积蓄、韬晦、谋划,司马炎于公元265年(泰始元年)代魏建晋(史称西晋),定都洛阳,是为晋武帝,开始了司马氏家族一百五十多年的统治。公元263年,蜀汉政权(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为魏所灭。西晋建国后,休养生息,国力增强,公元280年(武帝太康元年)迫使吴国暴君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历经近百年的动荡、分裂后,西晋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西晋初期,司马氏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百姓生活安定,社会思想开明,出现“太康之治”(280~289)。西晋中期,武帝骄纵、奢靡、昏聩,奢侈躁竞之风自上而下蔓延至社会各阶层,形成“贪鄙、淫僻之风”。武帝选择九岁的“白痴皇帝”司马衷(武帝第二子)为皇位继承人。西晋后来的乱亡表明,这是西晋政权的重要转折,选人不当让西晋走向乱亡。历代史学家对此多有评论,初唐“史臣”云:“古者败国亡身,分镳共轸,不有乱常,则多庸暗。”后期昏庸的武帝选了一位“庸暗”的接班人,西晋乱亡悲剧已然注定。《晋书·惠帝纪》中“矫诏”一词出现频率之高在我国史书中应属罕见。“矫”是假托的意思,“诏”是皇帝颁布的命令,“矫诏”就是假托皇帝颁布命令。《晋书·惠帝纪》频繁出现“矫诏”一词,这表明惠帝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他先后被杨皇后之父杨骏、皇后贾南风操控,西晋政权落入外戚之手。西晋分封的诸王对皇权落入外戚之手十分愤慨,此起彼伏地与外戚势力展开权力争夺战。可见,晋惠帝的无能不仅造成外戚干政,而且引发了诸王与外戚、诸王与诸王之间的争斗,最终爆发“八王之乱”。外戚干政、诸王之乱让西晋政治始终充满阴谋、诈伪,异常黑暗、惨烈。西晋后期的怀帝、愍帝朝,政治日益腐败,社会风气愈加奢靡,崛起于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侵袭不断,西晋政权陷入“永嘉之乱”,民族矛盾加剧,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覆亡。

关键词

作者

陈志刚 1977年10月生,云南曲靖麒麟人。文学博士,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博士均师从云南大学张国庆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文论,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学术探索》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曾获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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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至上时代”中的两晋文艺及其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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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文艺至上时代”中的两晋文艺
  • 第二节 陆机:两晋文学精神的象征
  • 第三节 王羲之:两晋书法精神的象征
  • 第四节 顾恺之:两晋绘画精神的象征
  • 第五节 两晋文艺精神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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